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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015-10-08 02:10:41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

    

                                                                                          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东莞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提  要] 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在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许多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音乐专业师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或者置若罔闻,将最终会影响到高校音乐专业的建设与发展。现在笔者从人事腐败现象严重、领导阶层理论水平不足、国民劣根性难以根除和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缺陷这四个方面对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番论述,以期获得同行们的指导与讨论。

[关键词] 人事腐败;理论水平;行政权利;学术权利;劣根性;管理体制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和艺术教育的重视,许多普通高校都先后设立了音乐专业。音乐专业的设立既有利于推动普通高校的素质教育,还可以为社会培养应用型的高级音乐人才,并且可以提升高校的办学品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我国普通高校的音乐专业就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是,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在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许多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音乐专业师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或者置若罔闻,将最终会影响到高校音乐专业的建设与发展。现在笔者从人事腐败现象严重、领导阶层理论水平不足、国民劣根性难以根除和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缺陷这四个方面对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番论述,以期获得同行们的指导与讨论。

 

一、“人事腐败现象严重”是破坏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罪魁祸首”

“人事腐败”是我国政治体制下难以彻底切除的“毒瘤”,这个“毒瘤”也不可避免的也滋生于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内,并且成为破坏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罪魁祸首”,笔者先从高校音乐专业带头人所应具备的资质说起。

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肇始于20世纪上叶,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与杨仲子于1920年9月创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开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在神州大地上逐渐地发展了起来,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其间虽然历经波折,但是已经积累起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高等音乐教育理论,当然包括高等音乐教育管理理论,对高校音乐专业带头人所应具备的能力与资质也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高校音乐专业带头人在“专业能力”方面的要求是“对于音乐专业(学科)具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具有较为扎实的音乐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学科建设能力和音乐活动组织能力,了解学科发展动态,有能力带领专业(学科)向着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对于音乐专业带头人在“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是“为人正派、治学严谨、甘于奉献、严于律己,能够认真学习、带头遵守国家和单位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不搞特殊化,遵守学术规范,团结全体教师,勇于担当重任,对音乐专业和专业团队尽职尽责。”

当然,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当一些根本不具备音乐专业带头人资质的人一旦拥有了专业领导与决策权力,最终会给音乐专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这些音乐专业领导知道自己的专业水平不行,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导职位,在进行师资队伍建设时玩弄“武大郎开店”的把戏,使优秀的专家教授完全被拒之门外,引进的教师主要是一些勉强可以应付教学的刚毕业的本科生,甚至连音乐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与硕士生的人数与比例都受到了比较严格的控制。这种观念与心胸是不可能建构起一个专业优秀、结构合理的音乐专业师资队伍的;而且,这种专业水平低弱的师资团队一旦成形是很难产生大的起色与变化的,属于“十年前是什么水平和状况,十年后还是什么水平和状况”。所以说,这些领导及其所组建的这个团队基本上使音乐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处于一种停滞和瘫痪的状态,从而最终阻碍与破坏了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提升与发展。

其次,这样的领导组建这样的团队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远不止这些。这些领导“为求自保”除了对外阻止出色专家进入音乐系以外,对内还要排挤和打压专业出色的教师,阻止这些教师在专业上的提升与发展,以维护自己的领导职位与权益。他们或者给专业出色的教师一个人安排十几门甚至二十几门课去上,让这些教师整天疲于奔命去备课上课,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科研和发表学术文章,从而没有办法晋升职称;或者阻止这些教师参加博士生考试,不给这些教师提升学历和科研能力的机会,以免这些教师威胁到自己的领导位置;或者在单位内部拉帮结派,挑起事端,制造紧张空气,使专业出色的教师根本没有心情静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以免这些教师的能力与业绩的提升威胁到自己的威信与位置;或者在考核评优时有意模糊评优的条件并把优秀教师的荣誉给与自己派系的人,以挫伤业绩突出的教师的积极性来打压这些教师;或者有意制造独裁的气氛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或者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群专业水平偏差的教师为求自保,形成团伙,统一口径,加强话语权,玩弄不正当竞争游戏,为自己谋取利益等等。所有这些局面与后果就是由“乏能低德”的领导与不健全的高校体制造成的。

最后,“人事腐败现象严重”导致普通高校根本无法组建资质优秀、结构合理的音乐专业师资队伍。我们知道,师资队伍建设的成败直接决定着学科建设的成败,但普通高校的不少决策者欠缺的就是这种责任和意识,从而导致各种人事腐败现象不胜枚举。或者有的领导把自己亲友的子女安插在音乐系内担任音乐教师,甚至连面试这一环节都没有,而这些人在专业水平上最多只能胜任中小学的音乐教学工作,与高校教师的专业水平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关系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学教师;或者有些其它院系的教师把自己从事音乐工作的配偶通过关系塞进普通高校音乐系担任高校教师,而且高层领导也不把这当回事,从而把音乐系当成了给其它院系教师解决家属工作问题的一个“手工作坊”;或者是已经进入这个单位的教师想尽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把自己从事音乐工作的朋友塞进音乐系,以解决朋友的生计问题,等等。总之,普通高校的音乐系纯粹被人当成了“垃圾收容所”,有过硬关系的人都可以进来,没有任何专业层次要求,没有任何总体规划,没有任何合格的程序。而且,这一大群专业水平有限的音乐工作者一旦进入音乐系内部其结果更加可怕:首先,这群人降低了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其次,这群人知道自己水平不行,没有能力进行正当竞争,那就只能拉帮结派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把一个高校单位搞得乌烟瘴气,邪气横行,正气难以抬头;最后,这群水平有限的人背后都有一定的背景和关系,就是行政领导对他们的劣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高校音乐专业的师资队伍完全被人为的破坏了。

 

二、“领导阶层理论水平不足”是制约音乐专业(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瓶颈”

 普通高校音乐专业领导阶层一般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大学高层领导,包括一个是分管音乐专业的高层领导A,一个是负责高校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高层领导B;另一个部分是音乐专业带头人。在一般情况下,两位大学高层领导都不是音乐领域的专家教授,只有音乐专业带头人专门从事音乐工作,前两位是“圈外人”,后一位则往往是通过社会关系谋取领导职位的人,这三位领导的音乐理论水平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就是这三个人却拥有对音乐专业内部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包括专业定位、专业方向、办学规模、设施建设以及人事管理等等。

 在这种专业领导机制之下,有趣和滑稽的现象终于发生了,前面这两位不懂音乐的高层领导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力,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一个音乐方面的指导专家,对音乐专业内部的一些重大事项发表个人的意见和见解,并形成一些政策和决定;而专业带头人则由于高层领导与自己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对于“外行上级”的建议一般只能唯唯诺诺表示认同,这就导致了一个表面可笑、实则可怕的现象——普通高校音乐专业的 “外行领导内行”[1]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普通教师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事实上这些领导的决定与指示实际上也成为了普通高校音乐专业的办学思路和办学目的。由于音乐专业带头人根本没有能力站在专业或者学科的角度给上级提出一些科学规范的建设方法与思路,从而导致音乐专业完全变成了高校行政活动的附庸,完全失却了一个高校专业所应具有的科学性、严肃性、专业性和规范性,从而最终破坏了高校音乐专业正常的建设与发展。

 当然,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还比较复杂,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高校平台高低的不同以及高校办学思路的不同都有关系,但是普通高校音乐专业的决策和领导阶层音乐理论水平的不足才是造成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乃至专业建设失败的关键原因。笔者认为,作为普通高校的领导者与决策者在理论武装上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1、办学定位:在一般情况下,在普通高校中是不适宜将音乐专业作为一门重点学科来进行建设的,而只适宜将其作为一门普通学科来进行建设。但是,在普通高校中将音乐专业作为一门普通学科来进行建设,并不意味着对其办学目的、师资的专业水平、职称学历以及专业结构等方面降格要求。

2、办学目的:普通高校开设音乐专业的目的应该是为推动高校的素质教育,为大学生形成完美的人格和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而提供有效的途径,同时也培养一些社会急需的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实用型的音乐人才;而且,推动高校素质教育与培养实用型音乐人才是两方面都要做好的工作,不可顾此失彼。

3、办学规模:一般说来,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的人数有以下三种情况:①小型规模:约8—15名专业教师;②中型规模:约15—25名专业教师;③大型规模:约25—40名专业教师。

4、专业结构:一般说来,在普通高校的音乐系中,支撑性的专业应为音乐理论、声乐、钢琴、舞蹈和器乐,其师资人数比例应为4﹕2﹕2﹕1﹕1或与该比例接近,只要把握好这个比例,这个音乐专业就具有了比较合理的专业结构。

5、职称结构:一般说来,对于新成立的音乐专业教师的职称比例也应该有一定的要求,正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的人数比例为1﹕1﹕2﹕1具有着很明显的优点,而且教师在年龄上也应该形成一定的梯队形式。

6、引进条件:一般说来,对于音乐理论专业宜以引进高职称、高学历者为主;对于钢琴和声乐专业教师的引进,可以在职称学历上适当放宽,但要求专业过硬;对于舞蹈教师的引进,主要要看其是否具有舞蹈编创能力、教学能力和现有的成果;对于器乐教师的引进应当看其是否具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乐队排练经验,而且其专长的乐器要以易上手、能够在艺术实践活动中派上用场为原则;音乐系在处于小型规模与中型规模的时候,不宜引进西洋管弦乐队的弦乐专业。

7、办学原则:普通高校的音乐专业在专业设置上要紧贴社会需求;在办学规模上要做到量体裁衣;在教师专业上要强调一专多能;在课程设置上要讲求实用与横向结合;在教学模式上要做好从培养精英向普及大众的过渡;在专业程度上要把握适中实用;在教学设施上要强调资源共享。

8、培养目标:普通高校开设音乐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为社会培养具有一定音乐实践技能和教学能力,能在中小学、社会文艺团体和文化机关以及广播、影视部门等行业从事教学、编辑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实用型的音乐人才。[2]

 

三、“国民劣根性难以根除”使得音乐专业的师德建设“任重道远”

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与文明在留给我们后人丰富宝贵的物质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留给我们后人思想文化的糟粕与遗毒。这种糟粕与遗毒在几千年以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华民族前进与发展的步伐,而且也是酿成“泱泱大国积弱太深”的重要原因。“国民劣根性”就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与遗毒之一,时至今日,这种糟粕与遗毒依然深藏于国人心灵深处。在近现代学者当中,对“国民劣根性”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梁启超、孙中山和鲁迅等人,梁启超对于“国民劣根性”总结为:“第一,是奴性。第二,是愚昧。第三,是为我。第四,是虚伪。第五,是怯懦。第六,是无动。”[3]笔者认为,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研究深刻准确、一语中的,点破了埋藏在灿烂历史文明之下的腐朽与丑恶。直到今天,这个研究成果对于国民素质的认识与研究仍具有学术价值与指导意义。

高校教师对于“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也是丰富全面、淋漓尽致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奴性。这些奴性不仅体现在教师的思维方式上,也体现在教师的价值取向上。相当一部分的教师或者不敢独立大胆的思考,惟专业权威是准绳,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品质,导致知识更新停滞不前、专业与学科发展缓慢;或者惟行政领导是圭臬,从而导致判断上的失误,使部分“腐败无能”的行政领导获得了长期存在的土壤;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互相比赛谁对领导更好,“你能给领导当儿子,我就给领导当孙子”,一个个奴颜婢膝,丑恶之风盛行,令人作呕。第二,愚昧。很多大学教师尽管是知识分子,但是“睿智不足、愚顽有余”,缺乏进取精神,惰于学研,很少及时了解各种文件、方针和政策;或者对专业学术上的事务敷衍了事,学术造假,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实则自欺欺人,害人害己,使自己丧失了一个高校教师应有的职责感与使命感;或者很少能意识到自己拥有什么权力、领导拥有什么权力,从而为腐败现象的存在创造了环境。第三,为我。高校不少教师的自私自利目前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 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缺乏一个优秀国民所应有的基本的责任心;或者对他人表面礼貌、内心冷漠,丧失常人应有的仁爱之心;或者唯恐正义感与正义行为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见义不为,从而使高校中的各种贪腐行为,获得到了遮蔽的屏障;或者见到利益疯狂争抢,不顾先生女士斯文,表现为“拉帮结派、营私舞弊、削强护己、占人业绩”,把高校便成了地地道道的名利场。第四,虚伪。高校的不少教师每天衣着整洁,言行得体,但是个个心怀腹中事,难得有心与心的坦诚交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了一堵墙;或者表面上是热心的同事,内心却是冷酷的对手,从而使教师之间很难进行有效的团结协作,使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如同老牛拉破车般慢慢吞吞、毫无效率。第五,怯懦。在我国现有的高校体制之下,不少教师胆小如鼠,任凭行政领导打压敲诈,仍然一忍再忍,泰然自若,唯恐树叶落下砸碎脑壳,没有几个人敢于同丑恶现象作斗争,导致一些领导及其同伙胡作非为,把高校内部搞得乌烟瘴气,使高校的各项事业无法科学规范的运行。第六,无动。这个特点体现了很多教师的思想与行动的特点,想到很多要做的事,但是真正要做某事时则瞻前顾后、前怕老虎后怕狼,最后还是放弃,仅图一思之快。比如,或者有不少教师一直打算要做一个科研项目或课题,但是总是一拖再拖,总觉得考虑不周,不能“先干起来再说”,最后兴趣与信心全消,只能放弃;或者很多教师都想过要举报领导或者同事的违法与败德行为,但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放弃,付诸行动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结果导致丑行长期滋生,使我国高校的教育事业深受其害。这些所有的劣根性体现在高校音乐教师的身上,则既使音乐专业的师德建设事倍功半、任重道远,也使高校音乐专业的发展缓慢,效益低下,根本无法走上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四、“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缺陷”无法为优秀音乐师资的建设“保驾护航”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缺陷在于“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利的结合”,这种管理体制无法保证高校的科学运行,也无法为优秀音乐师资的建设提供保障。笔者现就“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利”进行一番比较,以便我们对于这两种权力的运作特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行政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强制手段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其运作特点是“权利的让渡”,即下一级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上一级,使上一级形成一个统一的决策(定),然后上一级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上上一级,以此类推,最后到最高层形成一个统一的决策(定)。“官高一级压死人”讲的就是“权力的让渡”这个特点。这种权利运作方式的优点是便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与决定,便于集中所有的力量向着一个总的目标去努力。比如,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所处的受剥削受奴役的状态;解放后,全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运动,使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翻番,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使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这是“行政权利”的运作所具备的优点,但是这种权利运作的缺点是一旦某位高层决策者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将会给整个集体甚至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伟大的统帅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十年浩劫”的动荡之中,阻碍了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步伐。“学术权利”是学术机构或团体赋予每位成员的参与学术活动、进行学术判断和评价等方面的能力,其运作特点是“权利的拥有”,与“行政权利”的运作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每一位专家教授都站在自己专业知识和学术道德的立场对某一认识和决策阐明自己的判断,不受他人左右,正确合理的就坚持,不正确合理的就反对;比如说一个十余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通过投票来决定某一认识的正确与否,票数占优势的决定获致采纳;如果有弃权者或者票数未过半的情况,再采用其它的学术方法与程序来解决。

通过对这两种权利的活动方式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学术权利”比“行政权利”更易于做出科学正确的决定,因为“学术权利”中的诸多专家教授都站在了学术前沿的立场,他们的判断反映了这个时代最新的科技与文明成果,而又通过科学的程序来行使,所以其决策更加接近客观真理;而“行政权利”的最后决策者往往会集中于个别关键(党政)人物身上,而这些关键人物大都不是相关决策领域的专家,所以在决策的学术含量与科技含量上要远远少于“专家组”;所以,“行政权利”在遇到科研属性较强、学术争议较大、知识含量较高的问题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率很低。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如果由十余名社科教授所组成的“专家组”来投票决定“要不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高校作为一个学术活动机构其真正的决策者应该是由专家教授所组成的“专家组”,而不应该是高校的关键人物——党政领导,但我国高校的真正决策者的确是党政领导;是高校的党政领导不仅在行政事务中担任决策者,而且同时也决策了高校中诸多学术含量很高的事务(包括学科方向、人员引进、领导任命以及资源配置等),出现了“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利的结合”这种现象,也就是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造成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缺陷,从而影响了我国高校的科学发展。我国高校一天不解决管理体制上的这种深层次缺陷,那就一天也不可能跟上世界著名高校发展的步伐。

当然,普通高校音乐专业也是建立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上,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良性运作的机率也比较低,所以说这种机制上的深层次缺陷不能为高校优秀音乐师资的建设“保驾护航”,也无法为音乐专业提供科学发展的“平台”。比如,笔者在上文论述“国民劣根性”时曾提到很多教师“怯懦自私”,不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不敢举报高校内部的混乱与领导的违法与贪腐行为,没有尽到一位优秀公民所应尽的职责与义务等,但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却是那些极个别举报领导违法、贪腐行为的教师之中,“十有五双”都遭到了来自领导阶层的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有的被停课审查,有的被考评为不合格、扣发了奖金,有的被彻底搞臭了名声,还有的被单位辞退、丢了工作等等,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说笔者认为教师的“怯懦自私”助长了混乱、贪腐行为也是不够确切的。

       

总之,我国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上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笔者限于篇幅就暂不作更加深入的探讨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缺陷”阻碍和制约了普通高校的科学发展,当然也为优秀音乐师资的建设设置了障碍,对此我们每一高校的音乐工作者都要予以足够的重视。我想,只要我们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美好的未来必将如欲升之朝阳——喷薄而出!

 

注释:

[1] “外行领导内行”这里应理解为“非专业人士领导专业人士”。

[2] 梁宝忠.《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J]2007(8),第153页.

[3]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5)》[C],《饮冰室合集》 [M]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1版),第18-27页. 

 

参考文献:

[1] [美] 哈罗德·艾伯利斯 查理斯·霍弗 罗伯特·克劳特曼 著 刘沛 任恺 译.《音乐教育原理》[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年5月(第1版) .

[2] 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年9月(第1版) .

[3] 李德隆.《高师音乐教育学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年2月(第1版) .

[4] 卢家楣 魏庆安 李其维主编.《心理学基础理论及其教育应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

[5] 梁宝忠.《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J]2007(8).

[6] 卢梭 著 何兆武 译.《社会契约论(一名:政治权力的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3月(第3版).

[7]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5)》[C],《饮冰室合集》 [M]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1版).

[8] 孟昭红.《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 载《学术交流》[J]2000(3).

[9] 谭志合.《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载《理工高教研究》[J]2002(4).

[10] 刘再生著.《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Problems in the Teachers Construction of Music Major in University 

 Liang Baozhong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Many problems appear while achievements being acquired by music major in university. Th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in the teachers construction of music major.It would had a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sic major in university if we pay no attention to a familiar sight.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problems in the way of analyzing the aspects of corruption in personnel matters、poor music knowledge of leaders、bad nature of national people and essential defect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order to get advice and discussion of others.

Key Words:corruption in personnel matters;theoretical level;administrative rights; academic rights;bad nature;administrative system.

 

[作者简介] 梁宝忠(1971-),男,陕西宝鸡人,东莞理工学院师范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学、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美学等方面的研究。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区大学路1号东莞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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