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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之从《板桥杂记》看秦淮名妓文化现象及其影响研究

2018-12-11 11:50:38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板桥杂记》是明末清初文学家余怀所著,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由于明末清初的妓女文化空前高涨,其中以“秦淮八艳”最为盛名的一众秦淮名妓的活动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余怀在《板桥杂记》的丽品一卷里对尹春、李十娘、顾媚、董小宛、李香、寇媚等秦淮群艳的描写,不仅是对秦淮风月的追忆,也折射出了当时十里秦淮名妓盛集的文化现象。

  《板桥杂记》中秦淮名妓文化现象的体现

  秦淮河畔,是明代风月香艳中最醒目之代号;而长板桥,则是彼时青楼画舫最为盛集之地。“秦淮名妓,是妓女文化巧遇纷繁杂乱的南明文化而形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系指明末清初主要以南京秦淮河畔为活动环境的一批高层次艺妓”。以秦淮八艳为代表,她们才色兼备,好与文人志士交谈诗词歌赋,并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呈现出与传统妓女所不同的文化现象。秦淮名妓文化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造就的,为晚明文化的风情万种添了璀璨一笔,也彰显了作为妓女文化形态中的负面性。这群风华绝代的女子的出现,成就了晚明那个纷乱时代的光辉,也预告了一个民族的灭亡。

  余怀出身名门,年少时聪慧过人,在南京一带很有文名,也因正是才子风流,他同许多名士一般喜欢在舞榭歌台间行乐游走,和秦淮河畔的诸多名妓都有来往,堪称妇女之友。江南一带的旧院歌楼、欢宴场会是他诗文中出现最多的场景,而歌女名妓、才子志士也大都是他文中所记录的人物。余怀本人在《板桥杂记》中就直言自己是旧院勾栏瓦舍中的常客:“而犹幸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诗歌,传诵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态、娟互引,余亦自诩为平安杜书记也”。而关于《板桥杂记》,鲁迅先生曾说:“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夥,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通对过《板桥杂记》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它与其他冶游之作的不同的之处,李伟于他的文章中写道:“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对青楼文化进行了一番新的审视与反思,不落窠臼,别有境界”。在明末清初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女子有着绝代的风姿、过人的才情、迥异的个性,可以说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即使她们没有脱离教坊乐籍身份,却因为这些女子的品位殊异,为青楼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成就了中国名妓文化史上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而余澹心笔下的那些旧院珠市女子从不带有何风俗,从欣赏和呵护的角度出发,写其才艺性情、气质风韵,通过简洁、明了的文字就能刻绘出金陵南部旧院中的皎皎月明者。这是他对青楼文化的重新审视,亦是他在《杂记》中对秦淮名妓文化现象的体现。

  《杂记》中秦淮名妓文化现象的体现,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秦淮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及精湛超绝的艺术才情的叙写。余澹心所记录的诸姬多为旧院之人,彼时旧院名姝的玉面朱颜自是不需言说的,她们的姿容和气质皆是超然出群的,正所谓“南市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如直接赞美李十娘是“生而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也”;董年则是“秦淮绝色,与小宛姐妹行。艳冶之名,亦相颉颃”;马娇为“姿首清丽,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娇’之一字”;沙才“美而艳,丰而柔,骨体皆媚,天生尤物”。即使有些名妓的姿容算不上艳丽二字,也自有灵秀的气质风韵。如形容尹春“姿态不甚丽,而举止风韵,绰似大家”;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研”,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张元“清瘦轻佻,临风飘举”。无论是气度或是姿容,余怀总是能将这些女子形容得既贴切又不失自然。此外,秦淮诸姬在才艺方面的造诣也是名妓中之翘楚,精通戏曲、诗词、琴画、书法,如尹春“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母》、《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迸,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中卷 《丽品 》“尹春”),可谓是技艺精彩绝伦。旧院中的这群女子,不仅是精湛于一艺,有的更是身兼数艺,记述顾媚是“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出。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卞赛“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余纸”;董小宛“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沙才“善弈棋、吹箫、度曲”;范珏“性喜画山水,模仿史痴、顾宝憧,檐枒老树,远山绝涧,笔墨间有天然气韵”,等等。

  其二,关于士妓交往的社会风气及爱国精神写述。明末清初,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名妓群体,同样还有大规模的名士群体,一大批名士文人与名妓们一起共同镂刻成秦淮名妓文化。当时怡情自适的士风,使得名妓名士间的诗文会友、小饮小聚十分频繁。一般来说,每个名妓都有固定的名士交往群体,而每个名士也有几个经常来往的名妓,如余怀就与顾媚、李香等几位名姝交往较为密切。《板桥杂记》中记有余怀写诗赠与李香之说,云:“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杂记》中还写道,一伧父与一词客争宠,认为顾横波偏心,在她的“眉楼”喝酒生事,还“讼之仪司”,诬告她盗匿金犀酒器。余怀义愤填膺,特意写了篇檄文声讨,曰“某某本非风流佳客,谬称浪子、端王……种夙愿之孽冤,煞一时之风景”云云。由此可见,余怀与两位名妓的交往甚好。明末士林间还流行集会结社,在金陵秦淮河畔,不时有小型的酒会、文会,《板桥杂记》中《佚事》一卷就写有“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而秦淮名妓与当地某些文社里多数成员皆关系交好,顾媚、李十娘等名妓与同人社的名士关系甚为密切,有一次“同人社集松风阁,雪衣(李十娘)、眉生(顾媚)皆在。饮罢,联骑入城,红妆翠袖,跃马扬鞭,观者塞途”。士妓交往密切,名姝们成为文士理想伴侣、情人的典范之后,亦会缔结成为浪漫而美好的婚姻果实,顾媚嫁予了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成了夫妻。士与妓的结缘,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双壁般的存在,而明末清初的士妓交往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代,这是名妓文化至艳至烈的一种表现。

  与历代名妓相比,明末清初的名妓多的是高尚的爱国情操,她们不是杜牧笔下不知亡国恨的商女,隔江犹唱《后庭花》,而是坚守民族大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红颜。李香君以头撞柱,血溅桃花扇表明志的场景,在《板桥杂记》虽没有记录,却写述有葛嫩抗节而死;宋蕙湘被虏后在河南卫辉府城,和血题绝句四首于墙壁上,其中一句“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表明了愿随君殉国的意志。名妓的爱国精神是秦淮名妓文化现象的重要体现和组成,而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仅以简明的几笔,就将秦淮名妓的爱国精神展现出来了,她们的这种精神为余澹心所赞扬,也为后世所歌颂。

  美丽与气度、才情及民族大节强化了名妓身上爱与美的意蕴,这即形成余怀所构建的文化意义上的秦淮名妓群像。

  秦淮名妓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

  诸多秦淮名妓凭借着美丽的容貌,过人的才情,对民族大义的的坚守,塑造了集美丽与才华于一身的名妓形象,令人对青楼女子的看法有所改观,以自身的光彩为那个动乱的时代增添了熠熠星辉。然妓女文化的存在历史悠久,却是到了明末清初之际才会名妓辈出,兴起大规模的名妓群体,呈现出独特“秦淮名妓文化现象”,下述的几点因素至关重要:

  国家政治、政策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后,造十六座大酒楼以接待四方宾客,各楼均设官妓。《板桥杂记》序章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韵事”。十六楼之设,是明朝实行官妓制度的明证;十六楼之盛况,增添了金陵妓业的实力。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后,明成祖朱棣大肆屠杀建文朝臣,还野蛮的欺辱其妻女及亲族,将其发教坊为娼。“发象房,配象奴,不辱自尽;胡闰发妻女发教坊为娼”,《板桥杂记》上卷《雅游》里余澹心如实揭示这段历史事实。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之《妇学》中指出:“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至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在这样的政策和制度下,秦淮名妓中就有许多人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所以她们多数人都是的才艺俱佳,甚至有人是擅长多种才艺的,其中明事理且坚守民族大义之人也不在少数。

  在政治方面,明代社会晚期,外戚干政、宦官篡权、党派之争,可说是集了汉唐宋元社会末年的几种社会毒瘤于一身。各种争斗矛盾纠结,朝纲絮乱。当时的明朝廷集聚了各方的重重压力,政事败坏的状况极其严重。政府的腐败无能,令当时社会富有才华的士子们对朝廷感到失望,动摇了其对朝廷的政治服务观念,转而醉心于私人娱乐,追求个人欲望的释放。这就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繁盛。

  (二)环境因素:南京秦淮河特殊的地理环境

  秦淮旧院与江南贡院只隔着一条秦淮河,“旧院与贡院遥对,仅一河之隔,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明初定都南京,贡院集江南乡试与全国会试于兹,而后京城北迁,南京贡院仍为南都乡试会所。那些士子们一考完试出来后,则会“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定百年之约”,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秦淮众多名姝所接触和接待的人,大多是考取功名,有才华的文人志士,晚明的南京金陵才士云集、人数众多,所以名妓们能形成清丽的气韵和斐然的文采,这些才士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思想领域内多元化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历代朝廷大多是以孔孟之道来统一思想,明代的程朱理学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而来,二者是明朝廷统治者用来统一思想的正统威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方面在明朝末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社会思想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各种思想交汇出现,个性解放思潮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传统和权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首先是王学思潮的冲击。由王阳明所创造的心学体系,更是在万历十二年时达到了空前普及。左派王学充分凸显心灵自觉和人性自发的意义,把人从儒家经典和伦理化的规范约束中解放出来,张扬个性的欲望私情,因此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另一种是实学思潮的兴起。这些都对晚明思想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再是文学领域内,公安派、竟陵派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要求直抒胸臆。前者以一种简朴、直接、近乎口语的语言,后者以幽深孤峭的语言风格,来对抗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权威。与此同时,因为心学思想的影响,许多文人志士开始用一些非正统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戏曲等,以此来呼唤个性解放,表达对自由平等的赞扬,从文学层面对抗正统,所以当时出现了不少表达人们对自由、平等以及情爱的追求与渴望的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金瓶梅》和《牡丹亭》。

  明朝时期,有许多西方传教士也在从遥远的国度来到中国。传教士与明朝士大夫有着较多的接触,西方的近代文化和精神也因此得以通过他们向士大夫群体传播扩散。一些士子们开始接受传教士所宣扬的西方人文主义,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并树立平等、自由的思想信念,以此表达对程朱理学束缚的反抗。

  当时具有启蒙意义的社会文化解放思潮深入了各个层面,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由同一化趋向多样化。晚明的社会风尚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在宣扬个性解放、肯定人的价值、反对束缚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追求娱乐、“性”、“情”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因此当时兴起了进出青楼妓院风潮,这也逐渐成了当时社会的时尚追求,使受到文人名士的才华以及当时文学的影响和熏陶的秦淮名妓,展现了出身低贱却心存高洁的新姿态。又因拜金意识的兴起、商业资本的活跃,使得晚明时期的社会盛行奢靡风,也提高了商贾的社会地位。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社会生活由同一、齐整的模式因人们欲望的多面要求而向多样化发展。冯天瑜他们就在《中国文化史》里提到过明朝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思潮,这种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对那时的文化及生活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娱乐文化迅速发展,名妓自身的素质也随着提高,风姿绰约、气韵清雅的名妓群体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秦淮名妓文化现象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秦淮名妓无疑是晚明文化中星光熠熠的一部分,“秦淮名妓文化现象”不论是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还是对后世文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秦淮名妓自身对文化艺术的创造与传承作用的影响。

  秦淮名妓对各种技艺精通程度堪称名妓史上的一大亮色,正是因为如此,她们对于明代当时的社会文化艺术发展来说,不仅是传承了某些优秀的艺术文化,更是为这些艺术文化创造了新的价值,譬如在戏曲、绘画、尺牍书法等艺术领域都着自己的成价值就。以下主要从较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在戏曲方面。戏曲,是明清艺术舞台上的主旋律。中国戏曲通过几个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到明代开始成熟,成为老少皆宜的大众娱乐重要形式。南曲的练唱是秦淮名妓平日学习的一种,对于南曲的演唱她们可谓是名家辈出。江上名妓冯静容,演起戏来意度潇洒风韵不减当年,每每登场,声情并茂,一座倾靡。当时的秦淮河,精通戏曲及其艺术精华的名妓不在少数,在《板桥杂记》里写有,“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 , 沙、顾次之 ,郑、顿、崔、马,又其次也”(上卷 《雅游 》, “乐户 ”),即是说李香等名妓为戏曲演唱的佼佼者。

  因当时流行名妓间一起排戏、串戏,再加上名妓们的高艺术素养 ,通过亲自演出来相互切磋表演技能,还有当时那些懂戏曲的内行给予她们点拨和评论,她们演的戏剧也就有着比较高的艺术水平, 这对当时的戏曲艺术传播、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名妓们还以超高的文采参加了对戏曲的创作,姜玉洁和马守真两位名妓,就分别是戏剧《鉴中天》与《三生传》的创作者。明末清初的许多名妓都是仰仗着其戏曲表演技艺而出名的,女性在将感情以演戏形式表现出来方面,是无以匹敌的。因此无论是从演唱、传播亦或是其他方面,秦淮名妓都对戏曲在明清时期的发展,贡献了极为重要且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次,在绘画方面,秦淮名妓的绘画对明代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也有贡献。明代文艺界以绘画为时尚,而秦淮名妓深谙丹青之道的颇多 ,较有名的是:朱小大、柳如是、李因、薛素素、范珏、林天素、马湘兰等。朱小大精通多种画法,“粉掐、墨痕,纵横缥帙,是李易安之流”。《板桥杂记》写道:范珏 “摩仿史痴、顾宝幢,檐枒老树,远山绝涧 ,笔墨间有天然气韵,妇人中范华原也(中卷 《丽品 》“范珏 ”)。名妓画家多以绘兰、石为主,范珏擅长画山水,且画艺可与宋代山水名家范华原媲美,自是不凡,可见其精湛的绘画才能。

  兰花冰清玉洁,是花中之君子,很能体现作画者的品位。又枝柯简单,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其神态样貌,因此是名妓绘画的首选。秦淮名妓中有许多技法精湛者,因画兰而扬名。万历时,秦淮名妓妓马湘兰,大名马守贞,在江南以画兰闻名,故又名湘兰。她擅画墨兰,以瘦石青竹衬托其风骨。晚于马湘兰的名妓顾媚擅画蕙兰 ,也是简简单单的几笔就勾画出了兰花的美态。卞玉京、卞敏姐妹晚明秦淮一对碧玉,前者画兰枝叶纵横,风枝袅娜,妩媚喜人;后者仅画瘦竹几枝。兰草两朵。二者各有千秋,都得到时人的盛赞。

  这些富有才气的名妓画家 , 以其精湛的笔墨技巧、富有创意的画作,在明代画坛上不仅仅只是取悦男性的点缀作用,同时还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直接贡献了明代绘画艺术。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以外,秦淮名妓在其他的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明代社会文化艺术,对其传承和创造有着积极作用。

  对女性思想解放的促进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思潮直接影响了秦淮名妓的思想解放,而后者则对当时女性的思想解放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晚明的个性解放,人性得到了舒张,在这一时期,文人志士开始张扬个性,反对以往程朱理学、压抑个性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士大夫们开始平等的看待男女关系,他们会对女性斐然的才华和极高的艺术修养给予肯定与赞扬。在这种情况下,名妓由于与名士的接触密切,也开始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许多名妓开始寻找自我的价值,注重对自己气质形象、艺术才情的培养,从而使自己远离风俗的定义,努力展现自己品性的高洁。在秦淮名妓现象的效应下,当时人们开始并逐渐对妇女的社会价值给予认可和肯定,也让更多的女性开始冲破固有的道德规范和程朱理学的束缚。

  (三)秦淮名妓文化现象奠定了晚明名妓在中国名妓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于名妓艺术史来说,秦淮名妓在晚明那场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所表现的艺术才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让她们在名妓艺术史上有着超于其他朝代名妓的重要地位。

  历代名妓不是有着斐然的文采,就是有着优秀的技艺,但她们所长的皆是与当时社会所盛行的文化相关联,如唐代盛行诗歌,所以唐名妓着长写诗,鱼玄机和薛涛有着深厚的诗歌造诣,所写的诗歌可与当时的名家之作相比。宋代风靡词作,宋名妓多善作词、唱词,如聂胜琼、琴操;元代是杂剧时代,元名妓则善演杂剧,如梁园秀、朱帘秀。但是晚明秦淮名妓却是多才多艺、众技兼长的,她们擅长写诗绘画、演唱戏曲、精通音律、还写得一手好字帖,她们身兼数艺,不仅是因为生活所需,更是因为受到才子名士的影响,对艺术本身的崇高致敬。在名妓艺术史上,才艺能与秦淮名妓相抗衡的就论唐代名妓了。但唐代名妓在艺术修养上与秦淮名妓相比,稍逊风骚,她们仅仅是在诗词歌舞方面表现突出,在精湛程度、数艺兼通方面远不如秦淮名妓。晚明秦淮名妓将自己的视野延伸到诗词歌赋绘画戏曲等艺术的各个领域,才艺纷呈,令人瞩目,加上她们为艺术而艺术的可贵精神、注重以艺娱人的自爱表现,都表明中国名妓艺术已走进辉煌时期。

  除了上述的正面影响外,秦淮名妓文化现象还成就了许多文学、绘画等方面的著作:叶衍兰的画作《秦淮八艳图咏》,是在秦淮名妓那里获得的创作灵感,成为艺术史上的精品之作。陈寅恪先生耗费了巨大心力所写成的《柳如是别传》;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皆是为了董小宛而作的。正是有了秦淮名妓的出现,才成就了这些文化艺术中的名家之作。

  (四)负面影响

  晚明繁盛的名妓文化,在给那个时代添染上一层瑰丽色彩并成为了晚明文化的一种奇观的同时,也给社会带去了负面的影响。秦淮名妓虽说被冠以“性灵的”、“风雅的”等等美好形象,但在“性灵”、“风雅”的外衣下,是不可否认的青楼妓业奢侈淫靡。晚明的妓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繁荣,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十里秦淮的盛景,堪称“天下所无”。名士与名妓的聚会,每每都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在花费钱财的同时,也虚掷大把了时光,容易令人在这种繁荣的虚假表象下,消磨掉进取心和危机感。《板桥杂记》中,李大娘有云:“世有游闲公子、聪俊儿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沉溺不返者”,说明秦淮旧院令许许多多的乌衣子弟、文人商客乐而忘返。当清兵入侵,北方动乱频繁、战火纷飞之时,侯方域等南部士子依然沉溺于温柔乡里,明代灭亡虽不是这些名妓红颜的过错,但是盛极繁荣的名妓文化也可算得上催化的因素。除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就家庭方面而言,妓家文化的繁荣,名士与名妓的交往,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家内女性的深深伤害,会造成家庭的不和睦。

  晚明秦淮名妓的表现和秦淮名妓文化的繁盛,彰显着秦淮名妓独特风采的魅力,提升了女性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晚明及其后世的中国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由于秦淮名妓群体的特殊性,在形态上,它依然有着妓女文化中的不良属性,也正是这种负面的影响,展示出了秦淮名妓文化现象作为妓女文化形态的两面性。由此可见,秦淮名妓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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