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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闽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德育意义
发布时间:2015-10-08 19:29 作者: 来源:期刊论文投稿网

                                                                                         浅谈闽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德育意义

李芊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闽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所包含的“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精神理念既是福建人民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主体精神深相契合,对培养福建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本位意识、乐善知耻观念和开拓创新品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闽文化;福建精神;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李芊(1983—),女,福建建瓯人,历史学博士,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福建教育厅(思政专项)课题“闽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JA12627S)阶段性成果。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党的教育方针为:“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青年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精神境界的整体提升,使大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信仰、丰厚的人文底蕴及良好的精神风貌。因此,思政教育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一切有效的社会文化资源,在合理把握新时期新形势的基础之上,将其转化为课程教育资源,而地方文化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扎根土壤,在对地方高校青年学生的德育教育上将提供天然、独特的思想养分,以福建高校为例,大部分学生来自福建本土,家乡的山山水水、人文景观对他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亲切感,福建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形式、深厚广阔的人文底蕴及延续不断的精神力量将对青年大学生的健康生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福建简称“闽”,其文化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是在原始闽越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吴文化及域外文化而最终形成的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具备浓厚海洋特征的文化系统,[1] 2011年第九次党代会上,福建省委将福建文化精神概括为“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十六个字,这十六字既完整地反映出传统福建人民身上所凝聚的“重信守义”的大陆品质及“冒险拼搏”的海洋性格,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主体精神相契合,以此十六字精神激励作为闽文化继承人和传播者的福建青年大学生,将有利于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社会责任意识。

(一)反侵抗暴、感恩知报、不忘根本的爱国爱乡传统

福建地处海隅,其先民闽越族早在秦汉时期就以强悍著称,闽越先民原始的尚武精神在与讲求忠义的儒家文化的整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内容,即以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的民族反抗精神,如南宋李纲主力抗金、宋末文天祥入闽抗元、明末郑成功据台抗清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近代史上,这种反抗精神因受到外来侵略的刺激又具备了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新特征:林则徐从民族大义角度出发,力主禁毁鸦片,其虎门销烟拉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英军入侵后,又积极筹划沿海防务,甚至自费招募壮丁以拒敌,晚年返居福州养病期间仍不忘视察海口,以防英舰入侵,其平生常以“茍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语自勉,足见其爱国心之深切;鸦片战争中,定海县令姚怀祥、金门水师总兵江继芸、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人死守镇地,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作战,最终以身殉国;中日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闽籍将士为国捐躯者达700余人;中日黄海海战,北洋海军中各舰之管带、帮带、总兵等大都来自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唐德刚曾称此役乃“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2];中日甲午之战,北洋舰队的林永升、林曾泰、刘步蟾、黄建勋等大批闽籍官兵为国牺牲;清末维新运动中,闽人林旭积极宣传康梁的变法主张,并成为光绪帝及康梁推动革新的智囊中枢,变法谕旨多出其手,改革失败后,拒绝出逃避难,与谭嗣同等人一同就义于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3];1911年同盟会组织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福建革命党人有30余人,其中林觉民、陈与燊、方声洞、陈更新等人于事败后拒绝清廷诱降,从容就义,林觉民留下的《与妻书》里饱含的民族大义、救国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辛亥革命爆发后,福建革命党人积极响应,福州成为全国17个最先光复的城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在“二七”惨案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而中共早期领导人王荷波、“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等人也以身报国;长征开始后,有近3万名红军战士来自福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最终抵达陕北的仅2000余人,大部分在途中英勇牺牲;抗日期间,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福州成为“反蒋抗日”的重要基地,而与此同时,约有5600多名福建子弟兵北上抗日,约占新四军人数的一半左右;另据大致统计,福建全省为革命牺牲的老区群众和死难烈士共达20余万人[4]。

除此之外,福建人民具有浓郁的恋乡情结。福建自古以为就是一个移民大省,除原著民外,其余居民大都来自中原或邻省,他们入闽后仍不忘家族根基,通过世代不绝的修谱续牒来铭记自己的族源地望;而80%以上的台湾民众也都是来自福建,他们的崇祖恋根之情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入台后延续了故乡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甚至以故乡地名来命名新迁之地[1]。另外,祖籍福建的海外华侨华人约有1000多万,他们虽然移居海外,但仍心系故土,每遇国家危难,往往倾其所有甚至以身救国。近代史上,华侨陈楚楠、黄乃裳、王振邦、苏渺公等人都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会员,他们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杨衢云甚至被清政府暗杀;[5]抗日战争中,东南亚等地的华侨纷纷解囊以助战事,仅抗战前4年,华人华侨捐款平均每年达1.6亿元,约占当时抗战军费的三分之一;改革开放后,最早到福建投资的,大都是东南亚的闽籍华侨,福建所引入的近千亿元外资中,有70%以上属于侨资;近年来,各地闽籍华侨或通过联谊会或观光团等组织返乡寻根祭祖,或通过捐资办学、设立医院、投资兴业等形式帮助故乡脱贫致富,以此来维系与故乡故国的亲缘关系。

(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立足本位的广博胸襟

如前所述,福建为历史上的移民大省,自汉以降,即有大量的汉人、少数民族居民或异国移民定居福建,宋元之后,随着闽东南沿海地区海事活动的增多,异域文明纷至沓来,源源不断输入闽地,福建在原著闽越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中原文化及其它异族、异域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呈现出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点。总的来说,福建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外来文明的洗礼:

(1)宋元之际,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形形色色的文化、宗教由此涌入,以至有“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弘一法师语)之称,其文化之繁盛自不待言;

(2)近代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福建的福州和厦门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福建的一批有识之士对“欧风美雨”的冲击表现出了包容开放、谦虚接纳的心态,如林则徐翻译搜集了当时有关西方历史地理、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资料文献并辑成《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作,使当时的国人对西方有了最初的认知;林则徐外甥兼女婿沈葆桢于福州马尾创办了当时国内最为西化最为现代化的海军院校——福州船政学堂,其不仅聘请洋教员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还派遣留学生去西洋考察学习;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期间多留心洋务,学成后又至英国深造,在思考比较中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后,提出废封建、除科举、开民智、兴西学等主张,为清末的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与严复并享“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语)之誉的林纾则首开外国小说翻译之风,先后译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人吁天录》、《伊索寓言》、《鲁滨孙漂流记》、《滑铁庐战血余腥记》等一百八十多部作品,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西方世界的又一扇窗口;陈季同在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以法文翻译了《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一批中国古典名著,成为近代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人;林语堂早年留学国外,相继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用英文创作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小说,身体力行地向欧美宣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辜鸿铭学博中西,以英文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受到西方人的极力推崇,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之说。

(3)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建设资金缺乏的问题,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大胆地开展与科威特的合作,引入了2200万美元的外资贷款,还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使当时福建的通讯设施一度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值得一提的是,闽文化虽然颇具开放性,但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其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归根结底只是为我所用:林则徐“师夷”主张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制夷”,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严复极力推介西方近世思想、制度的落脚点也是为了使中华民族能够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国际法则,在肉弱强食风、风云诡谲的世界之林中立足求生;林纾翻译大量的西方小说,也并不只是推崇西文,娱乐大众,其对翻译对象精挑细选的根本意图乃在于“以小说启发民智”、“儆醒人心,反帝救国” [6];辜鸿铭虽精通西学,却毕生致力于“东学西渐”,通过西方语言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以此捍卫其尊严与地位;林语堂主张中西兼习,曾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之语,但其目的终究还是为了“在国外宣扬祖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闽文化的海纳百川并不是随心所欲、毫无原则地吸取一切外来信息,其对外来文明的接收选择乃是立足于民族本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角度出发,取其有补于我者,弃其不利于我者。

(三)乐善好施、和衷共济、崇文重商的敦融民风

福建人民素有乐善好施的一面,这既源于淳朴民风的熏陶,儒家重义信条的默化,也与海洋文化的浸润有关。海洋的磅礴壮阔培育了福建人民宽和仁厚的胸襟气量,而海事活动的凶险无常也促使闽地先民虔心向善,以祷平安。闽人所信奉的海神妈祖(后成为中国的海神)是一位温柔慈爱的母亲形象,她和蔼亲切,救苦救难,饱含同情,无私奉献却从不索取,她的原型即采自闽南莆田的林默娘,据说她生前熟谙医理,常为乡人免费治病,又深识水性,常涉险拯救遇难船民,后因出海救险未归,乡人遂为其立庙奉祀。除妈祖外,福建民间信仰中的其他诸神原型也多具有义施恩泽、普济众生的共同特点,如清水祖师,其生前为民祈雨禳旱,行医济药,修桥造路;保生大帝医术高明,普施贫病,平生救人无数……从福建民间所崇拜的这些地方神祗身上反映出了闽地先民善良慷慨的优良品质,这一优良品质也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闽商个人捐资的总额一直高居国内各商人群体之首,另据相关机构统计,闽籍企业家的慈善活动一直领先全国,如黄如论,其从1991年至今已捐出善款35亿元,多次获“中国首善”称号、曹德旺家族从1983年至今捐款累计50亿元,有“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之称[7]。

福建历史上的地理大迁移又造就了闽人和合团结的社会意识。南迁入闽的北方移民或是出闽入海的闽籍华侨,因迁徙途中路艰途险、定居之初又求生艰难,大都举乡举族结伴而行,到达迁地后也基本在同一区域落户,从而形成了一种匡扶互助、和衷共济的合众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同宗同乡的联谊,经济活动中则是工商会馆的设立,闽人利用乡谊观念进行生活上的合作互助,大大减省了异地立足求生的社会成本。

闽文化中的海洋性因素导致了福建社会“重商趋利”观念的产生。地处东南沿海、三面北山、土地稀缺的地形格局使福建大部分地区难以自给,手工劳作成为了必然选择,而东南沿海的居民更是以海为田,从事海上贸易者十有八九。特殊的生存环境使闽地先民对正统社会所不耻的工、商业有着迥异的认知态度,泉州人雷赞明《心溟池遗训序》云:“子弟二十尚不足观,便当弃儒就贾,次则习艺再则农耕”,将工与商置于农之上,闽人重商趋利之风可见一斑,而对此,闽地先哲不仅不加挞伐,反而以同情认可者居多,明代李贽在《又与焦秣陵》一文中曾说:“商人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言语之中颇有为其鸣不平之意。但令人注意的是,闽人虽重工商,但并不废耕读,甚至还相当重视,南宋诗人刘克庄《泉州南廓》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可见即便有部分泉州士人入夜经商,但仍然不忘在早间课儒,不废举业;而《心溟池遗训序》虽将“工”、“商”置于“农”之上,但“儒”却毫无疑问成为民间子弟择业的首选。另外从福建历代的教育情况来看,其受中原文化的开化虽晚,但读书之风却日渐盛行,尤其是在朱熹等人的推动下,宋代以后福建一举成为科举文教大省,闽南的兴化甚至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称,据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七千余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居全国首位;明代福建进士总数虽退居全国第五位,但人均进士数、一甲进士和庶吉士人数均居全国榜首;清代福建总体科名在较大滑落的情况下,仍保持了人均进士数全国第二的优势地位 [8];近代以来,福建的科学文化界涌现出了大量的名流大家,如著名作家冰心、庐隐、郑振铎、邓拓,翻译家严复、林纾,学者陈衍、朱谦之,建筑学家林徽因等等,而据福建省教育厅官网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闽籍两院院士达135人,居全国第3位。

(四)敢拼会赢、开拓创新、勇为天下先的务实精神

闽文化中的“敢拼会赢”精神蕴含了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挑战权威、推陈出新等丰富内涵。

1、敢于冒险、勇于创新

福建自古自然环境恶劣,缺地多山的地形条件使民众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加上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苛重的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闽地居民往往被迫向海外拓展,而海上活动未知性强、风险大,在长期与风浪搏击的过程中,闽地人民逐渐培育出一种未雨绸缪的忧患心态及舍生忘死、勇于开拓的拼搏精神。

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时期,清廷中的一批忠义之臣为挽救危亡发起了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大的成果即是在沈葆桢等一批闽人的努力下建立了福建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大胆引入西方的科技知识及科技人才,为当时国内之首创,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此后,凭借独特的历史机缘及地理优势,福建成为国内率先接触、了解西方的前沿阵地之一,部分闽籍先贤也因此先一步成为鼓吹西学热潮中的先锋泰斗,遂令李鸿章有“晚清风流数侯官(即今福州)”之叹;近代以来,数学王子陈景润在6平米的陋室中凭借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1+2”的证明,创立了闻名于世的“陈氏定理”;改革开放之初,福建省委在姓“资”姓“社”的争议声中,顶住压力,坚持推动中外资合作的原则,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福日电视机厂与第一家中日合资的烟草企业——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与闽文化中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是分不开的。

2、挑战权威、推陈出新

长期海洋文化的影响使福建人民具有与小农社会下大部分民众敬畏权威、循规蹈矩迥然相异的社会心态,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礼法的约束,甚至做出离经叛道的惊异之举。

明清两际,统治者出于海防等政治目的,推行严厉的禁海政策,甚至迁界徙民,使沿海一带的民众生活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谋生,福建先民往往突破禁令,冒险出海作业或进行海上贸易,最终迫使当时的封建政府放宽了海禁政策;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大胆创新,对流传千年的儒家经典重加解释,其创立的“闽学”为元后统治者钦定为官方哲学;明代的李贽被封建政府斥为“异端之尤”,他反对遵从孔子的是非标准,认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答周柳塘》),主张商贩之徒的重利之心乃是本性使然,即所谓“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德业儒臣后论》),提倡“童心说”,公然与保守固化的理学道统唱反调,甚至为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拔刀自刎,其特立独行彰显出挑战世俗、宣战权威的个性精神;建国以后,福建沿海地区尤其是晋江和长乐一带的闽商,率先突破了“左”的做法,大搞小商品生产和贸易,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世所鲜见的;改革开放后,福建省委政府根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原则,勇于先行先试,开启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福建国有企业55位一把手要求松绑放权的呼吁,拉开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而在闽台关系的探索上,福建省委研制的海西规划被中央政府纳入了国家战略蓝图,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设立更是大大推进了两岸交流合作的跨越发展。

“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体现了闽文化的思想精髓,其对于提高福建高校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福建大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领土主权屡遭破坏,时至今日还存在着中俄、中日领土与岛屿之争、中越、中菲南海主权之争、中韩东海之争、中美台湾问题之争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还未彻底完成,而完成这一任务的重担很可能落在中国新一代青年才俊的身上。作为福建学子,应当继承先贤爱国爱乡的广博胸怀,充分利用海峡西岸所拥有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的“五缘”优势,发挥自己的一技之才,为推动海峡两岸的深入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才能与智慧。

(二)有利于培养福建大学生立足本位的民族意识

在当今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精神文化、社会思潮接踵而至,冲击着人们的传统意识和道德观念,特别是当前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下,西方一些反华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倾销反动言论,企图达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式的输入,西方商品世界的金钱至上、利益至上法则也对青年的思想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如诚信沦丧、道德滑坡、怀疑历史、信仰缺失、颠覆传统、戏弄经典等等。在这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形势下,应当鼓励大学生从家乡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支柱,学习家乡先哲是如何在泥沙俱下的西方文化浪潮中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通过对前人思想行为的反思来观照当下,从而正确对待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增强民族本位意识,树立正确的信念和意志。

(三)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乐善知耻的荣辱观

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总体态势良好,但在区域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块状差异,根据《福建统计年鉴》2011年的数据显示,沿海地区的GDP为内陆山区的3倍多,人均GDP也高出后者9000余元,在闽西南和闽东北山区还有8个县被纳入国家“八七”扶贫计划之中;另外,同一地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经济收入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距,据统计,2013年福建城镇居民的收入约为农村的3倍左右,两者相差18000余元。贫富差距以及所引发的拜金主义、盲目攀比、嫉富仇富、自卑封闭等社会心理问题在高校中也日益凸显,针对这些新问题,高校思政教育应当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使其心态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闽文化中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精神是社会公平、人际互助正能量的积极体现,高校应当积极提倡并运用这一精神力量来扭转大学校园中存在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帮助大学生树立团结互爱、慷慨无私的集体主义意识,增强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另外,闽文化中还具有讲求务实的特点:一方面,务实精神使闽人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转向以海为生或是经商牟利,而与此同时,在中原文化南渐之后,他们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重儒崇文、苦读求仕的社会风气,重商与业儒在福建先民的择业观中同等重要,并行不悖;另一方面,务实精神的过分追求又使闽人在经营上过分注重眼前利益或安于现状,因而他们虽然勤奋耐劳、敢于冒险,但终成大器者仍为数不多。因此,对闽文化中的务实因素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导闽地大学生汲取先人勤劳刻苦、以权达变的务实精神,又要摒弃他们只重眼前不顾长远的功利心态,在求学阶段能够自觉抵御外部世界的物欲诱惑及思想侵蚀,在经营自己的一方事业时能够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恢宏的胸襟,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个人发展,而且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他们的科学发展意识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同样影响深远。

(四)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开拓进取的创新品质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可见闽文化的创新品质是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福建人民敢拼会赢、开拓创新的传统精神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资产和精神财富,也使福建一度在海外贸易和中国现化代的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时至今日,随着全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福建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已经不再占据领先地位,与同处东南沿海的其它各省如广东、浙江相比,福建的发展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海峡西岸特殊的战略地位也对福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体中,南有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北有以上海所领衔的“长三角”,两者之间正缺少一个相应地位的经济板块和中心城市,而从台海互动的战略角度来说,福建及其省会福州正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因此国务院党中央将福建省确定为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的试点省份,并提出了至2020年把以福建为主体的“海西”经济区建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目标。由此可见,福建的青年大学生将面临着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作为“海西”区域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大学生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时空优势,相时而为,继承和发扬闽文化中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为家乡的跨越式发展、为国家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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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贻端.论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J].中国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3).

[6]朱耀先,张香宇.林纾的翻译:政治为灵魂,翻译为实业[J].郑州大学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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