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 9:00—22:00

期刊论文网 > 文化历史论文 > 综合考古论文 > 综合考古学论文 殷墟环境考古学的整合分析

综合考古学论文 殷墟环境考古学的整合分析

2018-11-26 11:49:26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在自然界以外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都是可变的因素,并相互影响着。考古学的目标是“透物见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所在时代的环境背景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安阳殷墟是我国考古界的滥觞,关于它的环境考古的研究,自然也是极为重要的。本文通过对前人所做殷墟环境研究的整合分析,从有关殷墟的文献和出土器物中找寻其环境发展历程,探索环境变迁,总结人地关系的发展,进而达到进一步揭示晚商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的过程和规律的目的。

  关键词:环境考古;殷墟;人与自然;整合分析

  一、我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简述

  环境考古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出现的学科,着重研究古代人类和生存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相较于传统考古学侧重研究遗迹遗物的不同,环境考古学更强调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对历史起到的作用,并逐渐成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自古以来即是地大物博,地理环境错综复杂。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粟与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稻是我国“南稻北粟”饮食结构的典例,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环境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一定影响。而大禹穿山引水、《韩非子》载古人焚林而田等事例,则反映出古人环境具有能动的适应性。近代以来,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如1934发行的《禹贡》杂志的发刊词中,把地理环境比成历史演变的舞台。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先生利用多个更新世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植物花粉进行了深入的生态型分析,详细探讨了这一时期的环境特征。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们愈来愈认识到环境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采取不同学科的方法,试图重建并分析各遗址的环境,如地貌分析、沉积物分析、哺乳动物化石分析和孢子花粉分析,但是并没有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

  环境考古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在我国的出现,则是策源于1986年周昆叔先生在北京上宅遗址开展的环境考古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提出环境考古学是为了研究人类文化形成规律,侧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历史关系的一门学科。随后,俞伟超先生提出环境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特定文化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及其对文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并研究环境与特定的技术、行为方式和观念形态的相互影响。严文明先生把环境考古的研究内容划分三个区域、四个层次的研究,即为局域研究(遗址及其附近的地理环境研究)、小区研究(地貌单元的环境研究)和大区研究(自然地理区的环境研究),其中自然地理区中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若干个文化区系。

  进入21世纪,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聚落考古、人类生态系统、体质人类学等研究的影响下,环境考古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结合国内外环境考古的研究,杨晓燕博士和夏正楷先生把环境考古分为地学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及分子生物考古等四个领域。而与此对应的各种新技术、新手段层出不穷,地貌填图、植硅体分析、土壤微型态分析、动物生态分析等方法的引进,使环境考古学有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

  二、殷墟的自然环境综述

  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其发掘历程迄今已横跨九十年而不绝不止。期间,大量专家学者对这里的气候、动植物资源、土壤、山川和水系等做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本文即拟整合并探讨之。

  一地之气候变化,势必会影响一地动物资源与植被的变化,从而改变当地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引起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故殷墟古气候的研究,是殷墟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进而恢复殷墟自然环境的面貌,探寻殷民在适应环境时,对环境的影响与改变,从而达到揭示人地关系的意义。

  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部,座落在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与安阳盆地交汇的洹河二级台阶之上。其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彼时黄河在殷墟东部自南向北奔腾,北部则是漳河自西向东流淌,南部有淇水,还有洹河自其内部由西向东穿过,渐入卫河,是为殷墟之母亲河,与商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这就是《战国策》中所言的“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与左思《魏都赋》“南瞻淇澳,北临漳滏”。

  图一:殷墟的地理环境(引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早在1944年,胡厚宣先生在《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一文中,将他所见甲骨文中与求雨有关的卜辞一一列出,发现一月至十三月皆有求雨之辞,并由此得出结论:殷墟时期一年四季皆有降雨且颇为丰富,彼时气候是如今长江流域一般的胡厚宣. 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随后,竺可桢先生以冬季温度做为标准,通过对植物物候期的观测,提出殷墟时期的温度比现今高上3-5℃,气候虽比不上长江流域,但仍较今时温暖。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根据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尤其是象的发现、文献与甲骨文中相关的记载、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等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程度上纷纷支持以上观点。

  但不同看法亦有之,如陈昌远先生在研究北方稻作业的种植变迁历程后,提出了殷代气候与今已无甚差别,只是从湿润逐渐变化到干燥。宋豫秦先生把我国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他认为第五阶段即距今3200-3000年(即大致相当于殷墟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气温波动下降期,但温度仍高于现在。而周伟先生根据殷墟新出土的水井、窖穴和墓葬的材料,制成了殷墟地下水位变化图(图二),据图,地下水位有着剧烈的波动性,由此他认为殷代气温并非一直是温暖湿润的。

  图二:殷墟地下水位变化图

  其实通过审读饱经风霜的甲骨卜辞不难发现,其中不仅记载有降雨的情况,还有降雪,降雹,乃至降霾(即沙尘暴)。假使殷代是温暖湿润并偏向于热带气候的,那就很难有这些情况的发生。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今本《竹书纪年》载帝辛时“雨土于亳”,《太平御览》载商末周初时“阴寒雨雪十余日”,这些描述都说明了殷商时期确有干旱化的现象发生。

  动植物的种属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气候的变化。

  杨钟健先生曾统计过殷墟出土的哺乳动物:数量一千以上的肿面猪、四不像鹿及圣水牛三种。一百以上的有家犬、猪、獐、鹿、殷羊及牛六种。一百以下的有狸、熊、獾、虎、黑鼠、竹鼠、兔及马八种。十以下者,有狐、乌苏里熊、豹、猫、鲸、田鼠、獏、犀牛、山羊、扭角羚、象及猴十二种。

  圣水牛如今生活在两湖沿江处,四不像鹿嬉戏于现长江中下游,黑鼠、竹鼠、獾、獏等活跃于今南方地区,而乌苏里熊和扭角羚则出没于高寒地区。从这些动物群上,反映出的殷墟之自然环境可见一斑,也从侧面印证了殷代气候是由温润转向干旱的观点。

  以殷地之象为例,有进贡说和本土说的争论。《甲骨文合集》8984片记载了占卜问雀国是否向商王进贡大象的问辞,4611片记载进贡的大象送到了。再加上出土的象骨较少,故有学者认为殷地的大象是进贡而得。而1976年在殷墟王陵西区东南发掘的祭祀坑M35中就埋着一头幼象,戴着一个铜铃,有饲养的痕迹。《吕氏春秋·古乐》载“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另外“豫”字即一人牵象,或是“象邑”之意,这些都表明了殷地的象应是本地所产并有饲养的可能。

  1987年,小屯东北地区出土了一批鸟类骨骼,经鉴定,有雕、丹顶鹤、冠鱼狗、耳号鸟及褐马鸡等。这些鸟类多蹁跹于今北方天穹。

  至于鱼类,伍献文先生认为有鲻鱼、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及赤眼鳟等。另小屯东北出土鸟类骨骼的同时有一鲟鱼侧线骨板出土。

  动物所栖居之所,亦有一定之规律。如竹鼠窜逆于竹林,鹿奔驰于草原,熊、狐、狸等匿于深林,獾、獏藏于灌丛,扭角羚跳转于高山,犀兕徜徉于池沼,可以说,殷地的自然植被是应有尽有了。

  而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鉴定的殷墟地层中植物种子的种类则有蓼属、莎草属、菟丝子属、藜属等均广泛分布于暖温带和热带的植物属种。1990年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出土了一个小竹篓,而殷墟历年出土的墓葬不乏有裹竹席而葬的,再加上竹鼠、獾及獏的存在,当可以证殷墟是出产竹子的。

  张振卿等人对安阳三个土壤剖面进行了采样并分析其孢粉遗存,得出当时安阳市附近有着常绿落叶阔叶林,并含少量亚热带植物孢粉。殷都建成后,草木植物花粉和中华卷柏孢粉增多,由此他们推测当地的森林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张振卿,许清海,李月从等.殷墟地区土壤剖面孢粉组合特征及环境意义。许清海等人也在安阳地区采集了122个表土样品,他们的鉴定结果也表明当地植被以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和常绿落叶混交林为主,3400cal.B.P.后,孢粉组合中,乔木花粉明显减少,反映出森林植被大面积被破坏并出现水土流失现象[[]许清海,曹现勇,王学丽等.殷墟文化发生的环境背景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而王树芝等人通过对木炭样品进行鉴定,表明落叶栎属即森林植被是当地的优势种属,并对上万块进行了树轮年代学研究,重建了殷商时期的降水量,结果表明商代晚期的气候是有波动性的,既有干旱时期,也有湿润时期,而商代后期的降水量反而更大[[]唐际根,周昆叔.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

  唐际根先生在姬家屯地区进行了古土壤微结构分析,得出晚商的土壤是一种由淋溶褐土向普通粽壤转变的类型,并认定殷商时代处在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末期[[]唐际根,周昆叔.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可以说明商末周初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末期,气候趋于干冷。

  综以上述,殷墟的气候总体特征是温暖湿润的,平均气温较之如今要高上三、五度,而降水量也要多上一些,也有着丰茂的现南北方的动植物资源,即使无法与今长江流域作比,但也相差不多。但这也只是大暖期的强弩之末。迨至末商,因时人的生产生活需求,植被被大量破坏,气候也变得干冷,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动植物无法正常生存,并间接导致了殷王朝的衰落。

  三、殷墟时期生存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有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环境特点势必会造成不同的文化发展序列。一地之独特面貌往往能够制约一地之文明发展,这种现象时代越早则越明显。不过人类凭借自身之智,也能利用和开发环境。随着环境的变迁与人类的发展,两者的耦合关系也日益明显,殷墟文明即是这种关系下的产物。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集商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为一体,可以说,殷墟的自然环境对晚商时局的变迁与发展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以下分别从数个方面予以剖析。

  (一)殷墟的自然环境与盘庚迁殷及都城布局

  有商一代,迁都频繁,《尚书·盘庚》记录道:“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亦载“商人屡迁,前八后五”,说的即是自成汤建国至盘庚登基的三百年间,便经历了五次迁都。而针对迁都的缘由,《盘庚》也有解释:“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民利用迁”,又载“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这两段话,反映出商王朝迁都的主要原因在于原都城居址遭到了大的灾害,人民生活苦顿,原有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从而迫使商人迁徙到更适宜处生活。这里的灾害,后世多认为与水灾有关。李民先生在《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一文中对迁都的原因做了探讨,并认为:“盘庚这次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殷。”可见,环境的毁坏导致了水灾的发生,是盘庚迁都的直接原因。

  也或许是出于防灾的目的,殷墟的建造恰是依河而建的。王陵区分布在洹河地势较高且开阔的北岸,宗庙宫殿区坐落在洹河南岸地势较高的小屯东北。居住址及手工业作坊散布于两区之外,平民墓地则位于其外围。

  通过殷墟四周的地形地势,可以看出殷墟的建设是经过周密规划的。我们可以把殷墟看成是以宗庙宫殿区为中心,以洹河为纽带的一个方形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东、北部有洹水环绕,西、南部有挖掘的大壕沟,使殷墟有着天然的防御措施。此外,大壕沟的修建,对洹水有分流之作用,预防了殷墟可能遭到的洪水或火灾,又有着用水、排水、给水和改善环境之作用。

  而自盘庚迁至殷后,“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而据考古发现,盘庚所迁地应为洹北商城,武丁初期又迁往殷墟。而洹北商城毗邻殷墟东北郊,应说成是“自盘庚迁洹水”更为合适。张国硕先生认为:“殷都由‘盘庚之殷’向‘武丁之殷’转移的原因,可能与武丁初期的一场毁灭性火灾有关。[[]唐际根,周昆叔.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武丁时期经历大灾,并未像之前先王那样舍弃旧都迁徙新邑,反而依旧选择毗邻旧都的位置发展,可以想见,殷墟附近的环境怎是一个好字了得。

  (二)殷墟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

  1.农业

  我国农业肇源于新石器早期,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现在已成为国家经济的基础部门,商代也不例外。

  据文献来看,关于商王朝种植农田的直接记载甚少,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窥得一斑。最早的文人诗歌《麦秀歌》有箕子路过商亡后的殷故都时发出的感慨:“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尚书·酒诰》有“殷人尚酒”、“庶群自酒”的记载;《史记》有商纣王建造的“酒池肉林”。酒是由粮食所酿,既用粮食酿酒,也可以说明商代的农业生产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外,还有剩余的,由此可推测殷商时期农业的发达。甲骨文里也有黍、粟、稻等农业作物的象形字。也有商王组织大家在田猎地进行耕种的卜辞记载。

  据考古发现看,商代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有不少。殷墟的遗址中常有其留下的痕迹。如西区M269有一处疑似耜痕;M300有一处似臿的痕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1929~1933年发掘的七处灰坑中,出土石镰3640把,而其中一个灰坑就一次出土了444把。1984年在殷墟西北冈发掘的M260的墓道填土中,发现一残石䦆,应是挖墓用的工具。与已经碎成粉末的木锨。另外又在墓壁上发现有双齿工具的痕迹,疑似耒或䦆所留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此外,西区M300还发现有铲的痕迹。另外发现较多的还有镰。就出土的工具的质地来说,骨、石、蚌较多,可能是因为木质易腐烂,青铜工具较少且可能被回收利用的原因。这也说明了殷人能够就地取材,充分利用环境的聪明才智。

  据甲骨文来看,也能发现有关农业的象形字,如力、刀、耒、稻等。还有“受黍年”、“告麦”、“受年来”之类体现统治者对农业重视的记载。

  历年殷墟的发掘过程中,出土有黍、粟的碳化颗粒。而更早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遗址中出土有碳化稻谷和麦子的遗存,可见稻作在中原地区的播种历史相当之悠久。亦可足证彼时的温暖湿润的环境对粮食的生产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2.畜牧业与渔猎业

  动物的驯养是畜牧业发展的前提,而殷墟优越的环境正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

  殷墟历年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重要的几批,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介绍,分别是:1960年大司空村制骨作坊出土的半成品、骨料及废料35000余件;1959年和1973年在北辛庄遗址清理的兽骨数万件;1986及次年在花园庄南地一座灰坑中清理的各种兽骨数十万块。这些动物骨骼,以牛骨和猪骨居多,其次为马、狗及羊的骨头。如此大量的动物骨骼用来制作骨器,则必然不能只靠打猎或进贡来获取,而只能靠畜养。另外,在洹北花园庄的遗址中,根据袁婧先生判断,属家畜的有黄牛、水牛、绵羊、猪、犬和鸡。还有上文述及到的一驯养幼象的骨骼的出土,表明殷人已有饲养大型动物的能力。从妇好墓出土的鹅、鸭雕塑来看,还有饲养家禽的可能。甲骨文也常有用大量的猪、牛、羊来祭祀的卜辞。如《合集》1027正记载:丁巳卜,争,贞降千牛。不其降千牛千人。殷墟出土的墓葬里也一部分数量有动物陪葬的,犬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也有用羊、猪、鸡的。古人本着“侍死如侍生”的观念,可能是把它们作为宠物殉葬的,也可能是作为肉食希望死后仍可享用的。

  至于渔猎,殷墟周围河流环绕,草木丛生,打捞鱼儿,猎取动物,自是十分方便的。在一些墓葬里发现有鱼骨,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喜爱吃的食物之一。

  3.手工业

  殷墟优越的自然环境,促进了晚商时期农业的发展,又进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商代举世闻名的除了甲骨文外,还有美轮美奂的青铜器。殷墟迄今为止发现了四、五处比较大型的青铜铸造遗址,而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也有数千件,而且种类繁,器型多,制作工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商王朝既然如此大规模发展铸铜业,必定需要丰富的矿藏资源做依托。而古殷墟周遭环境所蕴矿产,也恰恰符合这一条件。

  石璋如先生统计了安阳周围的铜锡矿后认为:“殷代铜矿之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越过黄河以南,由济源而垣曲,由绛县而闻喜,在这中条山脉中,铜矿的蕴藏比较丰富。” 张光直先生在讲演集里提到三代迁都的问题,指出:“三代都城之迁徙与追逐铜矿资源有密切关系”,并做了“三代王朝分布与铜锡矿山分布的地理关系图”(图三)。《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意思是说千里茫茫,铜铁矿藏,山间遍是,星罗棋布。杨升南先生发现平民墓出土的青铜器的铅纯度很高,即表明铅的造价不会不低,否则平民是用不起的。甲骨文也有邦国进贡矿产的卜辞。但毕竟进贡的量不会多,主要还是依靠本地所产的矿藏。

  图三:三代王朝分布与铜锡矿山分布的地理关系图

  殷墟畜牧业的兴盛直接影响了制骨业的发展。

  据考古材料表明,制造骨器的材料以牛骨居多,还有猪、羊、狗、鹿骨等,偶尔会用人骨。制骨作坊同时还生产角、牙器。鹿角和象牙是主要原材料。

  制作出来的骨制品被殷人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生活用器、手工工具、武器、装饰品、礼乐器和艺术品等类。还有大量雕刻成动物形状的饰品,如鸟、鱼、蛙形饰等。妇好墓出土了三件象牙杯,浑身着饕餮、夔纹,并镶有绿松石,十分精美且珍贵。

  殷商时期繁荣的,除了青铜铸造业和制骨业外,还有制蚌业、酿酒业、木器制造业、编织纺织业等多个行业,而这些行业几乎都与殷墟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唐际根先生曾说道:“殷墟迄今发现的作坊类型十分丰富,有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制玉作坊等,它们都分布在‘树枝状’水系的支渠附近,充分显示出水系用以满足当时手工业用水的需求”。此外,据相关学者研究,因着殷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强大了国力,形成了以殷墟王城为中心的国家道路交通网,大致有六条大道,通往四面八方,也为商王朝的商业繁荣发展提供了便利。以致于现在我们还用“商人”这个词称呼那些进行贸易往来的人。

  (三)殷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艺术

  1.自然环境对殷墟文字的影响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殷墟出土了十五、六万片甲骨卜辞,对晚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态环境及王族的生活状态等方面进行了记录,对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象征着先人无与伦比的智慧结晶。目前已破译的甲骨文字,大都是象形文字,它们多取自日常生活中的动植物、器物与人类活动。而动植物,乃至人或是其所创造的器物,都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学者研究,甲骨文中所见动物有牛、羊、鱼、马、鹿、虎、狗、豕、龙、凤、燕、鸡、鼠、象等;而植物则有黍、粟、稻、来、竹、桑、豆等。

  比如,甲骨文中的马作,颈背上的鬃毛和分叉的尾巴似是在随风浮动;牛作,两角内弯,似一牛头状;鱼作,有尾有鳍,形象生动。还有圈养牛的地方——牢,作,好比一个圈栏围住了牛;而这个像是在用工具驱赶羊群的字,就是“养”了,写作。至于植物,禾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如一株上有叶穗下有根茎的禾苗;黍作,像结实散穗之形;来字作,似一颗根、茎、叶和穗俱全的麦子。

  还有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契刻的玉石文等文字,也都有诸如此类拟物化的字体,不胜枚举。

  由甲骨文字的分析与辨识,可以得知晚商人对其周边的自然环境的认知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生物资源愈丰茂,甲骨文字就愈丰富,文明就愈繁盛。

  2.自然环境对殷墟艺术的影响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们对环境、生活观察与思考之后,再经过自己的思想加工,制作和得到了美的器物。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受生产力水平和技术的制约,也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殷墟的自然环境对晚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纹饰章法、玉器装饰、雕塑及乐器类型上。

  殷商是青铜器发展的顶峰,不仅器物类型多,工艺高,而且能做到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并重。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主要有几何纹、人体画像和动物纹饰,其中动物纹饰占比颇重,主要有龙凤纹、饕餮纹、牛纹、龟纹、蛇纹、鹿纹和蝉纹等。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精品有后母戊大方鼎、牛方鼎、鹿方鼎、皿方罍、妇号墓鸮尊等。现将后母戊鼎的外形及纹饰作简要描述:后母戊鼎有四足撑立,两只立耳,腹部呈长方形,直壁深腹平底。鼎身外侧几乎被花纹布满,器耳上饰有浮雕鱼纹,首尾相连。两耳外侧饰有双虎食人纹,腹部云雷纹之上饰饕餮纹,像是饕餮踏云而翔。四足上端部分亦饰饕餮纹,下端则是三道弦纹。

  而殷墟出土的玉器也体现了彼时高度发达的装饰艺术,甚是精美。就骨笄来说,笄头的大都装饰精雕细刻,有鸟体形、羊字型、夔型、蝎型等。妇好墓出土的筒形带流的虎鋬象牙杯,自上而下分别布有鸟、夔、饕餮等形象及三角纹饰。

  晚商的雕塑品题材有怪诞动物、写实动物、人像、人面及几何图案等。常见的怪诞动物有饕餮、夔龙、怪鸟,写实动物有虎、象、熊、鹿、猴、马、牛、狗、兔、羊头、蝙蝠、鹤、鹰、龟、燕、雀、螳螂、蝉、螺蛳等。殷墟先民的就地取材范围,从翱翔于天穹的,到畅游于水畔的,再到奔驰于大地的,可谓是应有尽有了。

  殷墟出土的乐器,就品类而言,有鼓、磬、铙、铃、镈、埙六种。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北岗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面以鳄鱼皮覆面,以某种木头作腔的鼓。同时另有一个石磬出土。

  据考古材料表明,磬多用石、玉材质制作而成。铙、铃多用铜来铸造,埙以动物骨骼制成。有学者认为殷商还有以竹木制成的管弦类乐器,只是不易于保存,故迄今为止还未能有所发现。

  由上述综而可得,殷商时期的先民,无疑是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的生活中的美好的,他们能够将身边的动植物的形象,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将其反映在器物之上。可以说,这些举世瞩目的青铜器和其他的一些器物,不仅反映出商人的智慧和生产水平已相当之高了,更能反映出自然环境对工艺品的创造和文化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

  四、殷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评价

  上述着重讨论了殷墟自然环境的特点和其对殷商社会的影响,而环境考古的最终目的是正确评价、揭示一地的人地关系,下面便略作浅析。

  如前所述,安阳盆地具有多元的地貌条件供人们栖居,又有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作为农牧业和其他产业的依托,再加上位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为殷人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提供了殷民生活上的便利和四通八达的交通外,也因其不时的泛滥而对殷都造成不容忽视的威胁。甲骨卜辞中常可见到殷人问洹水是否会造成灾祸。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祭祀祖先以求先祖庇佑,一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治水措施,为防护家园而努力。

  治理水患的一种方式是导流河水。卜辞有“辛卯卜,大贞,洹引弗其敦兹邑”(《遗珠》393),大意是说引导洹水不让它毁坏这里的都邑(殷邑)。而50年代发掘的大壕沟也证实了这一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是筑堤防洪。卜辞有“辛卯贞:于今月令方商”(《人》2362)。“商”自然是指商邑,而温少锋先生认为“方”通“防”,“方商”意为“筑堤防水以卫商都”。

  可以说,殷墟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殷文化的植根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而殷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基本实现了盘庚“用永地于新邑”的美好愿望,使晚商文化在安阳这块沃土上得到了空前繁荣。及至殷商晚期,因为殷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又恰逢中国大暖期的结束,再加上剧烈的阶级斗争,曾经灿烂一时的殷商文明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中。

栏目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