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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论文 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建构

2019-02-02 12:40:42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一、绪论

  (一)选题意义:

  1.对于大众传播推进公民社会建构必然性的关注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各个阶层所掌握的资源面临重新洗牌,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且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之前由行政权力所填充的公共空间和广大的社会私域被腾空,同时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官民二元结构”,它稳定的形态和约束意识上下延展,一方面固化政府治理模式阻碍政府职能的转变,另一方面,每个人所独有的特质以及人作为一个个体所具有的价值被忽略,使行政权力退出之后的公共空间出现了真空状态,所以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成为被学者们广泛讨论与研究的话题。

  从西方成熟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来看,报刊和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是建构公民社会进程中重要的传播平台,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传媒从业环境,我国的传统媒体对于建设公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因为其门槛低以及即时性的特点已然使我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成为现实。近些年来,新媒体在打破时空距离、聚焦社会热点、形成社会共识、向决策者反馈社会意见过程中的表现十分抢眼。

  2.对于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公民社会建构的理性探究

  中国大陆的网络热点事件以及阿拉伯之春中,大众媒介所起的作用引起我的思考,大众传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公共领域使人们形成社会群体意见的?

  广泛的知情权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受限制的交流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现代大众传播同时具有这两个功能,但究竟是哪一方面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构还有待探究,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1.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公民社会研究所处的政治学领域与大众传播所处的传播学领域有较大的研究跨度,所以目前针对二者联系的研究并未有专门的理论体系。公民社会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相当成熟和普遍,但是由于传播学在中国是一门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建设和发展的年轻学科,所以还不具有足够的理论储备。

  中国政治学界对于公民社会的研究起于邓正来和景跃进在1992年撰写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他们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领域”,在报纸杂志上表达意见是非官方领域的表现手段。此文也被认为是国内学界对于公民社会与传媒关系研究的开端。

  进入21世纪以后,大众传播与公民社会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南京大学王雄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新闻舆论研究》介绍了西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理论,并以此为基础阐释了中国公民社会建构过程中传媒的作用,这本著作也是公民社会研究进入传播学领域的标志。展江是国内传播学领域比较早接触到公共领域的学者,在2002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一文中,他着重对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论述中有关传媒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之后他更进一步用“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来解读中国传媒的发展现状,论述了“由于国内媒介规制人治传统和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当今中国商媒勾结甚至官商媒共谋制造“伪公共领域”,使民众有被诱导成为“不讲游戏规则的经济动物”的危险。

  以上两个阶段对于大众传播的内涵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方面,2008年以后新媒体蓬勃发展,有关大众传播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研究热点,在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中研究了几起网络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以及意义,认为网络空间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政治场,这之后随着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出现了针对某个特定自媒体平台的研究,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大学丹路撰写的《微博对构建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大学的于燕云撰写的《网络媒体微博客与公民社会互动关系研究》的硕士论文,分析论证了微博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的研究已经趋近成熟,近些年来主要集中于量化分析的层面上。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外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就开始试图描述全球公民社会发展景象,有代表性的例如霍布金斯大学在全球40余个国家开展的全球公民社会的统计测度,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发起的有60多个国家参与的公民参与指数(CSI)的测度,世行提出的ARVIN框架,美国国际发展组织(USAID)在东欧及欧亚大陆27国测度的NGO可持续发展指数(NGOSI)等。美国波士顿大学的Jacob Groshek博士和华盛顿大学的Philip N. Howard教授等学者试图通过数据分析研究社交媒体与公民在非官方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行为,他们通过论证认为这些大众传播的工具在短期内不会妨害民主,长期看还有可能促进民主,而效果最为显著的是在那些政府行为本就受到约束的国家。

  二、理论研究

  (一)公民社会理论梳理

  霍布斯的公民社会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认为,原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每个人都拥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外界的一切人或事物都可以被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 曾远英《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嬗变述评》23-《前沿》2008年第11期)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人们弥补这些缺陷只有通过订立契约结成公民社会,在霍布斯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和平、安全与秩序是人们首要追求的政治价值,为了这些价值的实现,一个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威应运而生,所以按照霍布斯的理解,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合而为一的。

  洛克的公民社会观:洛克的“自然状态说”:原始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和睦的状态,所有的权力都是相对的,没有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他还认为人们天然地拥有生命权、财富权与健康权,每个人都有权充当自然法的执行者,显然这种自然状态是存在缺陷的,首先是缺乏一种公正的、众所周知的法律,其次是缺少一个公允的裁判者,而且做出的判决也缺少权力的支持,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公正与麻烦,人们自愿订立契约将自己所拥有的一些自然权利让渡出来,由此产生了政治国家。所以按照洛克的理解,“社会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 曾远英《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嬗变述评》23-《前沿》2008年第11期),社会不是由国家所决定的。

  亚当弗格森的公民社会观:一种经济的私人的社会生产领域,他看到了近代国家向以往属于私人领域的扩张的趋势,对这一趋势侵蚀公民美德表示担忧。按照弗格森的理解,公民社会与国家被对立起来。

  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化,认为国家职能应当与经济系统完全分离,个人追求经济价值的行为会在市场的调节下最终促成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不干预个人行动的前提下,个人能够充分理性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个人基于自己所处位置的判断要优于制定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与议员。他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为公民社会独立生存于国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基于此思想的市场经济则给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

  黑格尔的市民观: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除却了血缘之外的联系,而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可能形成这种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每个人都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才能够达到自己所有的目的。“但是,由于独立的个人之间只具有外在的、工具性的契约,缺乏内在的、自然的关联,所以市民社会必然导致外部秩序的混乱与人内在精神的异化,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曾远英《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嬗变述评》26-《前沿》2008年第11期)另一方面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出现的矛盾也无法由市民社会本身进行调和,这就要求由依靠理性建立起来的政治国家,用强制性的力量对市民社会进行整合,所以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二者关系的看法是国家史高于公民社会的,对公民社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十世纪后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30年代,代表人物是葛兰西;第二次是80年代,代表人物有德国哈贝马斯、美国柯亨、阿拉托、阿伦特、英国约翰基恩等。

  这两次高潮后公民社会从一个经济活动领域转向文化批判领域,公民社会成为一个构建公共理性与伦理的空间;还有一些学者更倾向于从组织层面理解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等同于第三部门的集合。

  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观:葛兰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公民社会,认为公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前者实施的是暴力型的权力,后者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对于文化的领导,政治国家通过它规制社会文化。

  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观:公民社会是诞生于资本主义之中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生产系统(以资本主义私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与社会文化系统(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非官方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独立的传媒、各种俱乐部、市民团体、职业团体、工会、政治党派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更倾向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特征,将公民社会看做私人自治组织的联合体或由其发起的社会运动,另外这一时期公民社会开始被称作“第三部门”,相对地,政治与经济则被称为第一与第二部门。

  从上述的理论梳理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经历了从与政治国家一体到被视作经济生产领域,再到独立的公民社会的过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慢慢脱离政治国家的历程,在这三个阶段中,社会文化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传递社会文化、构建公共领域、形成公共意识的平台也从最初的古罗马广场逐渐发展到了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可以说大众传媒在构建公民社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传播学与公民社会理论的结合

  1.传统媒体时代的公民社会

  媒体的分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传统媒体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出现之前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在哈贝马斯看来研究公共领域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所以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政党报刊时代,第二个则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的时代,在第一个时期,报刊作为社会舆论的载体被政党当做互相攻讦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这个阶段的大众传媒有如下特点:一些作者把报刊当做向公众表达自己意见的工具;“报刊在公众的批判中发展起来,是公众讨论的延伸,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器,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由于违反了牟利性原则,它们往往是赔钱的,政治的动力是以破产为代价的。”

  情况改变在商业化的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本开始进入传媒行业,广告成为媒体获取利益的一项重要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商业化的大众传媒开始进行企业化的运行,“报刊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成为私人利益侵入公共舆论的入口;新闻编辑的活动也发生改变,他们感觉到新闻素材的选择比言论更重要;最重要的变化是报刊批判功能向广告功能的转化。”

  对于中国来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公共领域,因为传媒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媒的管理体制,根据我国传媒体制与新闻事业的特点,基于大众传媒的公共领域在很长的一段时代都无法存在。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我国是存在公共领域的,只不过还很脆弱,需要公众的呵护与培养。新中国成立之后,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为人民发表意见和讨论时事热点提供了平台,公众自由获取资讯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在传媒媒体之中形成的公共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传统媒体相对于新媒体来说面临更多的被审查的可能,而且报刊和广播电视受到版面和时间的限制,这就导致一些问题在传统媒体中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甚至都不能在传统媒体中出现,其次从讨论者的角度上来看,参与讨论的大多是拥有更多的权威与技能的精英阶层,留给占据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发言的机会并不多,相对于直接由普通民众参与的讨论,媒体选定的人,如专家、行业代表等的发言使民意被中介和稀释化了,不再能够代表纯粹的民意。

  2.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社会

  在1998年召开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时任秘书长安南将网络媒体称作“第四媒体”,从广义上来讲,网络媒体是指整个的网络平台,狭义上的网络媒体则是指一切允许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的媒体。与传统媒体垂直、单向的传播方式不同,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水平的、交互的,简单地来说,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软件出现之后的自媒体则是“受众主导型”,这些新兴的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鼓励受众参与讨论并为受众的讨论提供空间,虽然这种讨论平台中信息的谨慎程度与理性程度与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十七、十八世纪的咖啡馆和沙龙文化当中的意见讨论相去甚远,但是却为现时的人们在短时间内完成意见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而且这种讨论的空间往往都是公开的、无门槛的,任何接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无阻碍地发言,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由精英阶层把持话语权的局面,其次网络讨论的匿名性也使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讨论,虽然匿名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匿名性大大降低了人们发布言论的风险性和复杂程度,消除了人们讨论公共事务的顾虑,增加了公众发表言论的真实性。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网络新媒体提供的信息也更加多样化,用经济学来比喻的话,传统媒体时代就是卖方市场,报刊与广播电视提供的信息是固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色彩,而网络则是一个信息的海洋,通过网络人们可以任意检索自己所关注、所需要的新闻,网络使人们获得更加充分和全面的信息。网络新媒体还给人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虚拟空间是一个没有中心和强权的、平等的空间,信息传播在这里从单向度变成了多向度,网络技术的实时性与交互传播打破了统一舆论,开拓了新的公众意见模式。

  三、公民社会的测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的活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有关公民社会的概念再一次被激活,与此同时,描述世界各国公民社会发展情况的方法也备受瞩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在四十多个国家开展的全球公民社会的统计测度、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发起的公民社会参与指数(CSI)、世界银行提出的ARVIN框架等,其中霍布金斯大学所推出的全球公民社会指数GSCI主要是从结构层面描述公民社会,没有过多地涉及公民社会更深层次的意义,ARVIN框架的命名来自Association、Resources、Voice、Information、Negotiation这五个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结社的自由、资源、发言权、知情权、公共辩论能力五个要素,这个框架相比GCSI更加突出了公民社会的特性,从社会的法律与规则的框架、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情况、社会文化四个方面对公民社会进行测评,每个方面又从上述的五个要素测评,形成了一个框架式的评测体系,突出了使公民社会得以运作的要素,不再只局限与对第三部门的测度。

  表格 SEQ 表格 \* ARABIC 1 ARVIN框架

  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推出来的公民社会指数CSI自2002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这个指数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结构、环境、价值、影响四个维度测度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的特点是CSI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基于统计学的指标,而是客观的数据和主观评判相结合的一个描绘全球公民社会发展情况的指数,使共同点和差异更能够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时又以其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与框架使其具有国际比较上的现实可能性,但是CSI也有其弱点,涵盖范围的广泛带来了概括力的弱化,所以对于不同国家的公民社会的核心特性来说只能够提供一个初步的描绘。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参加了CSI的研究,其中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指数研究项目是在2003到2005年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主持进行的,在实践中研究者们发现将这套指标体系应用于中国之后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与本文研究内容关联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CSI价值维度的偏向性问题,在价值维度中CSI的设计者并没有将理性、法治精神、自由、诚信、个体价值等这些原本应为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列入测度的范围,所以研究的主持者清华大学NGO 研究所的贾西津老师认为在以后的中国公民社会测度项目的开展中应该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公民社会测度指数及其本土化探讨》一文中,贾西津指出“公民性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义”,测度公民性时调查的是普通公民,测度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社会文化观,包括公民对于法治、自由、个人价值的看法以及自治的能力等。

  在上文对新旧传媒在公民社会中的影响和多个测度公民社会指数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与西方依托于志愿性社团所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不同,中国独特的文化与社会态势以及中国公民社会起步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都决定了中国公民社会,特别是现阶段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呈现出的无统一纲领与组织目的性的,“一次性”社会舆论群体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侧重事件性群体构成而非组织性群体的运作。所以本文将倾向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价值维度,研究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建构的关系时主要测度民众对媒体的使用情况与公民社会核心价值的关系,综合上文关于传播学理论与公民社会理论的梳理,大众传播的使用可以保证人们的知情权,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生活,进而对于人们的公民意识有正向的作用,故而提出假设H0:民众使用传媒的频率越高,越具有公民意识。

  四、研究方法

  下面将对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研究变量的界定以及研究模型的建立进行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调查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抽取了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村居,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调查数据中包含了个人基本信息特征、媒体使用情况等内容,符合研究需要。

  研究过程中,本文剔除了主要变量中的缺失数据(诸如:拒绝回答、不清楚、不知道、不适用等)、居民未满18周岁的样本数据,最终共获得9581个研究样本。本文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变量界定与描述

  由于公民社会核心价值难以量化,故而本文采用公民的法治精神、个人权利意识、社会宽容度与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认知代表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作为因变量,自变量是公民对于媒体的使用情况,根据2015年发布的传媒蓝皮书,电视行业虽然面临严峻的危机,但是电视仍旧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所以这里选择电视作为媒体的代表。

  (三)实证检验

  问卷中最能体现公民法治精神的问题是“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一些法律虽没有明令废止,但从内容看已经过时了,这种法律不必遵守”,本问卷采取李克特量表模式,答案采用五分法,依次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表二是对媒体使用情况和公民法治精神的交叉表分析:

  表格 SEQ 表格 \* ARABIC 2

  交叉表的纵项是电视使用情况变量的分类,横项是法治精神变量的分类,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在从不看电视的受访者当中只有不到30%的人认为法律即便过时但只要没有废除就应当遵守,而在经常和非常频繁使用电视的受访者当中这一比例接近50%。因此,可以认为经常收看电视的人对于法律有着更加完备的理解,更加偏向于遵守法律。

  测量个人权利意识时我使用的是问卷中“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不应该干涉”的问题,因为交流的自由可以促进政治自由,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发言和交换观点至关重要,同时近些年由于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人们对于言论自由应该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思考,表三是对媒体使用情况与人们对待言论自由态度的交叉表分析:

  表格 SEQ 表格 \* ARABIC 3

  交叉表的横项是受访者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干涉人们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的态度,纵项是电视使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来不使用电视的人对于言论自由的支持率只有不到20%,相比之下经常以及频繁使用电视获取信息的受访者中对于政府不应干涉人们在公共场合发布批评政府言论都有超过50%的支持率,所以可以认为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对于社会宽容度的测度我选择的是受访者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在问卷中该问题的表述是“您对以下看法同意程度——‘同性恋’是个人行为,他人不应该指责”。

  表格 SEQ 表格 \* ARABIC 4

  从表四中可以看出,随着电视使用情况的改变,人们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波动,所以不认为二者具有相关关系,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主流媒体不被允许宣传报道同性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仍十分强大,导致人们对于同性恋以及与其类似的一些离经叛道的事物难以接受,所以从现阶段来看,大众媒体的使用并没有能够改善人们的社会宽容度。

  测量社会责任感的时候我采用了问卷中人们对于工会看法的问题,具体表述是“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职工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现在对于国内社会组织采取的办法是,每一个社会组织想要获得合法的身份与开展活动的权利的话,就必须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这就导致国内的社会组织名义上是非政府的,但是实际上还是或多或少地受着政府的领导与限制。故而选择工会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非盈利组织作为人们对于社会责任看法的测量对象。

  表格 SEQ 表格 \* ARABIC 5

  从表五中可以看出无论使用电视的情况如何,多数受访者们都倾向于需要强大的工会去保护职工利益,但是随着电视使用频率的提高,人们对于同意需要强大的工会的支持率也在上升,所以可以认为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亦即媒体的使用可以强化人们对于社会责任的意识。

  (四)研究发现

  综合上面的四个交叉表分析来看,媒体的使用确实促进了人们的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与言论自由意识,虽然没有对社会宽容度产生影响,但是综合之前的分析我认为这也是因为中国媒体特殊的情况所导致的,上文提到“公民性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义”,而法治、自由的精神、自治意识又是公民性的代表,所以得出第一个结论,媒体的使用可以强化人们的公民意识。

  (五)对话自由在建构公民社会中的作用

  上文描述新旧传媒时代下的公民社会图景时已经有过阐释,媒体影响公民社会的两个功能是信息的披露功能和提供观点交流平台的功能,二者又可简化为信息自由与对话自由,其中传统媒体主要提供前者的功能,网络新媒体的亮点则在于使人们能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传播信息、交换观点,那么对话自由在构建公民社会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

  在纪律严明的组织中领导者可以有条不紊地引导内部成员行动,因而可以更加轻松地进行集体活动,对于纪律性差的组织而言,社交媒体可以降低组织成本从而弥补缺陷,这主要是基于一种被称作“共同认知”(shared awareness)的协调形式,“共同认知”是指组织中的所有成员不仅清楚当前的局势,也知道其他成员对于局势同样清楚,社交媒体通过在网络上传播信息来增进人们的共同认知。2001年时任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贪污面临弹劾,但是其在国会的支持者投票驳回了他犯罪的证据,判决公开不到两小时,数千名菲律宾人便聚集到首都马尼拉市的主干道——德罗斯桑托斯大道进行抗议。短信助了这场集会一臂之力。通过转发“到桑托斯,身着黑衣”的短信,集会人数迅速壮大,接下来的几天,累计超过100万菲律宾民众到达现场,整个马尼拉市区的交通陷入瘫痪。在那一周内约有700万条短信被转发。民众组织如此大型运动的能力和快速的反应撼动了菲律宾国会,最终国会悬崖勒马,公开了总统违法的关键证据,埃斯特拉达也由此下台。这是人们第一次利用社交媒体把国家领导人赶下台。埃斯特拉达本人也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当时的“短信一代”。

  在当代各国,由于共同认知越来越明显,形成了保守主义困境,这个词不仅适用于独裁者,对于民主政府、商界领袖同样适用。新媒介的流行增加了人们发表言论、共享信息的机会,使执政者需要解释官方与民间两种声音的背道而驰,对于陷在保守主义困境中的国家来说,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两种反应:审查(censorship)和宣传(propaganda),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手段都不如直接噤声来得有效,但是如果政府切断网络的话可能连原本的支持者也会变得激进起来,因为取缔专为异见者打造的工具很容易,但是如果取缔使用更广泛的工具,难免会面临不满的非政治行动者转为政治行动者的风险,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伊桑祖克曼称之为“数字浪潮下的萌猫式行动主义”,这个概念来自网络上分享猫咪照片的热潮,指价值不大却广为流传的网上活动。2008年,韩国众多少女在清溪川公园发起了抵制进口美国牛肉的活动,就是因为在“东方神起”的网上论坛的讨论中引起的,然而东方神起只是一个男子乐团,并非政治性团体,这些少女也并非典型的政治活跃分子,但是在有着80万活跃网民的网上论坛中,网民可以通过对话形成政治主张,这就是对话自由的力量。自由地分享交流观点是形成公共领域的一个关键步骤,只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领域,改变才可能发生。

  五、结语

  概言之,本研究根据大众传媒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将媒体功能分类为披露信息与提供交流平台两大部分,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分析了传统媒体的使用对于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并结合一些案例分析了新媒体所独有的信息交流功能在构建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对此本文发现:第一,传统媒体的获取信息功能对于强化公民意识,树立公民价值有正相关作用,民众越频繁地使用媒体获取信息越能够更好地把握公民价值观,但是媒体的宣传导向也有可能导致某些公民核心价值的异化,比如上文数据分析中对社会宽容度的测量发现,使用媒体的频繁程度与人们对同性恋的接受度并没有关联,这与中国传媒内容的审查机制不无关系;第二,对话自由可以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使组织涣散的人们因为某一事件迅速联结在一起,这种公共舆论群体大多是一次性的,而且通常是由非政治行动者转化为政治行动者,相比于持异见者所结成的团体来说,政府难以做到直接使其噤声的效果,只能通过政治宣传与言论的审查尽量减小这种一次性公共舆论群体的政治影响,这就有利于公共领域的形成,进而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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