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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寡头博弈的中国早期碱业市场竞争分析

2015-10-08 02:01:24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

基于双寡头博弈的中国早期碱业市场竞争分析

 

李健英a  李娟b  王康c

摘  要:本文用博弈论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碱业市场的发展和演变做出分析,通过构建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得出双寡头垄断市场内,厂商以提高价格,得到增加收入的目标。但两个厂商都难以抑制暗中增加产量的冲动,从而偏离最优产量规模。在近代中国,卜内门和永利尝试通过市场份额的划分,以协议的方式达到双赢的目的。

关键词: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双寡头博弈  永利  卜内门 

 

一、引  言

碱不仅是用于民食,更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原料。在近代西方国家,常以碱产量作为工业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该产业的重要性、基础性可见一斑。中国近代碱业市场的起步,系从洋碱的进口开始。在洋碱进口之前,国内碱品市场,无论远近,均为天然碱的市场——主要供民食、造纸等使用。随着工业的发展,对于高纯度碱品的需求上升,洋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最早进入中国碱业市场的是世界化工巨头英国卜内门公司。卜内门执掌世界碱业之牛耳,营业机构遍及全球。其在碱业市场布局之广,放眼全球无人能及。多年锐意经营积累起令人羡慕的丰厚家底,塑造了一个稳如磐石的化工巨头。1899年,卜内门派员赴中国调查碱市。经过多次调查,卜内门公司决定要打开中国市场。该公司邀请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李立德(E. S. Little)为总经理,在中国郑州等地雇人肩挑洋碱,逐渐打开,并垄断了中国碱业市场。

1917年,鉴于一战期间,国内受限于酸碱等基础工业的缺失,民族工业丧失发展动力,近代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决心创办本土的苏尔维法制碱工厂。在此之前(1914年),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该公司在中国首开精盐生产的历史,打破了食盐运销长期延续的专商引岸制度,开创了中国盐政史上的新局面。久大为范旭东积累了创办实业的信誉,以及一定的发展资金。然而,然而,永利的事业远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在范旭东的支持下,留美归国的化学家、永利碱厂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不屈不挠,反复试验,终获成功。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于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得金奖,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在国际竞争中,永利与长期垄断化工产品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在日本和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获得了销售的主动权。

目前关于这一重要的跨国竞争的研究和分析,大多侧重于历史性的描述,经济学的分析较少,也未将其研究结果提升到理论高度。如陈歆文(2001)的《七、八十年前的一场商战——永利和卜内门的较量》,是目前对永利和卜内门之间跨国竞争过程最为详细的描述,但该文并未使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其他一部分研究者采用管理学的视野来看待永卜竞争,如张学军(1997)的《范旭东的竞争艺术》、熊秋良(1997)的《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辉哥哥(2005)的《范旭东围魏救赵》等文章,将永利的竞争上升为经营的艺术。本文采用规范的博弈分析,解构永卜商战背后的企业家决策依据,并分析永卜合作的稳定性。

 

二、寡头博弈模型的构建

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之后,邀请了在美留学的侯德榜参加技术攻关。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首次全厂开工。永利的生产成本方面,我们以苏尔维制碱的主要原料——盐为例,苏尔维法制碱耗盐量大,制造1吨纯碱需用盐2吨。中国工业用盐价格异常昂贵,1924年,卜内门所用原料矿盐每吨价格合0.45银元,相比之下,永利所用的长芦盐,其盐价每吨超过银元3.2元,两者相差7倍有余。可以说,永利在试生产阶段,生产成本远高于卜内门公司。

为此,我们假设有A、B两个厂商,A是该生产领域的自然垄断企业,由于其先行进入该生产领域,所以它的生产已达到规模经济,生产的成本较低;而B厂商是后入企业,在刚进入生产领域时,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设厂商A、B的产量分别为ya、yb,厂商A生产商品成本较低ca(ya),厂商B生产商品成本较高cb(yb),且有ca(ya)/ ya< cb(yb)/ yb,当然不妨假定MCa<MCb,进一步假设MCb=yb,MCa=ya/k(k>1)。另外,我们在市场需求曲线为线性函数条件下讨论该问题,(反)市场需求曲线为p(ya+yb)=a-b(ya+yb)。由于厂商A代表了先入企业,其成本优势明显,所以它是产量领导者,而厂商B是产量跟随者,这是一个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追随者利润最大化问题:

 p(ya+yb) yb- cb(yb)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求其最大值可得:yb=(a-bya)

领导者利润最大化问题:

 p(ya+yb) ya- ca(ya),且yb=(a-bya)

在上述条件下进行求导运算,最终求得约束条件下ya==,yb=。

从ya、yb的最终结果可以看出,当厂商A、B的平均成本接近时,即k?1+时,ya减小,yb增加,即厂商B的产量增加,厂商B的生产过程也将趋向于规模经济,它与厂商A竞争的能力也将增强,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厂商B的存活至关重要。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考虑,对于厂商A、B的竞争选择,它们分别可以有降价和保持价格不变两个选择。

若厂商A、B均保持价格不变,从一段较长的时间来看,厂商A的利润为Y1,厂商B则连年亏损,最终退出市场,它损失了投入的全部不变成本F和可变成本V1。

若厂商A选择降价策略,厂商B选择价格不变策略,从长期来看,厂商B将会退出市场,其最终损失为(F+V2),之后厂商A重新提高价格,它的利润在长期来看是近似不变的,即为Y1。而当厂商A选择价格不变策略,厂商B选择降价策略时,厂商B最终会形成规模经济,从而进入该产业,长期来看它的利润为P,而厂商A将丧失一部分市场,长期来看利润为Y2(Y2< Y1)。

若厂商A、B均实行降价政策,且降价幅度相同(当降价幅度不同时,其结果类似于上述厂商A或厂商B单独降价的情形)。随着价格下降,市场需求增加,即(ya+yb)增加。当产量增加时,假设厂商A的生产成本保持不变,而厂商B的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此时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降价后虽然厂商B的成本下降,但它仍处于亏损状态,这种情况下,厂商B最终会退出市场,它将亏损(F+V3),而厂商A从长期来看最终仍会恢复原来的价格,利润近似于Y1;第二,降价后厂商B的生产成本下降,并摆脱亏损状态,实现盈利,这时厂商B便能稳定的获取一定的市场份额,从而得到长期利润M,但是厂商A的利润水平将下降。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况,在两厂商同时降价的情况下,厂商A的期望收益E(Y)大于Y2而小于Y1,厂商B的期望收益也优于亏损(F+V2)而劣于P。

下表是厂商A、B关于是否降价的博弈的收益矩阵(其中Y2<Y1; Y2<E(Y)<Y1;-F-V2<E(P)<P):

表1  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博弈收益矩阵

 

上表中,收益矩阵的唯一的纳什均衡解是A、B均选择降价,当然这也是厂商A、B的占优策略。但是厂商A、B均选择降价则意味着双方将发生价格战,特别是如果厂商B致力于进入该生产领域,它不降价则没有存活的可能,尽管降价后厂商B最终的利润水平是不确定的,但其最差结果才是退出市场。在更多情况下,它将赢得生存空间。

与上述模型分析相同,在永利开始出货之后,卜内门和永利两公司均选择降价,而且双方的降价幅度完全相同。在卜内门津行经理小李立德等的多次鼓动下,卜内门洋碱不断落价,每两三个月跌价一次。永利遵循简单的博弈规则,即不论卜碱市价高低,不论盈亏,每百斤纯碱总比卜内门低3角出售。

卜行与经销商约定,凡因碱价下落造成的损失均归卜内门负责。因成本低廉,卜内门在降价后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永利为了能吸引代销商,不得不按照此“行规”行事。否则,碱价不断下跌,经销商进货之后即受损失,以后必将裹足不前。在折扣方面,为打开市场,永利给予顾客或代理商更高的优惠或佣金。卜内门在上海市场给其代理店的佣金水平为2.5%,而永利给五洲固本皂厂等客户的折扣却高达5%。在上海之外的各市场,永利给代销商的折扣同样为2.5%。 

但永利的获益情况正如模型分析的,面临较为复杂的情况。在投产初期,永利每担纯碱成本约达银洋6.5-6.6元,但生产成本很快降低。侯德榜曾在1927年初做过计算,如果未来每担纯碱售价降至3元左右,此时永利“每担当赔一元以上,以每日五百袋计之每年须赔出二十万左右。”据此推测,1927年初永利每担纯碱的成本当在4元以上。

通过多次试探之后,卜内门洋碱最后将售价降到4.2元。这个价格远远未降低到接近卜碱生产成本的水平。当年卜内门在东亚市场和经营非洲碱的肯尼亚马格底(Magadi)碱业公司竞争时,卜内门纯碱的价格曾降低到每百磅2.5元,除去英国到远东的运费、进口关税和营业费用之后,从这个接近零利润水平的价格可推测卜内门纯碱的成本大约只有每百磅1.7~1.8元。卜内门成本如此之低,难怪马格底公司1300万元资本,外加500万元公司债,仅仅两年时间就耗去大半,沦落到连债券利息都无力支付的地步。

正常情况下,在成功创办新兴工业后,创新型企业能很快通过获取高额的“创新红利”弥补此项亏空。但在面对在位者竞争时,实力悬殊的竞争将使新进入者获利困难、无利可图,甚至造成巨大的亏耗。卜内门的“非法倾销”造成永利营业亏损总计达140余万元,这是卜内门“精心”发动价格战对永利造成的破坏。

永利跟随卜碱不断降价,这决定了其应对卜内门竞价的基本策略只能是扩大产能,降低成本。但是增产需要大量的资金,久大和金城银行对永利的支持已达极限,公开募股则极为困难,李烛尘当时曾说:“现时外间招股尚无把握,如此莫大资本颇不易筹。” 招收新股扩大生产规模的路子也走不通。

就传统产业来说,如果售价低于成本,理应减少产量,所谓少卖少赔。但在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产业内,情况恰恰相反。这正如永利职员陈仲韩在永利碱厂第31次特别会议上所说:“厂中产少产多不影响于厂中消费,如产少则成本更重,再售之低价,赔本亦多,不如尽量出产。”对此,永利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即使碱厂保持现有的生产规模,永利尚且难以缓解流动资本的压力。如果碱厂生产出更多的纯碱,产品“市价及本者售之,不及本者待价而沽”,那时跨期资金回收的压力对永利来说势将更难以承受。纯碱堆积在仓库中,仅利息一项就将是一笔不菲的损失。决策者们的矛盾情绪反映出一个事实:永卜成本相距如此之大,双方价格战的结果只能是永利退出市场。

 

三、双寡头垄断市场形成时的永卜博弈分析

面对卜内门的凌厉攻势,范旭东一面降价应战,一面苦谋对策。范旭东、李烛尘等早年曾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市场较为熟悉。日本工业较中国发达,用碱量巨大。永利纯碱面市后,曾少量卖给三井天津分行。面对困境,日本市场成为永碱重要的出路。

此时,日本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三菱因下属子公司——旭硝子工厂在制造玻璃时需要大量纯碱,为此,三菱在玻璃厂内附设碱厂,由此踏入了制碱领域。虽然在卜内门与马格底的价格打压下,旭硝子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被迫退出公开碱业市场,但仍以制造玻璃的利润贴补纯碱生产线,产品在集团内部消化,此举使得三菱内部的碱厂得以苟延残喘下去。

而三井集团则无碱厂,它常苦于对主顾不能供碱,在与三菱的市场角逐中处于被动地位。为免在与三菱的争霸战中落于下风,三井急需代销富有竞争力的碱品,以与三菱集团旭硝子公司生产的碱品相抗衡。

1927年夏,当范旭东了解到上述情况后,随即与三井津行接洽,表示永利希望委托三井公司在日本市场试销“红三角”牌纯碱。此提议正合三井的心愿,一谈之下,双方都有意签订代销协议。1927年6月1日,双方顺利签订了日本市场代销协议。三井方面对于代销利润并无何要求,仅希望得到合理的佣金即可。三井代销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事后看来,利用国外现成的营销通道实现规模化销售是永利打破卜内门市场封锁轨迹中的关键一环。1928年,永利碱厂产量为14479吨,销量为12470吨,永利产销逐渐显露出平衡的苗头,生产成本不断下降,永利开始通过市场营销的努力,在国内碱业市场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深入的本地化使永卜市场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如图1、2、3所示)

 

图 1  永卜在中国及香港市场纯碱销量比较图 

数据来源:“中国及香港最近十五年之碱类销量”(表一),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之《与卜内门往来函卷之三》。

 

图 2  永卜在中国及香港市场烧碱销量比较图 

数据来源:“中国及香港最近十五年之碱类销量”(表二),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之《与卜内门往来函卷之三》。

 

图 3  永卜在中国及香港市场碱类总销量比较图 

数据来源:“中国及香港最近十五年之碱类销量”(表四),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之《与卜内门往来函卷之三》。

这里,我们假设厂商B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获得外界帮助),最终在价格战中存活下来,并获取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且其生产水平也逐渐达到了规模经济性的要求,这时可以假定厂商B的生产成本下降到与厂商A相同的水平。这一阶段,市场已经处于稳定的状态,厂商A发起的价格战已不再能达到阻止厂商B进入市场的目的,恶性的价格竞争甚至会造成两败俱伤。如果它们选择串谋,两个厂商先共同选择整个行业利润达到最大的产量水平,然后再进行产量、销量分配,那么双方能获得比价格竞争更大的利润量。两家厂商利润最大化问题就是它们需选择能使整个行业利润实现最大化的产量ya和yb:

p(ya+yb) (ya+yb)- ca(ya) - cb(yb)

这个问题的最优条件是:

p(ya+yb)+ (ya+yb)=MCa(ya)………①

p(ya+yb)+ (ya+yb)=MCb(yb)………②

由以上两式可以求出相应的最优总产出(ya+yb),上述最优条件有如下含义:当额外的单位产量不论由哪一家厂商生产,其边际收益均相等;同时,如果增加边际收益,双方的利润水平将提高。也就是说,在双寡头市场稳定的情况下,串谋并提价的冲动不可抑制。

永利和三井的代理协议时期为1年。1928年,永利和三井的代销协议到期后,卜内门有意通过在市场方面与永利合作,提高双方的利润;卜内门还交给永利30万元的代销保证金,该公司有意在市场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资本层面的合作——30万元的代销金在永利无法偿还或者范旭东愿意卜内门入股的情况下,均可方便地转化为股本。永卜和解后,永利跟随卜内门提高售价,公司利润不断上升。(见表2)

表2  永利抗战前历年盈亏统计表

 

资料来源:“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历年盈亏表”,约1951年,原化工部久大永利公司历史档案之《永利股东会杂卷》(总16卷)。

从1934年左右开始,卜内门和永利开始商讨深入的市场合作方式,例如通过建立统一的销售机构,向市场提供卜内门和永利的碱品。1934年7月9日,卜内门在致永利函中表达了希望和永利订立的协议中规定两者的价差,这样可以避免永利在得到销额后提高价格——即永利的产品售价按一定百分比低于卜内门产品的售价,这是一种防止永利“红三角”品牌价值提升的举措。但依靠庞大的销售网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永利已经从一个没有定价权的企业成长为一个寻求在纯碱领域领先地位的公司。上述提议很难为永利所接受,双方的谈判时断时续。但在这一阶段,中国碱业市场利润的上升是不争的事实。

 

四、永卜从价格串谋向产量划分的转变

在现实生活中,两家厂商进行串谋形成卡特尔是不稳定的,因为总有作弊的诱惑存在。例如,假设两家厂商都按使行业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ya+yb)进行生产,厂商A考虑稍微增加产量⊿ya,厂商A增加的边际利润为:

= p(ya+yb)+ ya-MCa(ya)

由于p(ya+yb)+ (ya+yb)=MCa(ya),所以=-yb,因为<0,所以>0,即厂商A可以通过增加自己的产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双方都倾向于增加产量,如果没有制度制约,卡特尔积极构建的市场将会消失。

基于价差控制带来的困难,此后双方的谈判重点转向市场的划分,即签订协议,通过制度化的分配方式,规范双寡头市场。双方划分市场的方法有两个——基于数量的分配和基于比例的分配。谈判期间,卜行哈利(Haley)曾明确表示,卜内门最多让永利年销52,250吨,“再多不行”。到1936年11月,卜内门又曾提议限制1937年永卜双方销售数量,永利分配的销售量是56,100吨。烧碱的销售量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纯碱,包含在此年销售量内。此配额与永利纯碱产量大致相当。就销售方面而言,永利在1936年销量不济,积累的存货过多,此后通过低价放盘,清空了一部分库存。该年永利在国内碱市比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此类“违规操作”。在存货销清之后,永利每年大约只能销售58,000吨纯碱。从产销两方面看,卜内门提出的分配比例都是比较恰当的。

此后,永利又提出卜四永六的配销比例——即卜内门占40%的市场份额,永利占60%。这是永利市场份额上升的体现,但更是范旭东、余啸秋等谈判技巧的展现。余啸秋曾这样说道:“当时我公司国内实销碱数距此标准还远,他们未能接受,我则以主权所在,难以变更。”而他在致范旭东函中,说的更为具体:“即不采用固定吨量,用百分法表示全国销量,永卜各占若干,为图易成,开口便说永要55%,如仍以稍延时日无碍,则不妨先说要60%,用中国主权来说话。”

1937年春,永卜之间的谈判在津沪之间一再进行。1937年5月12日,永卜双方最终签署了中国市场碱业配销协定,永利在国内碱业市场配销额(包括纯碱、烧碱和洁碱三种碱品)中占55%,卜内门占45%,以三年为期,永卜全面战略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通过比例划分市场份额的方式,永利和卜内门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双寡头垄断市场格局。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卜内门和永利之间的竞争,展现了大型跨国垄断公司如何通过自身的垄断优势,阻止落后国家的企业进入新兴产业。但缺少政府强力扶持的永利制碱公司通过借力,成功实现突围,并降低了生产成本,最终在近代中国碱业市场形成了卜内门和永利双寡头垄断格局。

对于双寡头垄断厂商来说,它们之间如果能达成合作协议,联合控制产量水平,并提高售价,双方都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碱业市场发生的真实情况。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双寡头串谋提价容易,但双方都有暗中增产的冲动,从而偏离最优产量规模。为应对这种状况,卜内门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资本联合,实现碱业市场的完全垄断。但此提议为范旭东等所否决。最终,卜内门和永利经过多次谈判,以市场比例划分的方式,试图控制最优产量规模,实现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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