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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文化论文 姓氏文化学与姓氏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2019-01-11 11:45:57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姓氏文化学目前已经有了从“绝学”向“显学”(民间)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常简称“国学)的当代复兴使然,同时也是国家决策层将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战略高度的历史必然。从更大的人类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千年遗传密码和珍贵文化遗产的记录,姓氏文化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巨大资源。这个伟大宝库将为我们民族的当代复兴产生无可估量的作用。

 

  姓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中的重要部分内容,至今却还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工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为此我们更需要有历史使命感与时代紧迫感来开拓这个学术文化的新领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要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仅靠目前少数专家、学者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必须在继承前人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针对现代社会的需要从一些重要的方面大力进行拓荒性的工作,建立新的姓氏文化学和姓氏社会学,并将它从边缘置于应有的学术地位。同时,培养这个学科领域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的任务也必须尽早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目前的相关问题非常多,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传统的学术领域内还极少有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甚至我们专家教授的认识也存在不少误区),而姓氏文化不仅仍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同时人民群众又非常渴望了解相关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但目前的姓氏文化尤其是姓氏社会学的相关论著数量不多且质量参差不齐,争议问题也非常多,许多观点需要认真辨析。为了完成这样一个紧迫而重要的工作,我们需要首先从普及姓氏文化和家谱编修的知识入手,进而对姓氏文化学与姓氏社会学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在学科建设上做出突破性的努力。

 

  编写这个尝试性的著作就是作者的一种初步努力。

 

  上篇姓氏文化学

 

  第一章姓氏文化学的学科定义与学科定位

 

  第一节姓氏文化学的定义

 

  姓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学科,首先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学科定义

 

  姓氏文化学是研究姓氏的起源发展及其历史与现实影响的学科,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新兴学科,它涵盖了人类文化学、基因遗传学、病理生理学、统计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地理学(地名学)、文字学、文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弥新的创新学科。

 

  学科定位

 

  1、学术研究中的姓氏文化学定位

 

  姓氏文化学在文化学研究中不仅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而且极具中国特色。相对于西方文化研究从物质生产活动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特点,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特别专注于精神领域。而姓氏文化作为由人类自身的繁衍从而展开“人类化”的历史,它对于我们真正了解和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的经济形态、制度文化、社会结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民族心理、民间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与之有直接的关系。直到今天,姓氏文化的影响仍然直接间接的反映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只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已。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民族文化相比,我们具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姓氏文化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所继承的姓氏文化),还是一个将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战略资源。但我们要真正的弘扬这个悠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首先在学术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这一点甚至我们学术界自己都还处于模糊的状态。现在是我们在学术上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2、高校学科设置中的姓氏文化学学科定位的设想

 

  由于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科设计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学术文化的巨大影响,所以反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固有传统文化的特征。例如,对于古典文化我们依据西方历史、哲学、文学的划分将原本文史哲不分的典籍(比如影响两千多年古代文化至为深远的诸子著述)一分为三,使之失去了它们本身的完整性。同时也将姓氏文化这样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异常广泛深远的重要文化要素完全排除在高校的学术视线之外,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体系与话语权都处于西方学术影响的被动地位,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常常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我们的学科设置、研究都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学生们像学习研究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美学、文艺学一样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结果是清楚了西方的文化,却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无所知。殊不知不仅我们中国的文化本来就与西方有很大差别,而且研究方法也自成体系。就姓氏文化来说,不仅我们这方面的历史远远长于西方,而且其内涵与特征都与西方大相径庭。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姓氏文化学研究的欠缺,加之这一学科本身的多学科交叉性质,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暂时将它设置在挂靠历史学、文化学的学科之下作为其所属的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视学校的研究力量而定);或在某些目前尚不具备开设该学科教学的学校率先开设选修课(可以先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授课),以便在条件具备之后再在中文、历史等专业开设相关课程。同时,先在已经具备学科研究成果条件的高校招收姓氏文化学的硕士、博士,以便培养更多的研究人才,以此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不断取得更多的成果。在国外,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相关研究的同时,加大力度宣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姓氏文化,并在这个领域当仁不让的取得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话语权。

 

  三、建立姓氏文化学的教育体系

 

  在大力提倡创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建立)中国学术话语权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在学术研究方面对自己的悠久传统文化研究进行根本的突破,其中的重要之义之一就是姓氏文化学的研究,当我们在这个领域理所应当的取得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之后,就应该义不容辞的进行下一步影响后人世世代代的继续下去的重要工作:进行全民族的姓氏文化学的教育(准确的说应该是同时进行)——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道德的教育,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的相互关联的教育体系。

 

  就目前而言,由于姓氏文化学还处于创建的初期,但这个学科和知识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又非常紧迫,所以权衡各方面情况,目前可以先将姓氏文化学放在两个相关的学科领域:从它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角度考虑,可以将这个学科设置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姓氏历史文化学。如果考虑它作为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可以将它放在文化学之下作为二级学科(姓氏文化学)。这种设置安排除了考虑到它的学科特点之外,也与目前大部分的高校还缺乏相关研究师资力量的现状有关,这样就可以灵活机动的根据有关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现状来进行安排。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已经在几年以前就将《易经》和“风水”等作为课程安排校内外的学生进行学习和研讨,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姓氏文化学反而被排除在外,这是明显不合理的。

 

  目前,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就是邀请社会上的相关专家到学校来授课。但这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更加重要的是建立学科领域的系统研究计划、培养相关的人才:我们不仅现在就要从在本科阶段安排一系相关的选修课,而且还要建立从大学到中小学完整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中的姓氏文化教育(同时组织力量编写相应的教材)这样才能将目前的工作和长远的计划相结合。以下是一些初步的思考和建议:

 

  小学阶段从最基础的、与儿童生活实际最接近的姓氏文化基础知识入手,讲授一些基础的常识:比如我从哪里来?我的姓氏是怎么繁衍下来的?我的姓名的意思是什么?这里面可以穿插大量故事,运用生动活泼的教育手段比如儿歌、动漫、视频故事(参照目前制作的效果较好的针对少儿的成语故事之类)。

 

  中学阶段在此基础上加深内容:百家姓的解读;配合中国历史的学习讲解姓氏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在寒暑假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家庭、家族中的老人)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有条件的可以引导学生寻访自己或亲友的家谱;配合收看“百家姓”栏目等节目撰写心得体会等等。

 

  大学解读阶段则可以在此基础上系统学习姓氏文化的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从事的相关科研项目,在写作毕业论文的时候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这方面选题。同时还可以在条件具备的高校鼓励学生申报相关的科研课题,并为以后报考研究生和从事科研工作中的相关学科研究。通过全国社科课题及教育部、个省市平台鼓励申报相关科研课题。结合优秀硕博士论文评选和优秀图书评选等方式大力鼓励姓氏文化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完善的体系。

 

  除了学校内部之外,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上的优势。其中既可以利用社科院等大学体系之外的科研力量,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正统学术领域之外的社会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上一大批姓氏文化爱好者尤其是宗亲当中参与编修家谱、多年从事姓氏文化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他们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和专研,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水平。

 

  就目前而言,我们还需要重点从高校的师资入手,利用他们并不成熟的人手着手推动这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种安排作为一种目前师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但我们的绝大多数高校却十分缺乏这方面的教师,于是许多学校也就只能安排一些教师边教边学。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些认真努力的教师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甚至成为本专业的骨干力量。同时在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和培养了大量的学生之后,一大批本科、硕士、博士也就跟着成长起来。更早的时候,在党史、马列、包括古代文学理论方面(许多教师是从美学、文学领域转过来)的许多学术力量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培养起来的。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社会上已经涌现了一批相关的专业人才,他们无论是在资料的收集、研究的成果还是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同样应该将他们吸引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这样才能通过更多学术界内外力量的参与来拓展相关研究,同时在不断培养人才的努力下对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做出质的突破。我们从事姓氏文化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更应该有这种历史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博大的胸怀。目前,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写入联合国的正式文件,相形之下,我们的学术界在国际学术领域话语权的建设贡献上是做得非常差的。上世纪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月月里,我们的学术界却能够在国际学术界的许多领域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包括国际学术界和其它领域)今昔对比,我们的学术界同仁们应该知耻而后勇。

 

  姓氏文化学与姓氏社会学的学科设置不仅有目前高校的现状考虑,同时还有一个紧迫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是广大姓氏宗亲群体有对姓氏文化知识了解的迫切需求(百家讲坛的“百家姓”讲坛的巨大社会效应以及“记住乡愁”等节目的巨大海内外反响无不强烈的证明),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部门和权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也一再强调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结合廉政建设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特别强调家风建设的问题,并且对古代优良家风的承传作了重点的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诸葛亮戒子格言、颜氏家训、朱子家训都在指导一种家风。这些重要的指示都是我们的姓氏文化研究与教育的大政方略。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实施承传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工程的意见》,这个重要文件特别提出要在传统文化学科领域建设和在国际学术领域建立我们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而上述讲话和重要文件所包含的许多重要内容在我们的姓氏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因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创建和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都与姓氏文化密不可分,姓氏文化不仅关乎我们民族的生存繁衍,也是我们的“精神命脉”。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无论是姓氏文化学本身的学科内容还是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都还远远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道德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的今天,姓氏文化学的重要历史意义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它的多方面现实价值更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弘扬。在大力提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今天,对于姓氏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的学术界责无旁贷。

 

  第二节姓氏文化学研究的展望

 

  基于姓氏文化学本身的重要意义以及目前研究的现状,未来的研究要产生学科领域新的突破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努力:从神话学、宗教学、历史学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中华姓氏产生的历史背景;从文字学研究方面深入探讨早期姓氏的文化含义;从考古学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提供更多姓氏文化的新资料;从地理学、地名学的研究深入挖掘上古姓氏产生、发展的更多信息;从对正史、方志的研究提供更多姓氏文化学的信息与价值;从海量的家谱中寻求更多姓氏家族的信息;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姓氏社会学的现代意义;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去研究姓氏文化学与姓氏社会学的当代价值;从姓氏寻根和农村“田园综合体”的打造体现姓氏宗亲文化的现代经济价值;从基因遗传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古代姓氏人口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影响;从中外姓氏文化特点的比较凸显中华姓氏文化的特征;让姓氏文化资源成为在国内外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资源等。我们相信,随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从姓氏文化研究的角度推动中华文化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从而推动当代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实施”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章中华姓氏的起源与发展演变

 

  第一节中华姓氏与早期中国历史

 

  一、中华姓氏文化的总体特征

 

  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欧洲几百年姓氏的历史相比,中华姓氏的历史有五千多年!一脉相承的悠久姓氏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姓氏起源繁衍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为五千年文明一直传承不断的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影响一直从古至今贯穿到今天,对于这个世界性的文化奇迹,它的特征与影响是我们远远还没有清楚的加以认识的。这一点有的时候,国外的学者也许比我们看得更加深刻。

 

  美国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在他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曾经对古代姓氏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有深刻的论述,而且这种认识是从考古发现的中国早期文明开始的:“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阶段实际的葬礼的确‘为男性祖先崇拜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此为作者直接引用的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原文)。祖先崇拜也许确实对于中国的超常强有力的政治秩序的概念作出了贡献。不过,这并不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它就不可以成为无处不在的文化取向,它能够持久的把持着中国民间的宗教生活,这似乎很难说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结果。”“一提起祖先崇拜,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并不是王权而是族权。祖先崇拜不就是对于死者本人的崇拜。……原本强调的是活人与他死去的灵魂之间的基本区别,然而,氏族的身份却跨越了生死之间的鸿沟,并且将活人与死者结合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事实上,甲骨文中讨论过的祖先祭祀仪式——视其是血亲还是姻亲而确定其氏族地位——呈现出很不一样的情状。……反映了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氏族拥有超乎寻常的力量。”

 

  依据张光直等学者研究,在甲骨文以及早期铭文的记载中,商代(也许更早)的先祖被多此提到,这些远祖构成了连接自然鬼神和人类祖先的桥梁。《诗经》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因此,王室谱系在追求并获得权力过程中的成功,本身就可以证明王家祖先所具有的特殊超自然的力量和功效。同时在通过战争取得的地域中,王室继续依赖王室嫡系宗室中的王公作为王家权威的代表,即对于这些新征服的地区——原本不属于亲属纽带统治的地区——进行以确立宗主权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后世的封建制度依此而产生)。

 

  祖先与后世的谱系联系还影响到后世的礼仪文化:由于从宗教仪式到社会行为范式在祖先祭祀中都有一整套规定的仪式,而且对祖宗的祭拜还具有赏善罚恶的作用,即祖先能够将子孙的善行能够得到的好处赐予后代,也可以对不善的行为和不遵守礼仪的后代降下灾祸。为了子孙后世的生存和福利,他们每一个人都高度重视自己所从属的谱系中的适宜与正当的行为。

 

  综上所述,中华早期姓氏不仅留下了最初文明的历史印记,同时它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悠久文化的诸多特征,并以独有的方式成为凝聚我们民族的强力粘合剂,在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方面起到了至今依然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姓氏宗亲文化方方面面独特的作用仍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从学术史上来看,中国姓氏这种活化石一般的文化遗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是需要大力进行拓展的学术领域。

 

  二、从图腾到姓氏

 

  几乎所有原始社会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图腾时代,但这种祖先崇拜一直以文字形式保留至今的却只要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这里才依然存在。由于图腾与远古姓氏直接有关,所以从最古老的姓氏中可以反映出图腾时代以来氏族成员的血缘统一性。同时我们民族文化的许多特点也在姓氏产生及其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中国上古时期,姓与氏是有严格区分的:“姓者生也,以此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左传》孔疏)。古人认为“同姓则同类,异性则异类”,在重大盟誓的时候,“同姓先歃,异姓后歃”,反映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区别。《国语∙周语》也说“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

 

  中华祖先的姓氏之所以与图腾有关,是由于我们的远古先民普遍认为人与自然神灵是一体的(佛洛依德在他的名著《图腾与禁忌》中就曾经依据他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原始社会中,“每一个来自同图腾的人都是血亲,都属于同一家族”)。世界上许多民族本来也有同样的情形: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曾记载,许多美洲氏族的各地部落都以某种动物为名,比如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的摩基村人氏族成员声称,他们就是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的子孙。

 

  但这种遥远的记忆在其它许多民族的文化中却早就已经完全消失。而我们一脉相承的古老文字却通过姓氏的方式将它珍贵的保存了下来。作为远古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发展历史记录,后世能够见到的中华先民最早的姓全部带有“女”字旁,比如:姬姓、姒姓、姜姓等最古老的姓氏-----都明显打上了母系社会的印记。同时这种现象也成为远古先民摆脱蒙昧而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南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辛冥氏、斟氏、戈氏。”

 

  如果说远古的姓氏更多的是由神话故事反映出来的话,那么在甲骨文中,原始先民的自然图腾崇拜则通过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据日本著名的甲骨文专家赤冢忠的研究成果表明,许多所谓的自然神实际上是部落的保护神,因而也是部落的祖先。所以在商王室宗族中,就不断提到王朝建立以前的远祖,他们不仅构成连接自然神与自己祖先的桥梁,而且具有特殊的超自然的功效。在《诗经》中记载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反映。

 

  过去人们对许多古籍记载的“黄帝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帅熊、熊罴、狼、豹、貔、虎为前驱”这样的文字视为神话想象的产物,实际上这正是原始先民的图腾姓氏时期的真实记录。甲骨文就记载了在商代仍然有许多以动物名字为氏族和方国名字的:如犬氏、鱼氏、象、羊、龟、马、妇鼠等等。(彭明翰《商代虎文化初探》)

 

  所以我们在甲骨文中就明显的看到不少和后来周代的宗法制相似的王朝世系继承制度,即从对“上帝”的祭祀崇拜向祖先崇拜发展,反映这种历史演变的证据就是武丁以后的商王室的宗法世系。

 

  如果说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而难以确考的话,那么从商代甲骨文的记载开始,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就已经非常清晰了。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也能够明确的看到姓氏文化的巨大历史影响。下面我们就以商代最可靠记载的(武丁以后)世系来剖析一下帝王姓氏与历史的密切关系。

 

  人们过去的常识一般都以为商代的文化是“神本文化”,到了周代才发展为“人本文化”。但在甲骨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与殷商人心目中至上的神“帝”一样,商代的帝王祖先也可以被称为“帝”并享受同样的祭祀崇拜。在武丁卜辞中中就记载:“贞,咸宾于帝”,“贞,太(甲)宾于帝”,“贞,下乙宾于帝”。据陈梦家等学者的考证,“咸”就是大乙汤(高祖),“大甲”为太宗,“下乙”为中宗,这三个王都是商代的有为之君,所以甲骨文称他们为“三祭”,将他们合并起来祭祀。引文的“宾于帝”,即表示他们生前德高望重,死后可以与天帝匹配,所以也如同祭祀“上帝”一样祭祀这些祖先。在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商人在求雨、求年时常常向先祖祈求,请求他们向“上帝”转告自己的祈祷。

 

  此外,根据彭裕商师依据甲骨文断代的详细可靠考证,“武丁以后自祖甲时周祭制度成立以来,对祖先的隆重而周密的祭祀就逐渐代替了对自然神祇的祭祀”。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姓氏文化影响在王室政治中已经不断取代了过去神鬼自然崇拜文化的影响。据此,彭裕商师进而考证说,“王族是商朝的核心,王族之外则是有血缘关系的‘多子族’和有婚姻关系的‘多生’。这些‘多子族’和‘多生’的领袖都各自‘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听命于王,……以此形成一个以氏族纽带为基础的由亲而疏、由上而下的政治结构。”(彭裕商述《述古集》第48、22页)这个历史事实尽管目前认识到的人还不多,但我们却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十分可靠的记载,而且这些文字正好可以与传世的可靠资料互相应征。

 

  据彭师的考证,依据甲骨文的王室卜辞和非王卜辞记载,王室家族成员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相互之间有血缘关系的族长或有婚姻关系的族人领袖,称“子某”、“妇子某”、“妇某”(各异姓家族嫁给多子族的妇女),另一部分是隶属于家族的众多“臣”,“多臣”(春秋之后称为“私人”“私属”的正是这些人,他们与直接和国君发生关系的“公士”正好是相对的)。这些家族与王室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做王官,二是“叶王事”(为王室服役)。在可靠的商代史料《盘庚》三篇中的训话对象正好是对应这两部分人。在上篇中,盘庚主要针对的是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宗族领袖(相对于卜辞中的“多子族”领袖),中篇是对庶民的讲话,下篇则针对的是“百姓”即担任一般职官的异姓宗族领袖(相对于卜辞中的“多生”,彭师还引用徐中舒先生的考证说,这里的“生”即“甥”,是指与商王有婚姻关系的异姓家族)。这些可靠的史料完全印证了甲骨卜辞中的记载。

 

  到了周代,则实行了著名的“分封制”。虽然制度有变化,但以王室嫡长子的同姓宗室兄弟和异姓的有功之臣与“伯舅”(与周王有婚姻关系的人)共同拱卫王室的基本原则却完全是一样的。

 

  三、胙土与赐姓

 

  古代中国的赐姓制度不仅与姓氏文化有关,而且是和分封制的胙土有直接关系。正是这个古老的制度开启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虽然秦统一以后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但它的历史影响却一直贯穿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

 

  “胙之土而命之氏”

 

  封建制的关键在“封”,《说文解字》解释说:其本义是“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封”的繁体字构建部件主要有“之”(由“出”与“一”组成)和“寸”。《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之)出也,像艸过屮,枝茎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意思是“之”字像植物从地上长出来的样子,而“寸者忖也,有法度可忖也”。结合《周礼》等古籍的解释,它是指起土为界,树木其上以为界。所以胙土赐姓的封建制就是赐给王的嫡子庶子以及用功之臣姓氏之后,再给他们划分一定的土地,以便作为王室的拱卫。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史记》也对周代的大规模分封有如下的记载:“武王追思先帝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左传》更对诸国的封建有详细记载:“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古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侚,文之昭也;仠(甘加包耳)、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胙土赐姓的记载除了《左传》、《史记》等历史著述之外,诸子著作中也有记载:《荀子》的《儒效》篇中就说:“(周)兼制天下,立72国,姬姓53人”。在西周的封国中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的国家,主要还有姜姓的齐国,周公(姬姓)的鲁国,姬姓的晋国,姬姓卫国,姬姓吴国,赢姓的秦国,芈姓的楚国等。这些分封的,国家不仅大体基本奠定了后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版图,而且在这些土地上生活和繁衍的不同姓氏的后代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奠基者。随着这些文化创始者的代代繁衍,我们悠久的文化才得以数千年不断的承传。出土文物《大盂鼎》记载的“受民受疆土”就是这种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

 

  后世诸侯各国虽然在统一之后被消灭,但与“封建制”相应的宗法制却一直被保留下来,并形成源远流长的政治与家族组织合一的传统。这个悠久的传统有两个主要的表现:首先是君统与宗统的同一所形成的严格等级制度,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之制统于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这样,“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弟子,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其二是严祭祀之法,即建立尊祖敬宗的普遍礼仪习俗。《礼记∙王制》就规定:“支子不祭”,意思是主祭的一定是大宗的宗子,但主祭的虽然是宗子(嫡子),而支子仍然尧参与敬宗的祭祀活动。这样就将同姓的宗族通过祭祀的方式团结起来,由此形成从古自今的代代传承的悠久传统。

 

  四、西周分封制与古代礼乐制度的建立

 

  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直接影响到“德化”的传统文化,而礼乐制l度的建立则直接源于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度。相对于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周代的这些制度不仅更好的维护了政治的稳定,而且显示出影响后世极为深远的独特文化特征。从历史渊源来看,商代兄终弟及制度反映的是母系氏族的遗风,但到商代后期康丁以后的五个王就开始了父子相继的王位传递方式。而周代嫡长子制度作为取代母系氏族的父系氏族制度,显示了男权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并由社会的父权制自上而下推广,从而形成影响深远的著名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以及宗庙祭祀制度。

 

  周王室从成王之后就推行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看起来似乎不合理,但相对于商代的兄弟残杀争位,这种制度却有维护政权稳定的优势。由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为大宗,形成著名的“大宗”“小宗”制度: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天子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分封为诸侯,是为小宗。而诸侯、卿大夫也同样如法炮制。同时为了有效统治广大的国土,周王将同姓子弟封为地方邦国的诸侯王,其目的就是将同姓同宗的子弟亲属以邦国的形式拱卫王室。这种用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力量成为保护周王室最可靠的屏障。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背景,相应的宗庙祭祀制度也得以形成。据《礼记》的《王制》记载,天子的宗庙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卿大夫三庙,士则为一庙。这种固定有序的宗庙等级制度的建立,从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悠久的礼乐文化,并成为我们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显著标志。礼乐制度将宗族制度与政治制度完全融合,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北京现存的建筑物上看到这种历史影响:北京故宫左侧的人民文化宫就是清代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则是社稷坛。这种“左宗右社”的格局正是宗法与国家合一的象征。

 

  五、世官制的变迁及其历史文化影响

 

  周初宗法制与封建制有高度的一致性,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基石,王国维先生曾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周人既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授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亦皆使食畿内之邑。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系,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是而确定也。”这样形成的宗法政治就是:以嫡子的长子为天子,为大宗,以其余嫡子及庶子为为诸侯、为小宗。这种天子诸侯的关系又成为诸侯卿大夫以下关系的样板,由此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推封建诸侯之义为于卿大夫、士、嫡子庶子各有其职。父亲的职位由嫡子继任,上下阶级厘然不混。所以它的效用能使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封建制度即从宗法制度来,它们的意义是一贯的。所谓卿、大夫、士,除了王官外,就是诸侯的诸侯。他们的职位虽不必全是世袭,但决没有一个庶人可以突跃而为卿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298页)《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载的王子朝之言:“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公卿无私,古之制也”就明确的印证了这个论断。

 

  童书业先生曾在他的《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对封建世袭宗室制度的社会影响有过这样的深刻分析:“凡有封地即有人民,得组织武装,为独立之资。春秋以来,凡天子不能制诸侯,诸侯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不能制家臣,悉由于此。故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基础。”

 

  但随着周代社会“礼崩乐坏”的历史变迁,过去的井然有序的姓氏贵贱等级制——世官制——不断遭到破坏:王室公族的力量从普遍的强势变成为弱势,而非公族的力量却不断增长,到战国时代,原来公族占优势的鲁、郑、卫都已经成为各国当中力量弱小的邦国,而瓜分晋国的赵氏和魏,氏都不是公族。更多的世族大家过去显赫的历史也都一去不复返:原来春秋时期历史著作中记载的鲁、晋、楚、宋、郑五国史载的85位执政者中,百分之九十二的世族和百分之七十六的世卿之族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都已经荡然无存。正如台湾学者许倬云所说:“整个战国时代几乎未见春秋时代的那种巨室,若新贵没有填补旧有贵族的社会地位,而且连可以对应的家族也找不到,……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取代了旧的秩序。”

 

  造成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政治与经济。政治方面主要是争霸战争:春秋时代虽然标榜礼仪,但实际上许多争端尤其是国与国之间、世卿与大夫之间的争端是靠战争手段解决的。通过战争许多强有力的世族大家被武力消灭(三家分晋就灭掉了晋国王室和家族)。此外,各国不断开展的变法对宗室也带来巨大的打击。尤其是秦国的变法让没有军功的宗室领主迅速丧失过去长期拥有的特权,并使其子弟沦落为民户中的富有人家。郡县制度的建立使得有军功的宗室最高也不过是封侯——与过去的诸侯大异——这时的“侯”只能收取食邑中的租税,再也不能管理政事,更不能像周初那样拥有军队。

 

  经济制度较之军事是更为深刻持久的原因。封建制度初期,由于土地辽阔,而分封的世卿极少,因此他们都可以得到封土赐田。但后来随着贵族不断增加,而可封的土地不断减少,于是就不能不采取一种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谷禄”制度。从春秋后期开始,由于无地可分,便开始出现了“无禄”的公子(《左传∙昭公十年》:“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于是下层贵族中的人沦为贫困,不得不试图靠仕进以取得食禄,这就有了与过去封邑食田相对的谷禄制度。这种新的经济制度不仅引起世袭宗室的迅速衰败,也引发出新的阶层出现,乃至为统一的大中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童书业先生在他著名的《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及谷禄制兴,臣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无得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之兴,实春秋战国间政治、经济制度上之一大变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宗法大家族不断衰落,另一方面随着与谷禄制相应的官僚体制的建立,出身低贱的人也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梁启超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平民之量日增,而其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而迁,迁后便与平民等,故平民中含有公族之血统者日益增多。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际上两阶级界限颇难严辨。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将为平民者甚多。……第四,外国移住民,多贵族之裔,例如孔子之祖孔父,在宋为贵族,而孔子在鲁则为平民。此等新平民,其数量增加之速率远过于贵族,而其智识亦不在贵族之下,此贵族政治不能维持之最大原因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86年)

 

  从此以后,这种新平民中的知识分子与过去贵族武士合流成为“处士横议”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由儒墨之争演变为百家争鸣,由此儒、墨、道、法、兵、农、杂家与纵横家一道,不仅为争霸战争提供了各种思想的武器,而且其中的大量人才也直接参与统一伟业的历史进程,从而汇聚成为统一中国的惊世人才群体和巨大思想洪流,进而不仅推动了大一统帝国的最终形成,而且为之后秦汉盛世的文化创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作为“轴心时代”原创思想文化,它也为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节帝王世系与中国历史文化

 

  一、《史记》世表——上古王朝世系与中国古史

 

  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三代以来历代帝王世系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上古的历史。此后正史的一姓王朝也就成为一个历史时段的历史,然后由前后相接的朝代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下面我们就以此为依据,同时参照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来具体看看我们民族的历史的发展轨迹。

 

  帝王世系历史大事

 

  黄帝——(前2697年-1767年据何畏《黄帝纪年》)从黄帝14姓开中华百家姓创中华历史文化之始)

 

  昌意——(炎黄、蚩尤并黄帝的中华文明始祖)

 

  颛顼——神话时代

 

  帝喾——

 

  尧帝——尧舜禹儒家圣王道统

 

  舜帝——

 

  禹帝——大禹治水开九州

 

  殷商——(前1766年-1148年《史记》、甲骨文可考帝系神本文化青铜器)

 

  姬周——(前1097年-前256年)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礼乐(人本)文化诗经尚书春秋经传

 

  先秦诸子学科技创新(《考工记》《墨经》《黄帝内经》

 

  赢秦——(前?年舜帝赐姓嬴

 

  前?年非子复祀嬴姓

 

  前777年襄公封诸侯秦始立国

 

  前572年悼公时三家分晋

 

  前361年孝公行商鞅变法

 

  前221年始皇帝统一中国书同文郡县制(秦汉三公九卿制)修都江堰工程开灵渠

 

  刘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独尊儒术(霸王道杂之)经学开通丝绸之路造纸术,汉末佛教传入,道教兴起

 

  曹魏--(公元220年-266年)九品中正制开文学自觉之先刘慧《九章算书注》

 

  等科技成果

 

  三国(刘、曹、孙)

 

  司马晋----公元266年-420年)魏晋玄学葛洪《抱朴子》

 

  五代十六国五胡乱华(汉与少数民族融合)

 

  南北朝:拓跋氏北魏(公元381年-南北文化融合;六朝(刘宋公元420年萧齐)书法艺术(绘画)九章算术注水经注

 

  杨隋——(公元589年-618年)开大运河科举考试

 

  李唐--(公元618年-907年)中国盛世的超级世界帝国,佛教中国化,唐诗,文化经

 

  济的全面繁荣。

 

  中间经历武周王朝——(685年-705年)

 

  五代十国(后梁907年-

 

  赵宋——(公元1001年-1279年)中国文化精致化鼎盛时代宋词理学产生艺术

 

  耶律元——(公元1279年-1368年)中国版图最盛元曲全真教

 

  朱明——(公元1368年-1644年)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理学(书院)兴,基督

 

  教东传(利玛窦来华),《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

 

  爱新觉罗清——(公,元1644年-1911年)收复新疆,编修《四库全书》大兴文字

 

  狱,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列强侵略(铲除帝制中华民族新时代开始)

 

  (关于中国历代帝王姓氏朝代的历史影响我们在中西姓氏文化的相关部分有相应的论述,读者可以结合参考)

 

  二、从地名学看姓氏文化的影响

 

  地名学是研究人类对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门名称的科学,它虽然是近代才兴起的学科,但由于姓氏文化与地名有着悠久的联系,所以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中国,由于有“胙土赐姓”的制度,这种影响更是具有历史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姓氏文化,我们可以加深对传统文化特征的进一步认识。所以它是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

 

  在古代姓氏命名的几种情况中,早期的姓氏的来历都与地名有关:比如以国为姓;以(封)地为姓;以地名为姓等。据《史记》的记载,华夏民族的几个先祖都是以地为姓氏:如黄帝因为居住在姬水流域所以以姬为姓,炎帝因为居住在姜水,所以就以姜为姓。后来的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她们居住在嬀水,所以以嬀为姓。

 

  以封国(封地)为姓氏非常普遍,这也是姓氏由少到多的原因。比如周公姬旦的儿子分封在鲁国,后世就成为以国为姓的鲁氏。所以周虽然是姬姓,但他们的后世却分属于不同的姓氏。周文王之子季载分封在冉地,于是后世便以冉为姓了;文王的另一个儿子分封在毕,于是也就以毕为姓。陈姓也是因为古代圣王后裔分封在陈地,所以姓了陈。晋国的公族靖侯的后人分封在名为“羊舌”的地方,他们的后人也就成为了“羊舌”一姓。这样也就形成了姓氏与地名、国名交互成名的情况:比如由晋国分裂成为的韩、魏、赵三国,都是从分封姓氏的地名得来的。

 

  那些非王族的人虽然没有封地,但他们也同样以居住地为姓。

 

  根据郑樵《通志氏族志》的统计,古代姓氏源于封地、采邑、国名、居住地的姓氏多达500个以上。这种以地为姓氏的情况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的姓氏繁衍与历史变迁的信息:“太初无名”,只有当人类活动到底某些地方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相应的文化痕迹,而地名正好保存了自古以来人类文化现象。在北方,有一系列以“犬”字命名的地方,比如甘肃礼县的“西犬丘”,山东曹县的“犬丘”和河南宋城的“犬丘”。据专家的考证,这些地方都是古代“犬族”西迁留下的遗迹。再如河南的商城,陕西的商州都是商人迁徙所留下的地名。另外,大量存在于各地的张家存、李家镇这些地名都反映了最早迁居这些地方的某一个姓氏聚族而居的历史。

 

  还有一些地名则保留了移居此地的先祖的开创故事。比如晚唐五代时期,东阳的“托塘张氏”之所以“带塘取名”,就缘于一段惨烈的历史:公元945年,东阳县令张潮和大儿子双双战死,他的幼子张天宥藏身荷塘,靠吃莲子充饥活了下来。由于他依托莲塘而生,所以后来就把他定居的地方取名为“托塘”,而此地张姓的居住村落也大量以“塘”为名。

 

  三、中华姓氏共祖与民族凝聚力

 

  从黄帝开始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代代传承从未间断的历史。但由于后世帝制的弊端日益严重,所以在民主共和制度取代皇权的时代,一姓一代的专制制度备受批判(其实早在秦代就有《吕氏春秋》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批评声音了)。然而,在近代的列强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候,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找到了我们共同的祖先——黄帝,由此达成了全民族的文化共识和精神的支柱。尤其是日寇入侵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当时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祭祀黄帝,显示了全民族共同对敌的决心。在1937年3月清明节的黄帝祭祀大典上,林伯渠代表毛泽东、朱德当场宣读了《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文》。祭文一开始就写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懿为我祖,命世之英。逐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四万万众,坚决抵抗。兆亿一心,战则必胜!”这篇雄辩的祭文代表了在民族危亡时代的波涛汹涌之中,我们的亿万民众在先祖精神激励之下共同抵御强敌的决心和意志。在这里,我们也强烈的感受到悠久的姓氏文化的重要影响和重大作用,这种精神的力量不仅是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强大的顽敌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历史也再一次雄辩的证明了我们姓氏文化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从姓氏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一、汉民族姓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强势影响

 

  中国的姓氏还鲜明的反映出长期以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历史。先秦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就已经开始有通婚的事情发生,两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人口更是大量涌入中原,从上层王室贵族,随着不断与汉民族融合,最高统治者有意提倡学习汉文化。前秦政权的符洪本是氐族人,后因“草付应王”的谶纬之说而改为符氏。北魏的孝文帝为了推动鲜卑人的汉化甚至使用行政手段来让族人改汉姓:比如拓跋氏改元氏或长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这种姓氏的改变影响后来的历史至为深远,同时它也在历史上极大的促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现代遗传学的基因研究表明,在南北朝以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血缘的差异少于汉民族内部的差异。正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血缘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二、从姓氏与族群称谓看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很早就在文化和人种方面开始交融,所以双方的文化不断在进行相互吸收。只不过由于汉民族文化的强势影响,所以更多的是少数民族接受汉民族的影响,这个方面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但汉民族对于对方的接受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今天我们应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同时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姓氏文化的复杂性。

 

  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其实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在古代,中古时期这种现象就很明显的,比如在鲜卑语言中有一种和汉语“合壁”的现象,即采用鲜卑语和汉语杂糅的情况。王启涛先生对此有专门的考证。下面的考辨主要就是来自王先生《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一书的成果。据《北齐书∙穆提婆传》记载:“穆提婆,本姓骆,汉阳人也。父超,以谋叛伏诛。提婆母陆令宣尝配入掖庭,后主襁褓之中,令其鞠养,谓之‘阿干奶’”。这里的“阿”就是鲜卑语成分。鲜卑语常常在父母、兄弟及其他兄弟称谓前面加上“阿”(现代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语言中仍然保留了这种语言习惯)。鲜卑与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交互作用一直到唐代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考辨说:“唐时宫中称父称兄皆曰‘哥’”。这种宫中的流行情况有许多记载:《旧唐书∙王琚传》就记载:太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有违犯。”这种风气甚至也传到民间的通俗文学,在《敦煌变文集∙搜神记》力就有这样的话:“其田章,年始五岁,乃于家啼哭,唤歌歌(哥哥)娘娘”。这种将父亲称为“哥哥”的现象让古代后世的一些人很不理解,连顾炎武这类大学者都发出疑问:“有父之亲,有君之尊,而称之‘四哥、三哥’,亦可谓名之不正矣。”但这种历史与社会文化的原因《朱子语类》就已经正确分析了原因:“唐源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怪。”更准确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剖析,他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及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王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种血胤。”连父系也有这种情况:陈寅恪先生对此也有考证:他指出,李唐父姓先祖早先为胡化的汉族,早就已经与北方少数民族打成一片,所以在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都和胡人不分彼此。这种混血儿家族在婚姻、家庭、文化上的融合必然带来语言上的融合,所以才会出现以表示兄长的“哥哥”称谓表示父亲的现象。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汉民族姓氏文化与少数民族交融的现象,这种融合使得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不断的通过文化的交流影响而汇聚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书法艺术方面的王氏家族,文学艺术上的谢氏家族以及苏氏家族,直到清代军事政治上的曾氏家族,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宗亲群体。从中古语言看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族亲称谓文化影响

 

  在中古古代,由于家族宗亲文化的影响,在汉语的族亲称谓上就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在这种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甚至还保留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互影响的不少例子。这里我们仅借助王启涛先生的《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的成果略作分析。在中古时代,由于北方游牧部落对汉民族发动的长期巨大战乱,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文化交融也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展开。反映在姓氏文化上就是汉民族语言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交融。由于后来统一中国的李唐王朝与鲜卑等少数民族有血缘的关系,其中一些语言词汇后来在南北朝时期流入宫中,甚至一直反映在唐王室宫内,最典型的词汇是“姊姊”、“干阿奶”、“家家”、“兄兄”、“哥”。

 

  在《北齐书∙文宣李后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武成践柞,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太原王绍德至,不得见,愠曰:‘儿岂当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从这段鲜卑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鲜卑人对母亲称为“姊姊”。这在历史著述中有明确的记载:《北齐书∙南阳王悼传》:悼兄弟“皆呼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

 

  还有“大家”一词,本来是北方民族对皇帝的称呼:《北齐书∙琅琊王俨传》:“后主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乃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光闻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做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见后主于永巷。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言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琊必不敢动。’皮景和亦以为然。后主从之。”这种宫中近臣后妃等人对皇帝的称呼,在唐代宫中依然流行:《大唐新语》就记载:(武则天)令宫人宣勅于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是吾分也’”。李唐王朝作为汉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家族,在婚姻、家庭、文化上的胡汉融合必然也带来语言上的融合。加上皇室的特殊地位,他们对于历史文化当然也就具有更为广泛深刻的影响。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在中华民族姓氏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的确是源远流长的。

 

  三、姓氏案例分析:

 

  从羌族姓氏看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对古代的中华文明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姓氏文化方面羌族与汉民族也有特殊的影响。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有名的论文中曾经有一段重要的观点:“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族刚好相反。汉民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许多民族包括汉民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证以羌族姓氏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并结合汶川等地羌人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费老所说有相当的道理。

 

  《后汉书∙西羌传》曾经记载:羌族“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之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这就是说羌族在姓氏方面没有汉人的严格宗法观念习俗。同时《后汉书》还记载他们受汉民族的文化也很深:“其王侯颇知文书,而发严重。”与汉人的交往也很频繁,在秦汉时期岷江上游的羌人就:“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返其邑”。这种人际文化的多方面交往也就形成了羌族人姓名的复杂情况,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祖源外来”和“同姓不宗”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地域上的“本地说”、“外地说”和民族沿革的“藏区来源”、“汉区来源”。

 

  王永安先生在《羌族地区祖先与汉姓来源探析》一文中,曾经以汶川地区曽头上寨

 

  的姓氏为例做过具体分析。文章提到这个寨子的王、杨、周三姓都存在“同姓不宗”的情况:比如王姓有王子忠家族和王平伦家族,前者是本地王家,后者则是从灌县崇义铺迁居而来的。据王子忠老人亲口讲述,他们这一支祖上的“火坟”(是作为启祖的祖先认指的地名)在“瓦不莫达”,所以始祖就用了与汉语发音相近的“王步不得”。其实王子忠的高祖名叫“包罗”,他有以“四龙”著称的四个儿子:王世龙、王在龙、王金龙、王二龙。据传说包罗在背茶包时因过于劳累死在了威州,四个儿子全靠遗孀杨氏拉扯大。“四龙”长大之后非常孝顺母亲,其中王在龙还因为“孝廉”升任了团总,于是后来就一直以王姓作为家族的姓氏。

 

  此外,汶川龙溪沟是一个羌人的聚居地,当地的余姓有六七家,但来源各异。据当地的余在渊老人介绍说,这些余姓也是同姓不同宗的。这些家族的羌族名称各不相同:分别叫勉勿介、余若介、哭勿介,、布基卓、吾连布、何尔介。其中余在渊所属的勉勿介家族据说是湖广填四川到四川宜宾,再由宜宾到龙溪沟。而余若介家族则是从四川大邑县迁徙过来的。这就是“同姓不宗”形成的历史原因。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沟内的异姓反而关系很近:比如余在渊老人所属的余家在当地是一个望族,约有几百口人,但他们却与沟内的周家共同拥有一个火坟。这个奇特的现象与当地的不少居民先祖都是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有渊源关系。

 

  羌族姓氏的这些特殊地域特征之所以会出现,其原因就在于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复杂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远古的时候是羌族处于强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民族的文化优势逐渐显现。正如费老所论证的那样,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动力就是就是文化优势先导:汉民族之所以“日益强大”,是因为以包容的方式凝聚了自己的“优势文化”,而羌民族“却以供应为主”即以衍生、壮大qit2民族为tes2而存在和发展。但最终虽然汉族和羌族的姓氏缘由和传承发展上各有侧重和特点(既有独立性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依然是殊途同归共同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就是姓氏文化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第三章姓氏与中华传统文化

 

  第一节中华文明的“活化石”

 

  中国古代不仅有大量与后世家族、姓氏有关的宗教神话故事、人名,而且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祖先崇拜的文化情结:从王室宗庙祭祀的“左昭右穆”一代代排列的先祖到平民百姓各个姓氏宗祠、坟墓的先祖名号,无不体现出我们源远流长的慎终追远文化特色。直到今天,这些记载祖先姓氏的各种标记仍然是当代各个姓氏人群认祖归宗的共同符号。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也同样通过这种方式代代延续。这些与我们历史文字记载发生的影响并行不悖的文化传承方式在历朝历代都在不断的产生它的特殊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尚未深刻认识到的。

 

  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在不断提醒我们认识这个文化现象的重要性。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云阳发现了东汉时期巴郡眗忍令景云的石碑,这块保存完好的名为《东汉巴眗(左“月”旁)景云碑》的碑文不仅提供了上古历史中黄帝高阳一系的姓氏文化(包括巴蜀文化)新证,同时也与古史的记载正好相互印证。

 

  著名学者魏炯若先生依据这一出土文物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证,他认为:眗忍县本为秦所设置的县,其县治所在今重庆云阳县西,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该县东汉时属于巴郡。但这位名为“景阳叔于”的县令却与黄帝高阳一族有血缘的关系。碑文一开始就记载“君帝高阳之苗裔,封滋楚熊,氏以国别”。高阳就是颛顼,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古史又记载,颛顼生鲧,鲧生禹,为姒姓先祖。同时,颛顼又为祝融八姓之祖,所以屈、景、昭作为“帝高阳之苗裔”,也是黄帝一系。

 

  而新出土的《景云碑》正好证实了上述历史记载。关于楚国景氏的来源,过去传世文献曾经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景氏为齐景公之后,为姜姓;另一种说法则是:景氏为楚之公族,为芈姓。但《景云碑》证实,楚之王族三姓虽同为高阳之苗裔,但其分支已经在鲧禹一脉,“祖颛顼而宗禹”。作为禹之后裔,应属姒姓。景氏先祖是由石纽汶川逐渐东下而入楚,这为蒙文通先生关于蜀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是蜀先于楚的论点提供了旁证。

 

  我们姓氏文化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历史——尤其是上古的历史——绝对不只是神话和传说,而这些记载过去却受到很大的质疑。今天有了姓氏文化的坚强证据,我们对黄帝一系姓氏的记载应该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加以审视,并对它的价值进行全新的研究。当我们有了当代最新的基因遗传学的利器之后,这些古代历史记载的资料将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第二节中华姓氏与传统文化特征

 

  一、姓氏繁衍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伴随着姓氏繁衍一同发展的历史,不同姓氏族群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所以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各个不同姓氏的人群创造的文化。

 

  1.从黄帝14姓到中华百家姓

 

  根据《史记》的记载,黄帝28子中有姓的有14位,他们分别有十二姓:姬、酉、祁、己、滕、任、荀、箴(草头)、僖、姞、澴(人旁)、依。后来的五帝少昊、颛顼、尧、舜、禹以及商代、周代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后代。

 

  随着历史的发展,黄帝14姓不断繁衍,后来他们成为中华大地华夏民族的不同后裔。随着更多原来没有姓氏的人群——上层贵族得到赐姓并向不同地域方向发展,最初的文化发源地黄河流域的文化也就向日益扩大的范围发展。到了商周时期特别的西周开始,不同的诸侯开始建都立国,才逐渐开始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再经由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发展,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丰富博大的文化遗产。∙

 

  黄帝之后为五帝,经历夏朝而传至商。由于夏代至今还没有找到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中国可考的历史也就从殷商开始。据《史记》的记载,商祖也是黄帝族的后裔,曾辅佐大禹治水,被封于商地,故名商族。商代从开国帝王商汤到商纣王一共经历了30代,而这些帝王的姓氏都通过甲骨文的记载一直流传到今天。

 

  取代商的是姬姓的周王朝,姬发成为周代的开国帝王,滕也成为分封之国。后来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记载:“姞氏封于燕,……姞氏之别有阚、严、蔡、光、鲁、雍、断、须密氏。”

 

  姬姓的周王朝在武王时期大封诸侯,其中姬姓的封国就有53个,后来这些姬姓封国后代大多以国名、封邑的地名或者祖、父的名号为姓,所以姬姓反而不多了。

 

  再比如赢秦14姓依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惔(左炎右包耳)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飞廉)氏、秦氏、赵氏”。这些姓氏后来又繁衍出更多的姓氏。比如飞廉成为后世廉氏的先祖。又有梁氏:据《通志∙氏族志》记载:秦仲讨伐西戎有功,其子少康受封于夏阳梁山,春秋时梁国亡于秦。梁国子孙逃亡到晋国,他们以原来的梁国为姓,就是梁氏。马氏:《元和姓篆》记载赵国大将赵奢因战功受封于马服,称马服君。其后有马服氏,简称马氏。

 

  据统计,先秦的姓氏大约只有50多个,到汉代以后的王符《潜夫论》和应邵《风俗通》就已经发展到500多个姓氏。《元和姓纂》为1404个,宋代之后突破2000个。以下分别为邓名世《姓氏》2101个,郑樵《通志∙氏族志》2288个,邵思《姓解》2568个,马端临《文献通考》3766个,王訢(土旁)《续文献通考》4657个,张深木《姓氏五书》5129个。到2010年编纂的《中国姓氏大辞典》则总共收录了23813个姓氏。正是这些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姓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从黄帝14姓到当代20000多个姓氏的发展历史,也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并不断创造伟大文明的历史。

 

  除了大陆之外,还有海外的几千万华人子孙都属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而且在很多方面的姓氏文化特征也有相同之处。像台湾的姓氏家族绝大部分都是与大陆的姓氏宗亲有直接的关系。在台湾的十大姓氏为陈、林、黄、李、张、王、吴、刘、蔡、杨

 

  其中有八个姓氏与大陆的排名一样属于十大姓氏,只有林姓和蔡?姓不在大陆十大姓氏之中。

 

  在大陆编写姓氏族谱之前台湾就编辑出版了相关的资料和著作,从这些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姓氏的血肉相连的关系:1978年台湾编辑出版了《台湾区姓氏堂号考》,1988年出版的《台湾族谱目录》记载,台湾目前现存的家谱共有10613种,其中有7700多种家谱的祖籍在大陆,而来自闽粤两地的占了80﹪,其余的姓氏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台湾族谱记载,自己始祖在台湾的只有102种,但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这些始祖中的许多姓氏其古老根系还是在大陆。

 

  正是这种血脉相通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台湾宗亲前往大陆寻根。来自台湾的陈建荣是江西九江市德安县“义门”陈氏的后代,二十年前他从一部陈氏家谱中知道了自己的祖根之后,就开始了寻根之旅,后来不断往返于海峡两岸并投入到两岸义门陈氏宗亲的交流活动中。他说:“人要饮水思源,你要知道你的根在哪里,这是不能忘记的。”

 

  在以“同名村(镇)结对、同宗亲寻根、同礼乐交流”为主题的“第八届海峡论坛∙闽台同名(同宗)村镇寻根续缘之旅”在泉州市泉港区举行,有45位来自台湾的宗亲代表参与这项活动。这些专门来到大陆寻根谒祖、追溯先缘的代表中,最大的75岁,最小的则是90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同胞对自己姓氏宗亲的普遍认同和浓厚的血缘之情。

 

  随着海外华人的不断增加,其姓氏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在意大利的米兰,据当地户籍登记管理部门统计的数据,米兰地区第一姓氏是罗西(ROSS),但第二大姓就是华人姓氏胡,前者的人数有4281人,后者是4132,但趋势是胡姓很快就将超过罗西成为当地第一大,姓,因为胡姓新生儿的人数不断增长,而罗西姓氏的人口却在递减。

 

  澳大利亚的悉尼同样出现了这种现象:据统计英语民族姓氏史密斯在悉尼为第一大姓,第二位就是华人姓氏李姓。但依据社会人口学家麦克科林德斯的研究,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若干年后史密斯可能不再是悉尼的第一大姓,而会让位于李姓。他还指出,凡是在悉尼流行的,也会成为全澳大利亚流行的趋势。

 

  2.庙号、谥号、郡望、堂号: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郡望、堂号、庙号、谥号在姓氏文化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当代虽然谥号和庙号已经逐渐淡出历史的视线,但堂号与祠堂等标志性的姓氏文化符号一样却依然在姓氏宗亲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成为寻根的重要标志。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也是我们深入研究姓氏文化和传统文化必须要开拓的重要领域。

 

  我们先看庙号与谥号:庙号是指帝王死后所立庙奉祀的名号,最初只有文治武功或德行卓著者才可以入庙祭祀,但唐以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由于古代的历史朝代都是以帝王为核心,所以每个时代文化的特征在谥号和庙号上面也得到一定的反映。

 

  据学者的研究,庙号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等。最初庙号的确定非常严格,其命名的标准就是“祖有功而宗有德”,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之功才能称为宗。周代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死后以谥号作盖棺论定的评价。庙号制度废止。

 

  汉朝又重新承袭了庙号这种制度,但对于追加庙号极为谨慎,不少皇帝都因此没有庙号。但谥号却很普遍,而且因为汉以孝治天下,所以很多皇帝的谥号都有“孝”字:如刘恒为“太宗孝文皇帝”,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刘洵为“中宗孝宣皇帝”。

 

  谥号在古代更是一种对帝王和大臣的普遍称谓,而且它比庙号显示了更多的褒贬色彩。《逸周书∙谥法解》就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这就是说不同的谥号是对帝王不同行为道德的评价。这种对于过世君王、权臣评价的不同级别明确的区分为“美谥”、“中谥”和“恶谥”:比如汉文帝谥号“文”,是表示他“道德博厚”“经纬天地”。有“恶谥”称号的如隋炀帝的“炀”就是对他“好内远礼”恶行的评价。再比如“厉”表示“暴乱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并经过继位皇帝的认可再公布的。

 

  对于帝王来说,如果说姓氏表示的更多是历史上的一般文化含义,那么谥号则更多的代表了世人对已逝君主的道德评价,从而给后世留下了“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

 

  除了帝王之外,古代一些著名的大臣、学者后世也以谥号表示对其的尊重:比如范仲淹谥“文正”,岳飞谥“武穆”,有的人不一定担任过高官,但因为道德高尚也会有谥号,叫做“私谥”,比如陶渊明就号“靖节”。

 

  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势特征,源于中国古代的谥号还对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产生了影响,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国的君主都曾经有过谥号。日本有“圣武天皇”、“淳仁天皇”等,韩国不少帝王是谥号加尊号,所以名字一般都很长,比如有中宗大王李怿叫“恭憘徽文昭武钦仁诚孝”。包括越南封建王朝就同样使用中国的庙号和谥号,比如越南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李乾德,其谥号是“孝慈圣神文武皇帝”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强势影响。

 

  3、郡望与堂号:

 

  郡望又称地望,是以某一个姓氏祖上著名人物的居住地来作为族人祖先的居住地(由此成为后世族人寻根的标志)。比如范阳卢氏、清河崔氏。郡望从魏晋时代以来就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清代学者钱大昕在他的《十驾斋养心录》一书中就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这些高门大姓不仅把持了朝政,而且在文化上也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详见本书“氏族大家对文化的影响章节)。在姓氏文化学上郡望往往与堂号相关联:堂号大多源于本姓祖上某一个著名人物的典故事迹,比如孟氏的“三迁堂”、杨氏的“四知堂”。但郡望在宋代以后逐渐走向固定,而堂号则随着宗族的繁衍而不断增加。姓氏文化中的堂号鲜明的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礼仪特征(比如范氏的“麦舟堂”,白氏的“香山堂”等)。这样郡望和堂号与个人的姓名一样包含了多重的历史文化含义。

 

  概括起来这些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化贡献:比如赵姓有“半部堂”,源出于北宋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之后的“著经堂”也与此同类。二、道德影响:如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因其著名的《爱莲说》一文曾经赞美莲花“处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另外,杨姓的“四知堂”、范氏的“麦舟堂”都属于这一类(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姑苏运麦,行舟至丹阳,遇到石曼卿没有资费葬亲人,范纯仁以船上的小麦相赠。范仲淹知道后大为赞许,范氏后人便以“麦舟”为堂名)。三、激励后人:北宋王祜手植三棵槐树在自己家的庭院里,预言:我的后代一定有人位列三公,先种三槐为标志。王氏后人便以此为“三槐堂”。四、直接将郡望作为堂号:如陈氏的“颍川堂”、林氏的“西河堂”都属于这一类。

 

  姓氏文化本身就是与血缘宗族文化有直接关联,郡望和堂号更是加强了这样的文化含义。古代同姓的人大多聚族而居,或者同一姓氏的支系居住在一处或相近的数个地方,堂号就成为某一个同族人的徽号。因此他们也往往在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自己的堂号,这样,堂号也成为祠堂之号,也就是表明同一家族的源流世系,同时也成为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尊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因此堂号不仅是区别姓氏宗派的标志,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教育族人的道德含义。直到今天,虽然古代的许多宗法文化的内涵已经有了改变,但在这个方面,它的意义依然存在,并且成为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最直接、也是最为所有宗亲接受的文化元素。

 

  随着近年来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或重建,姓氏家谱族谱的编修也不断普及。作为寻根标志的郡望和堂号也被各个姓氏的宗亲不断提及。所以,今天的郡望和堂号也与宗法文化的其它许多负面因素一样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消失。而它的积极意义却不断发挥作用:即日益成为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人、激励后辈的动力。推而广之,在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民族大团结等诸多方面,它与我们整个姓氏文化一样,正在发挥日益明显的效果,如果我们善加维护,在未来它也还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姓氏与名、字、号

 

  上古时期,姓和氏反映从图腾以来的母系制向父系的历史发展,也与姓氏始祖及后嗣的分化有关。而名和字则具有更多的历史文化含义,至于“号”(又称“名号”)更是后起文化的产物。

 

  姓氏是一个宗族共有的,名作为每个人的姓氏符号则是个人的专称。《说文解字》对“名”的解释是:“名者,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一种传说的遗留。名字的产生实际是源于个人意识逐步觉醒的必然结果,其经济的背景则是私有制的产生。据《周礼》记载:“婚生三月而加名”《礼记∙曲礼》:“男子二十而冠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子辈的名字是父辈起的,它是根据一定的文化含义来确定的。

 

  《左传》记载鲁桓公向申繻请教如何给儿子起名字,后者就这样回答:“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这段对话不仅提出了古人起名字的五种原则和方法,而且对取名的禁忌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取名字的五种方法就是:用出生的某种情况来命名叫做信,用祥瑞的征兆来取名叫义,以类似的字眼来取名叫像,假借某种事物取名叫假,借用和父亲有关的字词来取名叫类。同时申繻还说到起名的各种禁忌:“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原因在于:人在死后要避讳,如果用国名来取名,就会废除人名,用官名来取名,就会改变官称,用山川取名会改变山川的神名,用牲畜命名会废除祭祀,用器物命名会废除礼仪。他还给桓公举出晋国、宋国、和鲁国的例子了证明,所以后来桓公听从他的建议,采用“类”的方式给自己的儿子取了名字。

 

  现在能够看到的人名最早来自商代。商代人因为崇尚干支,所以多以干支命名人名:如太甲、祖乙等。

 

  “字者滋也”,即字是由名派生出来的,所以古人的名与字往往有意义上的联系,叫做“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表字”。清代著名学者曾对古人名与字的关联进行归纳,一共总结出五种关系:一、同义互训:孔子的学生樊须,字子迟。须和迟都有等待的意思。二、反义相对:端木赐字自贡,上赏下为赐,下献上为贡。三、据义指实:冉耕字伯牛,由农垦之义引申指具体的耕牛。四、连类推论:楚臣仲归的字是子家,由归而至家,顺理成章。五、辨物统类: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鲤为鱼的其中一种。

 

  号又称“别字、别号、别称”,相对于姓名由尊长所取,号则是自取的,所以又称“自号”。“号”虽然在《周礼》当中就有记载(“号为尊其名而更美称焉”),但实际上直到六朝还只有陶潜、葛洪等个别人有号。到了唐宋以后,随着文学的发达和伦理道德的加强,名号才逐渐流行起来。

 

  古代注重礼仪,所以当人们使用名字时就有很多讲究:名一般作谦称,或是上对下、长对幼的称呼。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如果是下对上、卑对尊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对君主或自己的父母更是不能提名,否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就产生了避讳的姓氏文化。

 

  避讳的现象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公羊传》对避讳的原则有这样的概括:“春秋以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避讳的方法是人们在口头和书面表达时避免直呼其名或行文直书其名,而以别的字代替。《颜氏家训》就说:“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之”。避讳帝王称“国讳”或“公讳”,如为了避讳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秀才就被称为茂才。避父母、祖父母之名叫“家讳”或“私讳”,这种避讳甚至连同音字也不能用: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的诗人李贺,因父亲名“晋”,字音与“进士”的“进”相同,所以他的一生注定和科考进士无缘。杜甫的父亲名“闲”,他的诗歌从来不用这个字。

 

  避讳对姓氏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如宋代著名宰相文彦博,祖上本来姓“敬”,但因为后晋时期的晋高祖叫石敬瑭,所以他就只好改姓了“文”。南齐的萧景先本来名叫“道先”,为了避讳太祖“道成”,就改景先。

 

  在中国古代,由过分曲解的避讳甚至引出文字狱:清代的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做试题,竟然被人诬告说是暗示雍正被砍头示众,结果下狱后被戮尸枭首。乾隆时期的胡中藻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斩首。

 

  避讳起于春秋,定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到清代达到极致。这种日益严格的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一些人被迫改了姓名,不少地方的地名也因此改变(建邺改为建康),(《红楼梦》里面就有大量的例子:)避讳制度体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性质,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极大戕害。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避讳制度也必然消失。但由于这种历史现象出现的时间很长,尤其是姓氏文化研究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在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在中国古代,凡是对于有职官的特定人群,人们在称呼他们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他们的官职称谓,比如杜甫称杜工部、王羲之称王右军等。当道教产生与佛教兴盛的时候,人们的名字又带上了明显的宗教特征:比如魏晋六朝就有不少人的名字带有“僧”:如张僧佑、等。魏晋时代的人还因为讲究风度和潇洒飘逸而常常多带“之”字,比如颜延之、寇谦之、王献之等。唐代人的姓名则由于佛教的影响而常有摩珂、观音等等名字。

 

  此外,在中国古代,凡是对于有职官的特定人群,人们在称呼他们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他们的官职称谓,比如杜甫称杜工部、王羲之称王右军等。当道教产生与佛教兴盛的时候,人们的名字又带上了明显的宗教特征:比如魏晋六朝就有不少人的名字带有“僧”:如张僧佑、等。魏晋时代的人还因为讲究风度和潇洒飘逸而常常多带“之”字,比如颜延之、寇谦之、王献之等。唐代人的姓名则由于佛教的影响而常有摩珂、观音等等名字。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尤其是不同时代文人的名字、雅号,无不展现的时代文化的鲜明特色。许多中国文人的名字往往与他们的意趣好尚有直接的关系:比如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欧阳修的号“六一居士”则涵盖了“书万卷、千卷金石、一琴、一棋、一酒、一老翁”。这些名字不仅是他们各自鲜明性格的体现,而且成为世界各民族中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符号。

 

  除了一般的姓名字号之外,在中国艺术史上,还有不少艺术家有他们的“艺名”。直到现当代传统的艺术家由于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常常以他们的艺名作为自己的名片:比如“盖叫天”(张英杰),“白牡丹”(荀慧生),由于他们的艺名太过于出众,人们反而忘记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4.下层民众的姓名特点:

 

  与文人雅士相比,中国下层老百姓的姓名则具有他们最接地气的俗文化特色。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地下出土的两千多年的竹简等文物中直接看到这样的记载:比如秦简中就有士兵“黑夫”与家乡中的兄弟“惊”的书信。《史记》也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蕴”,实际上就是刘大爷、刘大妈,因为当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以也和大多数邻居一样没有名字。从古代直至当今时代(尤其在农村),许多乡下人叫做何牛、小石、铁蛋等等。这些明显体现的正是自古以来传统文化的等级特征。同时“贱者”自古以来以职业相称也非常普遍,比如庖丁、医和、优孟等。

 

  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从女人的名字上同样也有明显的反映:尤其是在农村,如果生下女儿往往取名为招弟、来弟、亚男、胜男等,这些女儿的名字莫不反映了期盼生育男婴的强烈愿望。

 

  5.姓氏文化与正史、方志

 

  中国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历史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历史典籍浩若烟海。但限于篇幅尤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正史主要记载政治权力上层的事务和国家的军政外交等重大事务(所谓帝王将相的历史)。后来有了郡县地方的志书,可以作为正史的一些补充。但这些仍然不能反映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全貌。有了家史记载的家谱和族谱,一个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历史文化网状结构就完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个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所没有的文化宝藏,它足以让我们傲视天下。

 

  对于世界上其它民族来说,中国历史典籍的浩瀚早已经令全世界惊叹,而这不过大致还仅仅局限在正史领域而已。如果说方志至今还没有引起历史学家足够注意的话,与姓氏文化学直接相关的家谱还基本上还只是被民间所看重的地位,它的巨大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研究利用和开发。中国历史研究的偏颇是时候大力纠正了。

 

  从《史记》开始,正史的24史无一不是以一姓的帝王作为时代的主线,因此以《本纪》为纲,以《表》、《志》为目的正史,恰好反映了历代王朝通过从王室帝庭到州、县、乡、里的垂直政治系统实行庞大帝国的统治这样一个历史现实。而在朝廷政治到县级之下的广大乡村,包括无远弗届的穷乡避壤,其地方秩序的维护基本上全靠宗族、宗法势力在控制。这种这种秩序的维护依靠了两种力量:一个是与“国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族规”、“家规”,另一个就是“家训”、“家风”的道德力量。而后者不仅更为根本,而且更为持久和有效。

 

  作为中国悠久历史记录的正史,的确涵盖了数千年文明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但它毕竟不能反映地方事务更没有关注和记载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百姓的生活。而方志作为正史的微缩版本,补充了正史的历史骨架的许多详细资料(其中州县政府官员以及艺文、宗教和望族的记载中亦有大量姓氏文化信息)。然而只有遍及全国的家谱,才完整而详细的记录了构成社会组织细胞的详细鲜活的历史。这样一个纵横的体系正好反映出数千年以来至今的从古代历史传统文化到当今社会生活(可惜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鲜活全貌。

 

  犹如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系统、系统构成人体一样,由男性姓氏为纲领和纽带形成的家庭谱系(包括推而广之的族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细胞,而这些无数的细胞较之正史更为全面真实的反映出它们所组成的文化系统的特征(比如世系繁衍诸多细节以及家塾、家训等大量资料)。同时家谱中记载的大量文化细节比起正史更加全面真实的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立体面目(本书下一章专门解读家谱)。作为悠久文化的承传,抽象的礼仪仁爱等优秀道德也正是通过一个个家庭的家风代代相传得以延续。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种种冲击之后,今天我们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最集中、最接地气的就是反映了悠久民族文化的这种特殊遗产,对于广大民众尤其对于独一代、独二代来说这既是一笔最大的文化财富,也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极佳教材。对于姓氏文化的种种巨大价值,我们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

 

  二、案例分析——氏族大家对历史文化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建和发展方面,自古以来许多著名的氏族大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是在道德、制度还是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些望族大姓族人的身影。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此的评价却往往都是负面的,比如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说到魏晋南北朝的氏族大家,常常从批判的角度着眼,殊不知这些大家族在历史文化方面却有着巨大的贡献。现在是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1.中古氏族大家的再认识

 

  在一般的教科书里,对于“九品中正制”著称的中古氏族大家常常是负面的评价居多,但他们对当时那个动乱时代的中华文化的保存方面的贡献却往往受到忽视。这并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也是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的。这里我们仅仅以清河崔氏和琅琊颜氏家族为例来略作剖析,就可以看到一般人的常识距离历史真实有多远。

 

  在那个动荡战乱的时代,崔氏清河的大房、小房以及青州房就已经奠定了唐代的显赫家世的政治基础(唐代崔氏共有23人为宰相:“南祖有昭纬、慎由、胤、神基;清河大房有龟从;小房有彦昭、群、郸;青州房有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唐代的清河崔氏任宰相的十人中,有八人都是由科举入仕,而这个成就正是由崔氏的家风与文化积淀带来的。从中华文化道德的传统来看,崔氏作为氏族大姓在家庭和家族内部能够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的根本,所以崔氏名人在礼法持家、孝道传家方面被誉为美谈。这在史书上累有记载。包括崔昐、崔鄯、崔郾、崔郸兄弟一门,均“冠族闻望,为时名德”,“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

 

  在中古时期,崔氏的一些著名人物还在德政富民和教化立学以及南北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显著。在南北文化交流尤其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与北魏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些方面崔氏宗亲的一些著名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北史∙崔逞崔休传》记载,时崔休“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休久在台阁,明习典故,每朝廷疑议,咸取正焉。诸公咸谓崔尚书下意处不可异也。”又崔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甚著声绩,二州怀其德泽,百姓追思之。”此外有崔亮“除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在渭水修桥,“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

 

  在教化立学方面,崔氏宗亲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崔休任渤海太守时,为了安置上千名学子,曾专门“置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实际上是在设置郡学。另外两位崔氏兄弟也在这方面名声卓著:崔光白任北海太守期满的时候,肃宗专门下诏书说:“光伯自莅海沂,清风远著,兼其兄光绍复能辞荣侍养,兄弟忠孝,宜有征录,可更申三年,以厉风化。”甚至崔氏的女性也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据《魏书∙列女传》记载,房爱亲的妻子崔氏在儿子房景伯年少丧父的时候,“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瞻。”

 

  在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融中,崔氏宗族的不少人物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崔彧“与兄自南国入”,彧少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遂善医术。”崔僧渊“有文学,又问佛经”,其族兄崔慧景“性好谈义,兼解佛理”。崔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其兄崔光不仅喜爱清谈,更是“崇信佛法,”甚至“为沙门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崔氏的这些著名宗亲人物为佛教与儒道的融合进而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不仅如此,在东晋以后的“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混乱局势下,清河崔氏不断迁徙,进入齐青荆楚一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汉魏形成的儒学礼法为宗的氏族文化传统,同时又从南北学术文化中不断吸取新的文化因素,在南北文化的交融发展演变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正是上述这些政绩、道德、文化诸方面家族的巨大威望和优势,崔氏宗族甚至对帝王也保持了一种明里暗里的高傲态度。比如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和王室联姻,崔氏明确的保持拒绝的态度。山东士大夫以(高门)五姓婚姻为第一,但却不与李唐皇室通婚。因为在他们看来,皇室虽有权势地位却无道德文化。《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就有不少公主们的违礼悖德的记载:长广公主“豪侈自肆”,魏国宪穆公主“恣横的不法”,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等人更是生活奢华、贪淫放纵,这些作风与恪守儒家礼法的崔氏家族格格不入。从正史的上述记载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些氏族大家所遵守的传统道德典范,已经成为高于王室的政治权威的道德楷模而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他们遵从的正是儒家“道尊于势”的传统。

 

  相对于崔氏家族,颜氏一族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更是超越前者而在历史上备受尊重。这里我们仅以琅琊颜氏一支的成就略作阐述。颜氏从孔子大弟子颜回开始,其后世就不断受到历代人们的称诵。据颜真卿《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宗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的记载,汉代以后在颜氏家族发展史上有三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三国时的颜盛。他曾任青州、徐州刺史、关内侯,自他开始“自鲁居琅琊”,从此开始琅琊颜氏宗族的繁荣。其二是颜含,自晋“元帝过江,为丞相祭酒”,成为东晋时期颜氏家族的开创者,自此,东晋南朝颜氏代有人才。其三是颜之推,他历任不衰,成为南朝、北齐、北周、隋四朝元老。更重要的是,他的《颜氏家训》不仅成为中国家训之祖,而且由于他在道德、历史、文学、文字等诸方面的成就而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自他以后,颜氏家学进入昌盛时代。琅琊的颜氏人才也在儒学传家、道德忠义、书法传世方面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人才辈出的氏族大家。下面仅举几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可见一斑。

 

  颜之推的三个儿子不仅以儒学闻名,而且“博学善属文,尤工训诂”。南朝时期的颜腾之更是开启了颜氏书法传家的历史:他“善草、隶书,有风格”。从他到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已经有五代的书法家传:颜腾之儿子颜炳就以书法著称,颜真卿的祖父颜昭甫工篆、籀、隶、草,与当时的殷仲容齐名。真卿的父亲颜惟真因书法的深厚功力受到唐玄宗的高度赞誉:“孔门入室,鲁国称贤,翰墨之妙,莫之与先。”正是在五世积淀的基础上,颜真卿才成为书法史上的巨匠。

 

  颜真卿的书法成就除了与家学渊源密切相关之外,还与他的丰富人生阅历和积淀的雍容壮伟盛唐气象直接有关,而且加之由盛而衰的乱世历练都无不反映在他的书法作品当中。成就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就足已经让人流芳千古了,而颜真卿还因其政治家的风范、军事家的气度、道德文章的雅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人物。不仅如此,在历史上颜真卿、颜杲卿等人还以忠勇著称。在安禄山叛军猖獗的时期,颜杲卿经过激战被俘。当叛军用刀架在他脖子上威胁投降的时候,他大声怒骂,甚至“贼钩断其舌”时他依然不降,最后“含胡而绝”。宋代的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赞誉他“为颜常山舌”,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颜真卿更是英勇抗击叛军,被俘后自为墓志铭以见其志。唐德宗谥号“文忠”,后人誉其“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他们的精神不仅一直影响到从古至今颜氏的无数宗亲,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2.“王与马,共天下”

 

  在历史上还有一些特别的名言,比如“王与马,共天下”,从中反映出姓氏望族在历史上的独特作用。这句话说的就是晋代的王氏家族领袖王导及其宗亲对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大家族(过去常常被批判的“九品中正制”所推崇的“上上”家族)的政治历史贡献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而在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产生这样的名言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司马氏作为晋代政治的最高权威,怎么可以和王氏“共天下”呢?

 

  这个典故的出处来源于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作为司马懿的庶子(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他本来是没有机会登上帝王宝座的(他只是被封了一个琅琊王),就是因为有了琅琊著名大姓王氏的支持,他才最终当上了皇帝。他的机遇是从在洛阳结交王导开始的,王导出身于北方第一等士族的琅琊王氏(当时社会上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就是他的族兄),王导预见到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利用司马睿可以大大施展自己的抱负,所以劝说他回到封地,司马睿也觉得离开多事的首都回到封国是最好的选择,从此王导就成为司马睿最为信任的谋臣。

 

  等到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皇后贾氏想独揽大权杀死了掌管朝政的外戚杨俊,从而引发了“八王之乱”。司马睿由于身在封国,所以不仅没有受到这场灾祸的影响,反而被其它诸王拉拢,因此更觉得王导这位高参的计谋实在是太高明了。永嘉元年,司马睿移镇建邺,几年后被封为镇东大将军,成为江南地区最有实权的人物,这里也成为他日后登上王位的重要根据地。

 

  不久,匈奴大军攻陷了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坐镇长安的司马邺命令司马睿出击平阳,但他却在王氏家族等氏族大家的鼓动下抗命不尊。建兴四年长安失守晋愍帝死亡,西晋灭亡。司马睿的机会终于到来:建兴五年,在琅琊王氏和其它部属的“劝进”下,他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但朝臣们都知道,他能当上皇帝全靠王导、王敦等人为代表的北方门阀氏族的支持,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耐和力量。

 

  由于当地的人都知道司马睿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所以他当了皇帝也没有什么威望,吴地的权势人物都不买他的账,甚至一个多月他们都不去朝拜这位新皇帝。但王导知道司马睿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想方设法要树立他的权威,于是想了一个特别的办法:他们利用当地三月三日民间集会的机会,搞了一个颇有声势的行动。王导、王敦等人带着其它社会名流毕恭毕敬的跟着司马睿身后,千方百计的衬托这位新皇帝的权威。由于琅琊王氏在社会上威望极高,所以江东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看到这种阵势一下子惊讶万分,马上对司马睿望风归附,此后江东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

 

  王氏家族的支持使得司马睿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他当然也要投桃报李:王导被封为尚书掌管朝内大权,王敦总管军事,他的哥哥王含也成为卫将军。除了朝廷,在地方上重要州的要员也都是王氏家族的成员:王廙为荆州刺史(死后王舒接任),王彬任江州刺史,王遂为徐州刺史,……整个东晋遍布王氏的权臣。于是民间才流传出了后世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历史事件尽管比较极端,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氏族大家的历史影响。说到王氏家族,哪怕历史上没有这种特例,这个家族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早在晋代以前王氏家族就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了: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是西汉的王吉(汉代著名的谏议大夫,是“独尊儒术”之后兴起的一代纯儒),而追溯到更早,王吉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秦翦部将的第九世孙。王吉的儿子王俊、孙子王崇西汉末年都曾经位登“三公”,祖孙三代创造了琅琊王氏的辉煌,被时人称为“累世之美”。而后来以“卧冰求鱼”著称的王祥更是历东汉、曹魏、司马晋三朝,并且位至太尉、太保。西晋以后的王戎(“竹林七贤”之一)和王衍(历任尚书令、司徒等职)两个堂兄弟也号称上流社会的清谈领袖。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也参与了帮助司马睿的事情。

 

  如果说氏族大家在中古更多的是由于影响政局而对历史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唐宋以后则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留名青史:“三苏”称雄文坛,一直到明清之后的程朱理学家族,清末力挽狂澜的曾氏家族都在中国姓氏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直到近代以来,家族的影响不仅没有衰弱,反而是在国家政权的权威不断弱化之际显示出它强大的影响和生命力。

 

  在中古数千年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姓氏宗亲家族对历史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书法艺术方面的王氏家族,文学艺术上的谢氏家族以及苏氏家族,直到清代军事政治上的曾氏家族,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宗亲群体。

 

  第三节姓氏文化与“诗书耕读传家”的悠久传统

 

  一、中华传统文化密码

 

  在古代的四大文明之中,中国古代文明自从产生以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历了无数内外的危机与冲击,然而,无论遇到什么惊涛骇浪,无论外来文化多么强大,在经历冲击、挫折和磨难之后,我们的传统文化依然屹立不倒。在一些严重的危亡关头,我们的国家民族似乎已经陷入灭顶之灾,然而我们的先民依然挺过来了。许多学者对这一历史奇迹进行了很多分析,也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我们认为,与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不同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特征:汉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儒释道融合的文化;数千年延续的农耕文化。由上述特征经由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融,就形成一个文化千年承传的秘密:这就在于我们悠久农耕文化形成的“诗书耕读传家”的一脉相承传统。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的基因密码。

 

  二、从“诗书耕读传家”看姓氏家族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诗书耕读传家”不仅是一个十分悠久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这一文化密码不仅深藏在我们传统文化历史记载之中,而且它还有藏在深闺人未识之处。这里我们要重点加以剖析。据古代文献记载,中国从周代开始就有一个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王朝从未改变的古礼——“籍田礼”。这在《诗经·周颂》的《载芟》等诗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因此,一般的著述都把籍田礼视为周代的事情,其实更早在甲骨文中,这个有关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典礼就有确切的记载。甲骨文有“藉”字,像人持耒耕作的样子。当时不仅有大量农人的家庭耕种,还有大田中的集体耕作(商王还派“田畯”、“小臣”监督这些耕作)。而且甲骨文中已经有“黍、稷、麦、稻”等多种粮食作物的记载。在甲骨文中还记载了“登尝之礼”,尤其是下文我们要解析的“王立黍”更是与周代的“藉田礼”有直接的关系。商代被周取代之后,农业在周王朝的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周代以农业立国,并自开国以来就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个传承前代的独一无二典礼:一个隆重的、延续了数千年的重大典礼------籍田礼。

 

  在甲骨文中的“王立黍”记载,据学者的考证,这就是商王参加的“籍田”礼(见吴浩坤《甲骨学史》)。《毛传》:“籍田,甸师氏所掌,王执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藉之言借也,借民力为之,谓之籍田,享耕种,以给宗庙粢盛。”在《诗经》的《载芟》、《良耜》、《噫嘻》等大量诗篇中,对此更是有不少相关的记载。《毛传》解释说:“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颜师古注引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告天下,使务农也。”这个自远古以来就已经存在,并在唐玄宗时载于国家重要典礼《开元礼》的籍田礼,以极具象征性的天子动作,宣示了作为农业之国社会根本的农耕在整个国家与历史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中晚唐时期还有描写籍田之礼的赋体作品,见赵俊波《中晚唐赋分体研究》)。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典礼从来就没有中断。由这种“续古之人”(《诗经·周颂·良耜》)代代相传的农耕命脉,加以后世儒道创始人的“礼仁”“自然”的理念,就形成了中国“诗书耕读传家”的悠久传统。农耕解决了民众的生存,奠定了历朝强盛的基础,而“诗书”则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命脉。在解决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将精神文化的创造结合起来。同时,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下,无数下层平民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得到上升的机会,他们在改变自己和家庭、家族命运的同时,也为国家民族的繁荣不断提供新鲜血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代代相传。

 

  三、案例分析(李调元家族)

 

  在这个悠久传统的影响下,从历史上显赫的大家族到普通的由耕而仕的无数家庭(并由此形成世代相传的大家族),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非常巨大作用的曾国藩----这样的显赫人物我们都不用再评论,这里我们仅以四川小镇的李调元家族、范仲淹后裔定居罗江的范家大院和剑阁县下寺镇友于村的晚清翰林李榕承家族为例,来具体剖析一下这种悠久的传统,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事件更加具有代表性。

 

  过去中国农村常见“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对联,其中深刻的含义就是:农耕解决了物质生存的问题,诗书学习与传承则将文化的血脉代代延续。我们在李调元家族四代以来的发展轨迹上可以得到深刻的体会。四川德阳罗江的李调元家族是一个“诗书耕读”传家的典型:他的曾祖父李攀旺是一个标准的农民,后来耕种家中渐渐殷实之后开始让儿子上私塾,经历祖父、父亲几代人的努力,其父李化楠已经能够作为望族能够收集大量善本书籍并修建“万卷楼”。李调元家族一门四进士(三翰林),二举人,五贡生,八秀才。李调元的弟弟还曾出使琉球,在《出使琉球记》中留下了台湾、琉球为中国固有领土的铁证。到李调元这一代,更是出现“一门三才子”的盛况,并建立了至今仍存的文化遗迹“醒园”。这个四代由耕而仕的家族给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诗书耕读传家”的典型。这一典型为我们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成长道路,同时李家后来隐居乡里的结局以及对当地文化事业的影响,还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普遍成长道路和历史命运。不仅如此,这种“诗书耕读传家”的家庭生活还向我们展现了农耕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士大夫的“诗意的栖居”图景。这样一种艺术化的“生活道德化、道德生活化”的文化特征以及“修齐治平”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

 

  罗江的范家大院则在一个更为广阔久远的历史时空范围内展现了这个悠久的历史传统。范家大院占地五千多平方米,有十个院落让范家后裔聚族而居。根据《御营范氏族谱》的记载,两百多年前的清代雍正年间,著名学者、名臣范仲淹的二十世后裔养源公带领家人从广东嘉庆州兴宁县入川,并于罗江的御营镇买田置业。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这一族的范家后裔已经繁衍到一万多人。在范家大院的先祖神位上方有“文正家声”四个大字,它时时提醒范家后人牢记范文正公遗留的诗书耕读传家的遗训。范家的小孩从小就被要求诵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孩子长大外出读书、打工、创业之前,往往也由长辈带领来到范家大院接受范仲淹“家训百字铭”等古训的教育。先辈在诗书耕读传家的生活中形成并由范文正公遗传下来的“廉俭一生”家风,也成为当地范氏家族不断发扬光大的家族优良传统。在每年春分的祭祖大会更是成为凝聚家族情感、追思先祖遗训的隆重聚会。这个活化石一般存在的诗书耕读传家典型,形象的展示了我们悠久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

 

  而位于川北剑阁县下寺镇友于村的李榕故居,虽没范家大院宽广,但其耕读传家精神却是一致的。

 

  李榕故居是一处深藏于竹林与农房深处的宅院,远看就是一户农家,却是李榕授翰林院庶吉士时被赐予的翰林府。李榕家族秉承祖训,世代农耕。李榕之父李时荣于道光乙酉(1825年)乡试中举,曾在广东为官,他“慈祥恺悌,所至民怀”。李榕幼承庭训,刻苦攻读,立下远大志向,他曾有诗曰“少年不合潜林壑,圣明贫贱吾其羞”以示自己的人生抱负。李榕33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与李鸿章、李元度、李眉生同出名臣曾国藩门下,合称为“曾门四李”。49岁累功升至湖南布政使,达到仕途高峰,然而却在捐输政策上得罪地方豪强遭诬告,两年后被罢免官职。罢官回乡之后,他快速调整心态,不仅应邀撰写地方志,还重拾耕读文化生活:他置“耕读为本”于座右,不仅亲力亲为,告诫子侄亲朋且耕且读,蔬书并重。他甚至还要求兄弟子侄们每年春秋二季农忙时节,必须和长工短工一起割麦插秧,并与他们同桌饮食,不得特殊。而有空闲时间就读书练字不许疏懒。

 

  他的子孙传承家风家规,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大多成为地方士绅。儿子李颖、门人温、吴参与编写《剑州志》;侄孙李谔传承办学,收全乡农商子弟入学受教。乡民受李氏家风影响,大多重视文化。乡场民风大变,文化氛围浓郁。

 

  由这些古老传统形成的文化,其“和合”、“内向”的特征十分明显,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人和平好礼、温良敦厚的性格。到了当代,由于这种传统确实受到严重的冲击,以至国外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以来的悠久文化传统在近代以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外力下,已经荡然无存,日本人更是说要在京都等日本的古都和古寺中,才能找到中国唐宋以来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我们说,非也!在中国农村的不少地方,尤其是远离中心大都市的山区,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遗存的依然存在,“诗书耕读传家”的文化基因和密码仍然历历可寻。像上述德阳罗江县的李家花园、醒园、范家祠堂、谢家祠堂、李榕故居、广西的秦家大院、浙江宁海前童古镇正德堂等一大批古文化遗迹,大部分地方都是当地文化中心的古镇或乡村(乡贤),这些民居及其田园环境中古朴的村民生活,这些都无不体现出古老耕读传家的悠久传统。这些传统不仅在古代极具活力,甚至在今天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古代文化的现代复活与延续,正显示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超越时空强大生命力(参见第三章“记住乡愁”节目的社会反响相关部分内容的阐述)。

 

  类似这样的家族还很多。正是在这些今天依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的历史遗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悠久的姓氏宗亲文化的一脉相承巨大影响。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却自己否定、抛弃甚至毁坏了这些宝贵的遗产。甚至我们的学术界对此还存在某些人的模糊、轻视甚至否定的观点,这实在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现在曾经异常受到排斥的“杂学”也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并著书立说开展研究,甚至风水学也已经堂而皇之的登上了我们的著名高校讲坛,而姓氏文化却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这不仅是学界的失职而且是学者的耻辱。在传承发展我们的悠久传统文化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的今天,这个历史遗憾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四、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

 

  1.文学家族个案分析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些著名家族由于悠久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特殊的科举考试等因素,出现了世代相传的文学家族,宋代眉山的苏氏家族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种家族式的文学集团出现,典型的反映了姓氏文化历史影响的巨大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的分析。

 

  以“三苏”著称的眉山宋代苏氏文学家族是一个著名的悠久文化家族典型。这个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眉州的大姓,苏氏的先祖可以直接追寻到唐代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甚至更早的汉代)。在武则天时期,他高居相位,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了中宗时期,他被贬到眉州作刺史,成为眉州苏氏的先祖。

 

  从唐末五代到宋初,苏家再没有人做官,苏洵的父亲成为兄弟姐妹九人中幸存的一个。幸运的是,虽然家道中落,但先祖的书香传统却依然一脉相承。在这个时候,苏洵的妻子程夫人与丈夫一道,成为苏氏家族崛起的重要人物。程夫人作为眉州著名的具有文化家族大姓背景的大户人家,成为重振苏氏家族的经济支柱。作为一位母亲,她在子女教育上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在苏轼小时候程夫人就教他读史书,当读到《后汉书》的《范滂传》时,母亲感慨叹息不已,小苏轼深受感染,便问母亲:“如果我做范滂,母亲能够同意吗?”母亲毅然回答:“你能当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母吗?”后来苏轼兄弟的人生选择,正是从小受到这种“舍生取义”、“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

 

  和苏母一样,苏轼的父亲同样从小就对孩子传递优秀的传统道德,我们仅看他给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他这种明确的意识:对于苏东坡兄弟二人的名字,父亲曾经在《名二子说》一文中有专门的解释:之所以分别名为“苏轼”和“苏辙”,原因就是:“车轼似乎没有什么用处,但没有轼也就不成车了,之所以叫轼,就是怕你性格直率,不懂外饰。”对于苏辙这个名字的意思父亲这样解释:“车的功劳虽然算不到车辙上,但车若是遇到车祸,也不会的祸及车辙。如果你善于处世祸福之间,就可以保自己一生平安。”后来兄弟二人的遭遇说明父亲对儿子的性格的确非常了解,而且十分注意防范。

 

  正是父母从小的教育,让苏轼兄弟不仅十分孝敬二老,而且弟兄之间也终身相互扶持帮助。在苏轼一生中,他与弟弟苏徹相伴长大,他们少年时代就“未尝一日相离”,离开故乡之后又终身相念相知。苏轼有诗写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尤其是在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大灾之际,苏徹宁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苏轼因此写下“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感人诗句。后来弟弟也因苏轼获罪,不仅被贬筠州,而且五年不得升调。但苏徹却不顾一切赶到黄州与哥哥相见。在他们二人一生长期的分别中,兄弟二人从未停止过相互赠诗慰问,林语堂说苏轼最好的诗歌有不少都是为子由(苏徹)写的,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千古传颂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被贬遥远蛮荒的海南儋州时,家乡父老兄弟之情成为他心里的最大安慰,在给苏徹的诗歌中他向弟弟抒发了自己的达观心态:“他年谁做舆地志,南海万里真吾乡。”“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苏氏家族这样的文化世家,这与家族对文化传统的热爱与承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苏宅中,最宝贵的就是书,而家中父子兄弟最重要的生活就是读书。苏徹曾在《藏书室记》中回忆父亲说:“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父亲不仅自己读经、读史,而且对儿子严格要求,尤其是对从小就很调皮的苏轼更是如此。小时候苏轼喜欢跟着邻家的孩子寻梨打枣,四处游玩。为了培养苏轼的读书习惯,父亲专门在家教育孩子,还让苏轼抄写《汉书》。正是在父母严格而慈爱的言传身教之下,调皮的孩子终于成为一代大文豪。

 

  “三苏”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家族的一种文化标志性的品牌。

 

  2.家族文学

 

  如果说苏氏家族的例子过于突出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民间不那么出名的一些人物和家族。如果说“三苏”这样的文学家族属于个案的话,那么在这些著名姓氏对文化的突出贡献之外,明清时代还出现了不少所谓以“家族文学”著称的家族,而这样的家族并不是什么朱王、曽氏这样的大家族,因此恰恰是这样的案例才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率滨吟社录》,纪录了江南程氏家族结社吟诗的情形。下面我们就以此为例来关注一下这个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文化现象。

 

  从这份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几个鲜明特征:首先是突出重亲族的宗亲特征。在卷首的“条约”中明确规定“社中诸人同出一祖”。其次十分注重道德方面的要求,比如“同社诸人须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匪(非)徒虚声文字矣。设有操行不谨,为名教玷者黜之。”在文学活动中,同样要体现“长幼有序”的原则:“年有长少,学有先后”,“盖与人为善,无己之心也”。其三,虽是家族内部的文学创作活动,但依据传统儒家文学理论“文以载道”的要求,诗文的写作必须贯彻“陶写性情”的原则,通过同宗同族的相互交流达到“求益之道,敦睦之意”的目的。

 

  同时,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同族之人的诗文,可以看到身为商人的族人对于自己的生计和精神冲突时的内心矛盾。比如一位名为程镇的作者写了一首题为《早过衧(左“目”旁)眙县》的诗,其中有两句是“生计惭书剑,乡心忆薜萝。”意思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传统“书剑”求仕的愿望而去经商,它所反映的思想正是中国商人的一种心灵深处的复杂矛盾:从内心来说他们其实是更愿意通过读书走科举入世的道路,但为了生活却不得不去经商。所以许多诗集中的作者对那些有机会实现求取传统功名愿望的宗亲给予极大的鼓励。

 

  此外,宗亲家族文学还与地域文学、文化产生交集,因为宗亲聚集大多是以一个地域为中心,所以二者自然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核心人物除了德高望重的宗亲族长与地方乡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宗亲中的富商(尤其是其中的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物),这在明清时代更为突出。其中的一些儒商甚至会与文坛领袖或知名人士互有来往,比如徽州商人汪道昆就与当时的著名诗人王世贞有过交好,而且还曾因为汪的关系在徽州受到热情款待。正是在这次商人与文人的雅集中,我们看到了地方宗亲故友的文化热情与超乎我们想象的才艺。

 

  据汪印苔的《歙浦余辉记》记载,当王世贞游黄山时,汪氏族人(包括他们的宾客)盛情款待这位有清一代的名家。“当时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书家……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或时屈于主”。最后让这位文坛盟主“大称赏而去。”虽然作者的记载也许略有些夸张,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作为有文化的商人及其宗亲乡贤他们的文学艺术水准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自己祖父辈的水平。同时我们也能够从中直观的感受到宗亲家族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作出的显著贡献。

 

  在中国古代,由于儒家“诗教”的悠久传统,所以对于文学的重视就不仅仅是“吟花弄月”的贵族精神享受,而是具有重要的道德文化含义。秦观家族后裔的著名文人秦瑞玠在《锡山秦氏文钞序》中就说:“自古名门右族,世称邑望者,非特侈阀阅,炫簪缨科第以夸耀庸俗而已,必其人文秀起,世多贤大夫可传者,始克光昭累叶,闻望勿坠。”

 

  第四节家族与古代经济发展

 

  在中国古代,由于“家天下”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王室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正是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畸形格局,历朝历代虽然也曾经有过经济的繁荣,但总的说来其经济效益并未达到最佳效果。在古代真正体现了经济效益并对地方经济(甚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推动作用的是以姓氏家族为特征的家族经济体,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家族商业。直到今天,虽然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商业家族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产却依然不少,并且能够给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

 

  先看著名的晋商:晋商最著名的是号称“八大家”(乔、常、曹、侯、渠、亢、范、孔)的商业家族,在鼎盛时期仅仅山西几个县的富裕户的财产加起来超过一个亿,比当时的国库存银还多。我们可以相见其惊人的财力和影响,在八大家当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乔家,今存的“山西乔家大院”就是这个晋商之首的家族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从第一代乔贵发的发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家族创业的艰辛和他们创造辉煌的奇迹。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家族所传承的文化与道德力量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创业致富以及财富的代际承传。

 

  和历代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初期一样,乔家的第一代创始人乔贵发是一个最底层的穷光蛋:他衣不遮体、身无分文,从老家易县流浪到包头,最初在别人那里当伙计,后来结交了秦姓的同乡,一起开始做草料、豆腐生意。从贩卖豆子起家,逐渐将生意做大。在生意遇到巨亏的时候,是他的诚信使得自己起死回生。他也把开始的商号“广盛公”改为“复盛公”。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他仍然恪守古训。这种家风一直代代延续七代(直到1951年停业)。在乔家的创业过程中,他的儿子乔致庸(1818-1907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乔致庸恪守家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之本,靠诚信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乔致庸一直活到89岁,对于选择家族的生意接班人一直非常谨慎,他通过长期的考察,最后将家族企业交给了孙子乔映霞,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乔致庸选人的第一个标准不是经商的才能,而是做人的道德标准。乔映霞正是深受祖风熏陶、恪守家训的乔家最后的接班人:他不仅精于经商而且治家严谨,为了让祖传的家业世世代代继承发展,他制定了“五不准”的家规: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正是这些家训让乔家的生意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末经过七代人的努力,乔家的生意遍布全国: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从哈尔滨到广州中国的东西南北都有乔家的足迹,他们的生意甚至做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鼎盛时期乔家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总资产达到1000多万。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仅乔家的生意不断做大,而且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全国各地的商人汇聚包头,这个地方也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为一个城市,所以包头流传一句话叫“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同时乔家的诚信经营也成为晋商的一贯传统,一直影响八大晋商家族的经商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些被常人视为“惟利是图”的商人恰恰是恪守“诚信”等优秀传统道德的典范。直到今天,这种传统仍然通过乔家大院这样的文物遗存留给后世。

 

  在山西的乔家大院,最早的建筑就有书院,许多家风祖训的遗存,在大量的匾联中还保留了不少:“慎俭德”,“书田历世”,“百年树人”,“为善最乐”,“读书滋味长”。而且我们从一些历史名人的题匾上也可以看到乔家的这些祖训备受社会的赞誉:其中有李鸿章所书“仁周义傅”,左宗棠题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甚至在一些雕饰图案上也寄寓了许多道德传统的元素:比如居楼中的建筑图案有猫蝶菊的图像,其寓意就是:猫蝶谐音“耄耋”,而菊则是中国古代高洁品德的象征。正是这种孝老重德的优秀传统的承传,使乔家能够人才辈出:从乔映霞以下三四代至今的后辈20人中,有大学生12名,硕士3人,双博士1人,还有3人留学美国。

 

  乔家的优秀家风、家训不仅影响古代,其精神传统在当代依然受到人们的学习和敬重。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晋商博物馆之后,特别强调晋商的诚信经营传统在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晋商一样,著名的徽商家族也同样有着这些光荣的传统。在著名的徽商胡雪岩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传统道德在他的发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胡雪岩生在安徽徽州的绩溪乡村,从小家里也很穷,但他就是穷不失志,诚信不贪。小时候给人放牛时他曾经拾到一个包袱,打开一看全是银子,就在原地等了几个时辰终于等到失主把包袱还给人家。这位失主是来自杭州的商人,就把他带到杭州去学做生意。

 

  胡雪岩从杂役开始,经过三年学徒期满出师,他靠着勤劳踏实成为钱庄的正式伙计。由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又诚信上进,很快生意就有了起色。后来他又通过支助伙伴王友龄从而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再后来就是帮助左宗棠在三天之内筹齐了十万石粮食而成为亦官亦商的大商人。虽然他富甲一方,但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完成了很多义举,成为徽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徽州商人的这种行善好义的作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另一位著名徽商程白庵,他不仅是商界领袖人物而且喜欢结交各界人士,言谈之间颇有儒者风范。他的这种作风和品质在社会上为他赢得美誉,连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归有光也对他大加赞誉,当他80寿辰时还专门撰写文章来称诵他。文章尤其称赞程白庵的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乐善好施,并且善于以诗书与士大夫交往,是“商而士、士而商”的人物。影响所及,不仅程白庵自己在经商中恪守诚信仁义的古训,受他的影响,其后世子孙哪怕是散居休宁各县也都喜好读书,而且也喜欢以诗书与文人交往。

 

  特别是在理学的影响下,歙县等地的徽商大多特别具有儒商的气质,像郑孔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出门必定携带书籍,生意一有空闲,他就抓紧时间看书。走到一地,商务之余一定与文人学士交流,而且还和他们诗文唱和。而这种现象绝不仅仅是孤例。像同县的吴养春被称为“祖孙三代,书香袅袅”,家中还专门建筑了“藏书阁”。徽州程氏的程其美也以儒者之风载入家谱。据《旌义程氏家谱》记载,程其美“从贾之后好学不倦,荡然有儒者气象。……年16而外贸,然雅好诗书重兰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

 

  正是这种传统造就了徽商的成就,也因此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信念。徽商在历史上以七个商业诚信的训教影响了无数代商人,这就是

 

  斯商不以利为利,以诚为利;

 

  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这些良好的经商原则为徽商赢得了“贾而好儒”、“徽骆驼”、“绩溪牛”的美誉。同时徽州商人的商业发达还因此带来了学术文化建设上的成就。从清代到民国,徽州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像胡适这样的人物就对当时的中国乃至在国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与徽州商人到民间姓氏家族的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直到今天,晋商、徽商的历史传统不仅没有因为历史长河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反而在不断强调商业信誉的当代再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商界,探讨晋商、徽商的成功经验的论著不断出现,因为他们的经验和信念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诚信缺失的当代家族,从企业家到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人们都在不断的挖掘他们的经验和传统。“儒商”已经成为对成功商人的一种最高的褒奖。当然,当代的企业家不仅需要从这些前辈身上吸取经营的方法与成功的经验,更需要将传统和与时俱进相结合,从而在新的时代创造新的辉煌。

 

  第四章姓氏家族与传统道德文化

 

  第一节乡约与地方秩序

 

  一、《吕氏乡约》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的官方政治权威一般都只能达到县级,县城以下的社会秩序的治理就只能依靠乡绅、乡贤为主的地方权威。而这种权威往往以宗族、宗法的维系力量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社会矛盾的调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稳定因素就是乡规和乡约。在这个方面,著名的《吕氏乡约》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作为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这部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制定和施事的乡约,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后来明代的吕昆对它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发展,提出了《乡甲约》,即把乡约和保甲纳入一体,这种乡村的综合组织治理方案,成为现代中国乡村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这个影响深远的乡约的创始人是以“蓝田四吕”著称的吕大防、吕大终、吕大均、吕大临。他们参照儒家经典的《周礼∙地官∙族施》的规定:“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法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他们依据这种儒家的理想制度,将乡村的治理以四个方面内容的“乡约”形式加以规范,这就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德业相劝”是指“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过失相规”则对违反法纪道德的诸多行为作了细致的规谏:包括“酗酒斗讼,行止逾违,造言污毁营私太盛”等等。“礼俗相交”则有:“一曰尊幼辈行(凡五等,曰尊者,曰长者,曰敌者——年岁相当,曰少者,曰幼者);二曰造请拜緝,三曰请招送迎,四曰庆吊赠遗。”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礼仪规定(包括许多详细繁琐的细节)。“患难相恤”则是对我们民族互帮互助传统的具体弘扬,包含“患难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则遣人救之,甚则亲往),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污妄,七曰贫乏。即在这些乡邻遇有患难的时候相互救助。

 

  作为书香传家而且世代仕宦的吕氏后裔,在北宋中期“蓝田四吕”的父亲吕通才举家迁居蓝田,但由于他的儿子五子登科,加之吕氏“四吕”中的老二是宋哲宗时期的宰相,老五吕大临也是“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的门下高足,他的长兄大忠、三哥大均也是在史学、金石学方面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所以《吕氏乡约》一经提出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吕氏兄弟不仅提出并组织乡民实行这些约定,还直接带领乡里百姓兴修水利等惠民措施,此外还在家庙中开学授课教化乡民。由于他们的这些行动和影响,关中的民风也为之一变。奉为道德楷模的吕氏兄弟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后来甚至被奉为神明。

 

  由于这一历史贡献,《吕氏乡约》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现代著名法学家萧公权先生认为:“《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举》。”在历史上这个乡约具有几个创新的特点:一、由民众相约产生并实行,这与中国绝大多数的官府命令有很大的区别。二、它将民间的道德习俗用文字的形式加以规定,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三、由于是自愿加入乡约,所以它的可行性很强,容易受到实际的效果。四、它以聚会的形式所以它还具有惩戒之外的乡临相亲、醇厚风俗的作用。后来朱熹又对这个乡约做了修改补充,并命名为《增损吕氏乡约》,使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再到后来这种影响所及,各种地方的乡约不断出现,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具有价值的内容。

 

  但我们在肯定乡约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正如萧公权先生指出的那样:“乡约乃私人之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萧公权先生的说法不仅击中了乡约的要害,而且对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古代社会来说,乡约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传统的乡村治理方法必须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相结合才能真正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是我们在研究姓氏文化也是继承古代文化传统时必须必须清醒认识到的:因为今天的“国学热”之所以受到社会上的非议,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一些个人和机构在推广国学的时候,无论思想还是行为上都存在明显的全面复古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能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来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和践行,那么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但实际上却往往会适得其反。联系到传自某些人的“读经”教育的深刻教训(至今这种人还在大喊投入几十个亿来“培养国学大师”),

 

  我们不能不深刻反思。

 

  二、从李庄乡绅的贡献看乡贤的历史功绩

 

  1940年八月,在名不见经传的长江边的宜宾小镇李庄的羊街8号发生了一件注定要载入近代历史的大事:在当地乡绅罗南陔的府邸聚集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以及宛玉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镇上的名人,这些李庄最有名的乡贤经过讨论作出了一个影响李庄也将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决定,这个决定通过16字的电文向外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而当时一个小镇突然涌入一万多人——包括这种多方面的负担让许多地方避之不及,李庄的乡绅明知这些问题,但他们依然对困顿中的学者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接着,他们为战火中流离失所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腾出了“九宫十八庙”,还有乡绅们自己的私宅大院,为中国同济大学、体质人类学所和社会科学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史语所、中国大地测量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中国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了战乱中难得的研究场所。正是李庄乡绅的深明大义,让李庄这个长江边的小镇一下子聚集了中国学术的各界最杰出的精英,同时也使得中国在炮火连天的时代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许多学术成果:梁思成在这里完成了世界名著《中国建筑史》,童第周通过他的“金鱼实验”作出了遗传学的世界级成果,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他震惊世界的《殷历谱》就是在李庄板栗坳戏台上完成的),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李光涛的明清档案整理、李方桂——“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语言学研究、都是世界级的成果。这里还吸引了德国柏林医学院的教授史图博、波兰籍犹太教授魏特(后来病逝葬在李庄)等国外的学术名家。此外著名学者王利器的文史研究都是在李庄时期

 

  后来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李庄忆旧》中对李庄赞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知今日西南之系于中国者,盖远过于巴蜀之于炎汉矣。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

 

  李庄在奉献自己的无私人力财力的同时,也得到空前绝后的文化教育的馈赠:小—小的李庄在烽火岁月奇迹般的拥有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有了自己的研究生,农民出身的罗哲文也考入营造学社,在梁思成的指导下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的著名学者。后来人们纪念学界对李庄的影响时说到同济大学“该校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

 

  李庄之所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学术的重镇,与这个小镇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李庄乡绅代表人物罗南陔的身上可以得到清楚的答案:罗南陔出身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自幼聪颖,勤攻诗书,尤其擅长书法金石,同时他还性善交游,喜欢与诗友唱和,故有“小孟尝”的雅号。对于当地的民众,他和其它乡绅还乐善好施、周穷济贫:当地农民几十年以后还回忆说,每年腊月三十,他们发动的赈济穷人的活动中,每个贫苦人家都可以领到“一品碗”(最大的碗)的白米过年。尤其难得的是他能够与时俱进,推崇实业救国:在民国七年就创办了“期来农场”,引进意大利蜜蜂、美国来航鸡、北京鸭规模养殖,还将儿子送到成都蚕桑专科学校学习种养技术。以他为首的李庄乡绅能够为战乱时期的学者们提供一张难得的书桌——一个小镇突然涌入一万多人这种多方面的负担让许多地方避之不及——这正是中国乡绅道德文化传承的自觉体现。

 

  遗憾的是,这些对中国文化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乡绅,他们本来应该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缅怀,1946年5月,傅斯年等史语所的学者们在即将离开李庄时,刻立了《留别李庄栗峰碑》,碑文情深意长的写到“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最后郑重落款的是以傅斯年、梁思成等54名中国顶级学者的名字。然而,不到十年,这些曾经作出过重要历史贡献的乡绅却在自己的家乡被处决。直到三十多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后,再一次回顾他们在灾难深重时代对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不禁让我们产生出肃然起敬的情感。

 

  幸运的是,在三十多年之后,历史的迷雾终于散去,李庄为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又重见天日,2006年同济大学与宜宾市在李庄建立了“李庄同济广场”,广场上树起了一座银色风帆状的纪念碑,碑上刻着《李庄同济纪念碑碑铭》,碑铭后有一首诗:“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金沙金,黄埔黄,奔流不息长江长。百年同济遨四海,新济一新学界,古镇万古流芳!”李庄的乡绅和群众在艰难岁月对民族文化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被世人怀念。对于当代李庄,人们是这样介绍的:这是一个文化和历史遗迹积淀的古老小镇,这是一个述说着抗战风云的和沧桑的小镇,这是一个能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涵养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古老小镇。而在那个年代折射和涵盖民族精神的首先就是那些令人怀念敬仰的乡绅们。

 

  第二节家训、家规与家风

 

  一、时代呼唤优秀家风回归

 

  2014年,中央台做了一台特殊的节目:“家风是什么?”记者以“什么是家风?你家的家风、家训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正月初一到初八的八天中随机采访了城乡的各种人群,这种在传统佳节大规模的采访报道是前所未有的,得到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说不知道,有的人回答没想过,还有一些人则简单的回答:孝敬父母,勤俭节约。后来有报章杂志评论说:“从当下看,家风不再是一种直线的承传,……更多人要么是为了应景的表达,要么是家庭情景的概括,”“总而言之,这种家风只是当下草率的杜撰,显然缺乏历史的沉淀感”。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国人已经太久没有聆听到“家风”、“家规”这样的词汇了,除了在学校的大中小学的学习阶段所受到的教科书式的“思想教育”、“德育教育”之外,他们的家中已经很少有家长给他们灌输“家教”的内容了。由于家庭缺乏这类必要的优秀传统道德的教育,而学校的此类教育又往往流于空泛,加之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泛滥,“道德滑坡”、“信仰缺失”、诚信丧失的现象就四处泛滥。这个时候,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古代优秀传统道德“家训”、“家风”的价值。

 

  民间日益认识到传统家训家风的价值的同时,执政党也在总结反腐的经验教训的同时看到家风的重要性,中纪委的网站上不断推出历代优秀的传统家规、家风(已经推出一百多期),习近平更是在许多重要的场所一再提及家风的重要性:早在2000年之后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和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多次强调。随后在大力抓党风建设的同时一再突出家风的重要性。2016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六次全会上再次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习近平如此重视家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的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如此重视家教家风的建设正是因为看到党内腐败往往与此有重要关系:在中纪委公布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中,67%的人都有家属、子女共同犯罪的。

 

  在加大以党纪国法处理腐败分子的同时,家风建设也被提高的党内制度反腐的重要地位: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

 

  将家教家风建设提高到重要地位的同时,源于悠久古代的传统也前所未有的在中纪委网站上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这个专栏涉及的人物从孔子开始到汉代的杨震、晋代的王羲之、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包拯、张载、王阳明,直到清代的林则徐、曾国藩等。报道提到的族群院落、家规则有浙江的郑义门、山西的乔家大院、福建客家群等著名族群,著名的家训、家规则有“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到2015年就已经推出了90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第一期推出的《郑义门:孝义传家九百年》,题目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忠厚传家”、“清白传家”一直是历代民族遵循的古训。除了人们从小熟读的《四书五经》之外,我们的传统道德往往更多的是以贴近家庭、贴近生活的家训、家规的方式影响国人。这种从前被贴上“封建糟粕”标签而受到批判的“宗法文化”,今天被再一次发现其价值:无论是执政党的反腐倡廉还是民间自动自发的家风建设,人们都意识到传统的道德文化能够成为维系我们古老文明的精神纽带,今天也一样有它的现代价值。这个经历了正反对比之后重新受到国人亲睐的优秀传统终于又回到了国人的视线里面。但真正认识它的历史价值仍然需要一番认真梳理的过程。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产生“历史的沉淀感”,就必须从古圣先贤那里去获取思想的灵感

 

  和智慧的启迪。而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上有大量感人的人物事件。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分析总结。

 

  二、古代“清白传家”的家风及其影响

 

  说到“清白传家”的家风,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之一首先要推“关西夫子”杨震的“四知先生”故事。作为东汉一家“四世三公”家族的先祖,杨震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将近两千年来一直传为美谈。他出身在饱读诗书、尤其精于《尚书》的著名学者杨宝家中。他不仅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自己博览群书,后来又广收生徒,被人尊称为“关西夫子”。据《后汉书》本传的记载,他50多岁才应招出仕,后来担任一系列高官,直至位列“三公”之尊。但他虽然掌握了军政大权,却一身清白,从不贪腐,是一个著名的“清白吏”,而他的“四知”故事更是千古流传。他的这个故事和后来范仲淹的清廉故事都被作为当代的反腐最佳教材:东汉永初六年,杨震从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他亲自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怀着感恩之心,怀揣十斤夜半前来送礼,并说无人知晓。结果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加以回绝,令王密十分惭愧。杨震也被称为“四知先生”,后来他的家族以“四知堂”作为堂号,以激励家族后人世世代代传承这种优良作风。

 

  杨震在世的时候十分清贫,他的亲朋好友劝他要为后世子孙置办一些家产,他却回答:“让我的后世子孙都被人称为‘清白吏’,难道这样的遗产还不丰厚吗?”后来他这种家风果然被儿孙很好的继承下来:他的儿子杨秉居官同样清廉,在出任豫、徐、荆、兖州四州刺史时,他一直按照自定的标准以极低俸禄标准按日受俸,多一天也不要。有一段时间他受人诬陷,罢官归里,非常清贫:“家至贫困,并日而食”。因此,他家乡周围的人都称他为“纯白”之人。

 

  杨震的孙子杨赐、曾孙杨彪也都一直将这种家风承传下来。他们也都曾经位列“三公”甚至帝王之师,但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次,杨赐因为言辞激烈得罪了皇帝,加之小人从中诬陷,他因此被贬官。后来皇帝查清事实真相,下令恢复他的官职,还给他封侯并赐邑一千五百户。杨赐却认为,进谏言的还有太尉刘宽、司空张济,他们也应该受到赏赐。于是他上书皇上要求将自己的封赏一分为三,与他们二人一起分享。

 

  杨家的这种优良家风成为杨氏家族的骄傲,“弘农杨氏”和“四知堂”也成了将近两千年以来一直代代传承的优良道德象征,杨震的名言也成为廉洁家风的千年祖德遗训。

 

  这样的良好家风在古代的许多姓氏家族中都不乏体现,而作为一个家族,历经数百年都能够传承不断的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浙江金华浦江县郑宅镇的“郑义门”郑氏家族。在中纪委网站首期推出的郑义门孝义传家900年的家规家训家风,更是千年传诵的佳话,直到今天这个悠久的传统仍然为郑氏家族所践行。“郑义门”又称“江南第一家”,是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重要遗址。从北宋崇和元年(1118年)到明天顺三年(1459年),郑氏家族在这里合族同居了340年,这个著名的家族以孝义治家闻名于世,多达168条传世家训的《郑氏规范》也被誉为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其事迹被载入《宋史》、《元史》、《明史》,堪称历史上的奇观。据统计在宋元明清四朝,郑义门约有173人为官,尤其是明代出仕者多达47人,官位最高者为礼部尚书。令人称奇的是,在贪腐成风的这几个朝代,郑氏子孙的这些为官者没有一个因为贪腐而罢官。如果不是数百年代代传承的悠久家风,这样的奇迹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三、历代“家训之祖”及其承传

 

  在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家风不仅通过言传身教代代传递,而且以文字的形式总结并流传下去,在这方面,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作为历代家训之祖,不仅对颜氏后裔而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犹如我们今天是在现实生活的反差中体会到传统家训家风的价值一样,颜之推所以撰写《颜氏家训》同样也是有感当时现实中的陋习尤其是纨绔子弟的腐败堕落。

 

  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作者就曾对南朝的仕宦子弟的无耻之行痛加批驳:“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诗赋”。

 

  相形之下,颜之推则从自己从小受到的长辈教诲中得到深刻的启发:他说自己家的门风家教一向非常严谨,七八岁的时候就受到很好的教诲,常常跟着自己的哥哥早晚向父母请安。失去父母之后,仁慈的兄长又抚养自己成长。成长过程中又学习《礼记》、《左传》,因而从古圣先贤那里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所以自己写下《颜氏家训》,目的就是要为儿孙留下居家做人的道理。

 

  此后,不仅仅是颜氏而且中国古代的无数家族都将它作为家教的经典。其实在颜之推以前就有不少家训类的著作:比如西汉东方朔的《诫子》、东汉吴援《诫兄子书》、郑玄的《诫子益思书》以及后来诸葛亮的《诫子书》、王肃的《家诫》、嵇康的《家诫》等。颜之推则集古代家训之大成,并成为影响后世深远的著作。

 

  从《颜氏家训》开始,古代的人们就不断的在实践和补充着其中的训示,同时也在不断的加深对于家训、家规价值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著名的文人和哲人在代代倡导,而且更是由于人们从实践中看到了它独特的价值。这两个方面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得它的价值不断突显,同时也由于在大量的家谱中每个姓氏家族的不断强调,因此它也形成我们民族与敬祖尊长传统一样的普遍信仰。

 

  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都对家训和家规不断强调,这些文献不仅保留在他们的文集中,也集中的保存在各自家族的家谱当中。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的家族中就保存着代代相传的这种包含大量传统美德的家训、族训。

 

  司马光在历史上以撰写《资治通鉴》著称,但对于司马家族来说,他的《温公家范》和《训俭示康》同样有名。而他的这个“齐家”“修身”的总纲之所以产生,与他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在司马光的一生崇尚节俭讲究诚信是受到人们公认的,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就赞誉他“公来自西,一马二童”。而在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气日益奢侈,尤其是达官贵人更是讲究排场争相攀比。所以他的这种举动是很另类的。司马光之所以如此节俭——连同他的诚信——都是与他自幼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在他还只有五六岁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撒谎而受到父亲的严厉批评,这位严父还因此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君实”。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清代名家陈宏评价语),其自幼的家庭教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传承这种家风,在官吏竞相攀比的时代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写下《训俭示康》一文,在这篇短文中,他围绕“成由俭,败由奢”的古训,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旁征博引古今典型实例,教育儿子要清清白白做人,光明磊落做官。司马康在这种家庭影响之下一生都品行正直声誉很高。司马光的这种家教不仅在儿子身上受到很好的效果,也得到后世的代代承传:“训俭醒一人,家范正万家”,这篇文章与洋洋数万字的《温公家范》都成为司马家族代代传承的家风。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教育儿孙发扬节俭诚实的家风(尤其独生子女一代普遍欠缺的),依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除了传统的仁义道德忠孝励学等训诫之外,历代层出不穷的大量家训中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比如金溪陆氏的《居家制用》就有借鉴《礼记∙王制》所阐述的国家理财之法运用于家庭的经济管理,从而有了这份的宝贵家训内容。而说到这样的与众不同珍贵家训,我们不能不对金溪陆氏家族的显赫家世作一个基本的介绍:金溪陆氏的始祖是晚唐宰相陆希声的孙子陆德迁,五代时末年为了躲避战乱他携带家小从江苏宜兴迁居抚州金溪的金田里(今江西金溪县陆坊),这个家族繁衍到第五代就出了通晓儒家之学的陆贺(字道卿),他的六个儿子更是对南宋的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九韶(梭山)、九龄、九渊(象山),由于他们三兄弟都成为南宋著名学者,故人称“金溪三陆”。正是这种深厚的学理渊源加上他们自己的始终践行,才有了《居家制用》这种家庭收支的详细规划内容。

 

  在一般的家训中,节俭只是更多的从道德的原则加以提倡,而在《居家制用》中则对此作了详细实用的具体规划:“今以田畴所收,出租税及种盖粪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一分为祭祀之用,六分为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余而不可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穑。其所余者,别置簿收管。以为伏腊裘葛、修葺墙屋、医药、宾客、吊丧、问疾、时节馈送。又有余,则以周给临族之贫弱者、贤士之困穷者、佃人之饥困者,过往之无聊者。”即使没有那么多结余,同样也必须量入为出:“苟所余不能三分,则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则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则宜撙节用度,以存赢余,然后家可长久。不然,一旦有以外之事,必遂破家矣。”联系到无数大户家庭由于没有这种节俭的家风,两三代就家业耗尽的例子,陆氏《居家制用》家训不可谓不深刻。直到今天,这样的训教对于我们依然有深刻的启示。在反腐斗争中曾经发现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腐败官员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要信守承诺,不要相信廉洁;能够捞钱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只有拥有大量金钱的时候才有人生的幸福。对比古今的两种相反案例,不能不使我们深刻反思。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些社会上受到普遍轻视的妇女也在廉洁家风族规的建设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在重男轻女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的明代就有一位杰出的女性秦良玉,她对于忠县秦氏家族的家规、家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明代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她也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作为正史上唯一记载的女将军,她的成长就与其家规和家风有密切的关系。在中纪委家规网站中就有一期专栏专门介绍《秦氏家乘》,其中就记载熏陶了这位女将军的家规:除了一般的道德要求之外,家规中的内容还与她的成长有密切关联:在其中的“示激劝”一条中就有“士君子生当今日,为一族树仪型,如崇祖德诸遗训,常从弱冠激劝之。其成人美,不成人恶,为得《春秋》立言之大旨也。”正是这种自幼的“忠勇大义”教育,成为培养这位女英雄的重要因素。这种传统道德的因素甚至一直影响到当地的族人以及其它族姓的普通百姓。在忠县的实地采访中,记者特别提到“秦氏家规家训的遵奉,已经从秦氏族人传播渗透到秦氏以外的人家。”从而在当地形成了悠久的良好社会道德传统。古代家训家规的现代价值在这里得到突显。

 

  第三节从当代祠堂(谱牒)看姓氏与文化传承

 

  一、以小见大的宗祠文化

 

  中国古代数千年以来一直传承不断的文化传统在近代以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几十年更是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尤其是穷乡避壤,还是有不少传统的物质文化遗产被保存下来。在以祠堂为代表的这些传世物质遗产中,承载了大量姓氏文化的元素。这里我们仅以广东的中山一地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姓祠堂为例,对此略作剖析。

 

  据《中山地方志》的记载,香山一带古代本来是人口稀少的地方,而且原住民多以鱼盐为生。东晋义熙年间,钱、孟、赵等姓氏族人开始迁到黄圃。到了唐代,更有彭、林、郑、陈等大姓族人迁移来到三乡。宋代随着北方战乱,黄、李、刘、吴等姓氏的更多族人迁徙到香山等地。

 

  这些姓氏家族自然带来许多传统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传播,保存至今星罗棋布的祠堂成为其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它们的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这里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刘氏:在中国众多的姓氏中,刘氏是登基为帝王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姓氏,共有66人,先后建立过西汉、东汉、蜀汉、前赵、南朝宋、后汉、南汉、北汉、大齐等王朝或政权。作为中国人口数量超过6000万而排名第四的大姓,刘氏政治文化的优势也在中山体现出来:政治上有龙瑞村的清朝宰相刘墉(以刘罗锅著称),在文化上,明清两代刘氏经由科举考试一共出了9名、进士3名、30名举人、16名武举人、57名贡生。直到今天,当代仍然存在的祠堂及其附属建筑形象的反映了刘氏历史上的辉煌。

 

  沙溪镇龙瑞村的“探花及第牌坊”背面竖刻的“钦点”二字耀眼的显示了这里刘氏祖先的荣光,而华丽的“刘氏宗祠”更显示了主人昔日的辉煌。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的建筑和文字中看到这个显赫家族曾经受到的帝王荣宠:在宗祠中堂还竖立着木刻的皇帝圣旨牌坊,其中还有满汉两种文字。从这个地方走出的刘氏名人也有的直接与皇室有关:刘大观,清嘉庆四年武举,殿试二甲第三名,封花翎侍卫。刘其昌,清同治元年武举,殿试一甲第三名,封武探花,二等侍卫。也许正是这种历史传统,所以近代的刘氏人才也往往与众不同:刘植炎,1921年赴美国芝加哥,1925年在美国“三民航空研习所”学习飞行。1926年回国,先后任广东航空学校教官、教育长、代理校长及广东航空处军务科长。后曾参与组建福建空军飞行队。刘国英,出身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应征加入美国空军,任美国加州沙缅度空军后勤中心司令,授少将军衔。这些仅仅是祖籍中山的刘氏宗亲中的很少一部分英杰,如果要全面收集中华刘氏的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作为中国另一个大姓的杨氏,在中山也同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的是,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孙中山,他的母亲杨氏就是在中山的翠亨村生下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还有兴中会的骨干人物杨心如也是同村的人。除了贡献出一大批杰出人物之外,中山的杨氏还有几个与其它姓氏不同的特殊贡献:其中名为“申明亭”的这个特别的村落就在《中山市地方志》有专门的记载:“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杨大道从安堂迁此,其子杨仲玉是香山名儒,曾献谷5000石赈灾,受皇帝旌表为‘丽泽义士’。杨仲玉于含霞地建一亭商议乡事,亭名‘申明’,意为‘申礼仪,明法规,立道法,申忠孝’。经族人商议,以亭名为村名,沿用至今。”由于杨仲玉的这个义举,甚至在地域文化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山的方言中留下了一个专门的词汇叫“落祠”,意思是到祠堂去讨说法。这种情况常常是争执双方说出自己的理由后,最终的裁决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定夺。由于较为公道所以大家都会服从,这种乡俗甚至影响到全国:到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申明亭”,就是把中山这种民间的做法规范化了。申明亭在各地甚至成为处理民事纠纷、公布法律、纪录罪犯的犯罪行为的场所。虽然“申明亭”后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申明亭”这个村庄的名字却作为历史的见证一直保留到今天。姓氏宗亲家族文化的影响及其历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中山各地的祠堂里,我们还能够看到传统文化重道德、重教育的大量事实。在注重道德方面,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后裔所传承的先祖美德历经近千年一直延续下来。

 

  在广东的周氏族人中,周敦颐的后世人口最盛。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曾在广东为官四年,他的子孙也跟随先祖行踪陆续迁居岭南,至今其后裔有60多万人。周敦颐的第四世孙周直卿成为广东周氏的始祖,中山的周氏也由他繁衍而来。从此以后周氏后裔将“濂溪清风”代代发扬的历史遗迹在今存的周氏祠堂里随处可见。

 

  在龙头环上街的周氏大祠堂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对联上写着“道源衍派,理学流徽”的醒目大字,前殿朱漆屏风上也刻有“爱莲世泽”的文字。在后殿还有一副对联是“派衍濂溪,分支香邑”。最独特的是,人们一迈进正堂,就看见中间摆着一盆清雅的莲花。周氏后裔对先祖美德的弘扬不仅表现在这些物质文化方面,他们更是将祖德代代发扬。不仅国内的宗亲,而且远走他乡的侨胞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的侨居美国的周崧先生对家乡公益事业的贡献就一直流传在乡民口中。

 

  当时这个村子和中国的无数乡村一样卫生环境非常糟糕:道路凹凸不平,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周崧知道后从美国汇来巨款,把街巷的沟渠全部改造成地下水道。至今80多年过去了,村民依然受到恩惠。为了纪念这位极具爱心的宗亲,后来村民们将他捐资建立的中学命名为“周崧纪念中学”。

 

  由于周氏宗亲对道德教育的重视,这个村子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教师街”。这条街本来叫做“鸭母塘正街”,居住有110户350人,这些住户中不少是世代书香家庭,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而且在这小小的地方竟然出了10位校长、近百位教师,可谓远近闻名的奇观。

 

  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姓氏宗亲的贡献

 

  由于中山各个姓氏的宗亲既重视物质文化同时也注重精神文化的创作,所以在上述贡献之外,他们还将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结合,创造性的形成了独特的非物质遗产:杨氏的鹤舞、鹤歌与何氏的菊花会就是其中的代表。

 

  就像美玉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一样,仙鹤同样是一种美禽。早在《诗经》中就以“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美好形象记载,鹤的寓意也就从此为人所称道,形体优美的仙鹤也被寄寓了高洁、远志、爱情、长寿等多重意味。此外,因为在广东话中“鹤”与“学”同音,申明亭的杨氏因为洪武年间入粤始祖之地白鹤群聚而称“鹤地”,所以杨氏族人也逐渐兴起“鹤舞”、“鹤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意在劝导人们崇文尚学、尊重文化。在杨氏宗祠里厅,现在还能看到封存好的用竹扎纸糊的白鹤,这就是过去杨氏宗亲举办大型“出鹤”巡游活动的见证。在这种大型活动中,浩浩荡荡的巡游队以白鹤造型压轴,后面是欢天喜地的族人举着花灯、鲤鱼、各种彩车绕村过镇。他们或踏步、或疾走,同时配以悠扬的鹤歌,为各个村镇带来祥瑞和欢乐。由于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和丰富精神文化内涵,这项活动已经被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10月,中山市首家设立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沙溪申明厅鹤馆落成,而它的选址所在地就在杨氏大宗祠旁边的小宗祠。

 

  何氏的菊花会同样也是悠久传统文化积淀的民俗文化的反映。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高洁的象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直为历代文人雅士传颂。中山何氏的菊花会历史悠久,而且与他们先祖始迁地有直接的关系:早在800多年前,这里的何氏从中原的珠玑巷迁到中山的小榄,他们也带来了原本是中原的“艺菊”习俗。发展到明代,这里的“菊艺”水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也因此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菊花会。小榄的何氏族人选择在1274年的(甲戌年)开村日——即何氏始祖在小榄落户的纪念日子举办大型活动,并以赏菊、赛菊、画菊以及菊花戏等民间活动享誉至今。由于它的丰富文化传统内涵,菊花会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尚不能将中山的每个姓氏宗亲祠堂所传承的悠久传统文化一一展现出来。但窥一豹而见全貌,从上述一个小小的中山我们都能够窥见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承传下来的瑰宝。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姓氏先祖所创造的历史文化遗迹都能够完全保留下来,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展现一个县级市的文物统计数字,这就是重庆市合川区2013年出版的本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名录”所附录的文物目录:在这份总共1292个古代文化遗产名单中,与姓氏家族有关的有861个之多,占到全部数目的近70%。其中除了大部分诸如“张家沟”、“李家祠”、“秦家村”、“刘家院子”等显著标志性名称之外,还有大量的坟茔以及牌坊、桥梁、寨子等与过去姓氏家族有关的遗址。(详见《重庆文化遗产书系∙繁星点点缀三江》,重庆市合川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汇编,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年)这些幸存的历史遗存不仅为我们述说着古代各个姓氏的族人创造历史的荣光,也为我们后世的子孙今天从他们过去的辉煌中吸取力量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如果我们将全国所有的祠堂、大院、古村落等等文物遗迹的资料全部收罗起来(还有不少地方的这类建筑现在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我们各个姓氏的族人而且还有政府——也应该尽快进行抢救性的修复),我们就足以在中华大地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文化是如何代代传承的。这是一部活的历史。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够完成这个历史的宏愿,这也是我们对历史旧账应有的偿还。

 

  三、姓氏宗亲与古村落建筑

 

  在古代的许多地方,由于聚族而居的传统形成了大量的古村落和古建筑。这些村落与建筑见证了当地家族发展的历史,具有经济史、建筑史、教育史和家族繁衍历史的多种重要价值。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过去的大量破坏,许多地方的古村落与古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据住建部等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本世纪初我国的传统古村落有360万个,2012年就已经剩下270万个,几十年间几乎每天消失80-100个!为此,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及国家文物局联合进行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认证工作,并颁布了首批646个传统村落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就有汉阴的“花屋”。

 

  江苏省汉阴县的“花屋”是吴氏家族100多年以前修建的,它见证了汉阴县漩涡镇茨沟村最大的姓氏吴氏150多年的家族发展史。据史料记载,居住在当地的吴姓乡民共有10000多人,他们的先祖是在嘉庆年间从湖南善化县迁徙而来的,“花屋”就是吴姓族人世代生活的见证。据当地村民吴大林介绍,自先祖从湖南迁居在这里之后,吴姓族人在此开荒修田发展经济,后来又经商办学,人口也不断增长。经过三代经营之后,吴姓就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吴姓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吴登伍(季化公)专门从外地请来王姓的建筑师,并雇用四川著名的石刻工匠,选用优质地道的木材精雕细刻,用了两年的时间从建造了这座占地约五亩的大宅子。由于这座住宅的石梁、石柱、门窗等各处都刻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图案,所以吴姓人都称它为“花屋”。

 

  花屋分为上下两层,虽然年代久远但仍然可以看到建筑做工的精细和匠心:整个建筑前后两个厅堂,左右又有各自的厢房。二楼上有木制的雕花阳台,房梁、门窗以及隔楼的设施做工都非常考究,一些图案造型奇特,还富有象征意味。

 

  花屋现在还有六户人家居住。说起他们的老祖先,自己总是觉得无比自豪,他们对历代名人志士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尤其对于他们的红色先辈更是非常自豪:他们特别向前来采访的记者介绍吴明洋: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毕业,后在抗战中英勇牺牲,他的烈士证由弟弟吴明赵保存。吴明洋的妹妹吴明荟也同样奔赴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在革命战争年代险遭暗杀,解放后任西安铁道局副局长。吴明鈺曾在解放西藏的战斗中荣立二等功。这样的家族光荣传统使世代吴姓形成了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团结奋进的光荣传统。同时也使得全村人常到这里来缅怀先祖懿德、获取精神动力。甚至外地很多吴姓人和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尽快加以保护,并将它建设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基地。

 

  四、家族与工匠精神

 

  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我们古老的先民有许多举世罕见的发明创造,这些伟大的发明凝聚着历代技术工匠的心血。但在中国古代,由于对技术与工匠的轻视,许多这样的伟大发明的创始人却不见经传。加之历代的工匠大多是师弟子相向授受,这种口授亲传因极度缺乏文字的记载,因而后世很难知道其中的秘密。不过,在一零星的史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各种相关的信息。

 

  对于古代工匠为何只在家族弟子中传承,《国语∙齐语》就曾经做过这样的说明:“今乎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承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这段话说出了工匠家族承传的原因:从小耳濡目染,功夫容易练成;在家可以“旦暮从事,”易于手艺精纯;“不见异物而迁”,能够终身守住技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匠地位很低,没有人愿意从事,因此只能靠父子相传)。但这种家族内部的承传也不利于技术的提升和改进。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绝技”也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了。

 

  幸亏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工部”,所以在“工部”尤其是在皇宫中从事建造和其它技术工作的皇家工匠,他们于一般工匠的地位必然不同,也就自然享受与社会上普通的同事不一样的待遇,这样他们的技艺也往往会得到世代的承传。我们也才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功绩(但外界却鲜为人知)。其中清代的“样式雷”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在闻名于世的故宫、颐和园、中南海等中国五分之一的世界遗产都是出自于他们这个神秘的家族之手。

 

  “样式雷”的始祖雷发达祖籍本来是在江苏的南京(当时叫“江宁”),自从他来到北京直到第七代传人雷廷昌(又说至第八代传人雷献彩),这个家族都一直为皇家进行宫殿、庙宇、庭院的设计建修工程。雷发达作为雷氏建筑家族的创始人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来到北京,参加了皇宫的修建工程,由于他精湛的技术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赐并获得了官职,从此开创了雷氏家族的辉煌。

 

  作为第二代的雷金玉更是将雷氏的名声推向顶峰。他的高超技艺甚至令到康熙皇帝为之牵挂:在康熙撰写的《畅春园记》中就表达了对这位杰出工匠的欣赏赞美。当他70岁退休的时候还得到皇帝“赏盘费一百余金,奉旨驰驿”的特殊恩遇。在建筑行业,至今还流传着有关他的一些神奇的传说。

 

  第三代雷声征,是金玉的幼子,在乾隆盛世参与了大量皇家工程的修建,但也许是“样式雷”家族的杰出人才太多,在雷氏的族谱中对于他的贡献居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

 

  第四代雷家玺,是三兄弟中的翘楚,他曾经先后承建了乾隆、嘉庆两朝的皇家建筑营建,其中包括宁寿宫、圆明园的著名工程,甚至连宫中的彩灯和烟火也都由他来承建。众多的建筑群由此形成了雷氏最为强大的皇家建筑阵营。

 

  第五代雷景修,在他16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在圆明园样式房中学习,但因为父亲突然去世,“样式雷”的荣光差一点被毁弃:父亲去世前由于担心他年幼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特定将工程的负责(“掌案”一职)重担交给另一位郭姓人负责。但雷景修带着强烈的家族荣誉感不断精通各自营造技艺,最终又争回了“掌案”之职。雷景修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保存了他们祖传和自己的大量“样式雷”的图纸档案,这些档案资料足足装满了三间房屋,在中国建筑史上成为一大奇迹,的确功不可没。

 

  第六代雷思起,主要贡献是设计营造东陵和定陵的工程,因建造有功,被授予五品职衔。他因为所设计的工程图纸得蒙皇帝召见了五次,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殊荣。

 

  第七代雷廷昌,与父亲一起参与了定陵和重建圆明园的工程,并独立承担了设计营造惠陵等工程。连同“三海”、万寿山的工程,使他和父亲两代人更加闻名遐迩,地位也更加显赫。

 

  作为著名工匠家族的“样式雷”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北京皇室建筑群的伟大遗产,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性贡献,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创造性的宝贵资料。这些珍贵资料中不仅有大量的设计图纸,还有创造性的立体建造模型,这就是被称为“烫样”的“现场活计图”:即施工现场的进展图。从这些图样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宫殿陵寝从选址、地基开挖再到基础施工到地宫、地面、立柱到最后建筑工程全部完工的整个过程。勘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在重新提倡“工匠精神”的当代,又有许多代代传承的工匠技艺和精神得到传承。在中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就有这样代际传承的“工匠”家庭。被称为“航天一把刀”的徐立平,他的父亲徐桂林在上世纪60年代响应政府号召,辗转四川、内蒙、陕西,把青春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1970年,他接到运输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末级发动机做振动试验的任务,凭借出色的驾驶技术,他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获得了个人三等功,后来又获得二等功。徐桂林的儿子徐立平也成长为技术骨干。为了保持这种家族的优良传统,徐立平还将父亲的光荣传统传递到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儿子徐浩隽身上。但在小时候,由于父亲徐立平工作需要长期不能陪伴孩子,儿子徐浩隽对父亲还有怨言。直到航天部庆祝中国航天动力事业创建50周年的庆典上,看到父亲被评为“最具有影响力和感动航天四院的10位英雄群体和个人之一”,儿子感到深深的震撼。当他把鲜花亲自送到父亲手上时,触碰到父亲长满老茧的双手,第一次感到父亲的不容易。与父亲紧紧的拥抱化解了过去的怨恨,而且决定了要继承父亲的事业。但作为航天事业的第三代他有自己的目标:他要攻读人工智能的研究生,将来亲自设计智能机械,让父亲和战友远离危险。他说:在我们家族中,有一种旁人没有的认真劲,无论干什么都干得比别人好。他看见爷爷以前开车很棒,退休后为了照顾重病的奶奶,通过潜心专研中医,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他也深受感到,并且表示一定要让徐家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第五章姓氏家族与古代教育

 

  第一节姓氏家族与私学教育传统

 

  一、孔子开创的“私学”及其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创私学的其实并不是孔子(这一点学术界早已经有很多人作过辨证),但由于孔子作为大教育家的历史功绩,人们还是公认孔子不仅是私人办学规模最大而且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名教育家。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由他开创了儒家学派(并由后世的儒墨之争引发百家争鸣),从而带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繁荣,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都暂且不予评论。这里我们仅仅从孔子办学之后的影响——重点是对后世私人(家族)办学的影响来作一个尝试性的探讨。

 

  说到孔子办学的影响,当然首先要谈到孔子对经学传播的影响。一般的学术史都是从孔孟(思孟学派)——汉代经学的学术传承路径来作阐述的。其实这更多的是由正统儒家“道统”的角度所做的阐释。从历史的真实来说,在孔孟儒学到汉代经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其实是荀卿子(通常称为“荀子”)。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孔子——孟子——荀子(重点)——汉代经古文经学——汉末魏晋私人(家族)讲学传授这一文化史的线索。

 

  根据《毛诗》相关的记载,孔子的经学传授系统的确与荀子有直接的关系:“孔子删书授卜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曽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另外在《汉书∙儒林传》和《春秋∙谷梁传》中也同样提到荀子对经书的传授。据学者的考证,经文经学的两部重要著作《鲁诗》和《谷梁传》都是因为荀子的传授而流传在世的。在儒学系统中,孔子强调“仁”,孟子突出“义”。而荀子则是“礼法”并重的。荀子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汉代的董仲舒,其后通过经学的影响,直接与中国古代家族教育的“家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系。另一方面,荀子对于“重礼”、“崇经”、“尊师”的论述也给予后世的私学以深远的影响,只是由于后世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对这位并不纯粹的儒家学者的排斥,所以他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

 

  当然,这种学术承传的剖析并不是要贬低孔子的影响,而是更注重儒学影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一些孔子的弟子并没有继承孔子思想的精髓,而是在“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细节上去下功夫(在《荀子》书中有具体的批评),所以孔子思想的真传由“私淑弟子”的孟子来完成,这的确有它的学术缘由在里面。在儒学后来的传播中,荀子这位大儒在战国政治学术发生巨大改变的时代,以其学术的创新和包容的心态使得儒学焕发了新的生命,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后世广袤土地上传播的时候(荀子打破孔子西行不到秦的传统,对秦国作了实地的考察,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评价),能够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的承传发展。尽管后世儒家道统中并不待见荀子,但实际上正是他对儒学的开放性拓展更体现了它的历史张力。通过战国后期的这种学术承传,不仅使得儒学的传播更加广泛,而且直接影响汉代学术,进而对汉代以后的家庭和家族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归根结底无论荀子如何在儒学之中融入其它思想学派的因素,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礼学,而这个根还是在孔子。而且从历史影响来说,正是孔子开创的私人授学方式,对于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启迪。

 

  二、从“私学”到书院

 

  历史往往是曲线发展的:孔子开创的“私学”由于汉代实行官办经学而被中断,之后的军阀混战和长期的政治动乱使得这一优良的传统难以恢复。直到中国盛世的唐代,学者们在认识到科举考试弊端之后,又一次将私人办学的传统重新加以发挥,中国教育史上的新形式——书院也因此而开创,并且历经宋元明清的一千多年一直传承不断,从而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与文化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遍布中国大地的姓氏家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唐五代书院创办开始,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就与过去传统的官办教育有明显的区别:无论是教育模式、学校制度、教学管理、知识传授、人才培养以及文化传播诸多方面,都有它的独到之处。

 

  一般认为,书院教育的滥觞开始于“郓州古讲堂”,这与孔子讲学有直接的关系:据说孔子为中都宰时曾经在这里讲学。因此私人讲学地点多称“讲堂”。大约在唐代末年,山东青州有“李公书院”。据嘉靖《青州府志》记载,这和唐代的李靖有关:“李公书院在县之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闾左,于是阅司马兵法。”(此时的书院又称“学馆”)五代的时候,又有石昂在青州的临淄开办学馆进行讲学,由此开始了书院创办的雏形,这在正史的《新五代史》中有明确的记载:“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这种孔子以来的私人开馆授学实际上就是书院的前身。到了宋代,随着私人讲学的发展,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就记载说:“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

 

  说到宋代的书院,首先不能不谈到大名鼎鼎的戚同文家族。根据《宋会要》的记载,宋初的戚同文“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讲授,常百余人。故工部侍郎许骧、侍御史宗度、度支员外郎郭承范、董循、右谏议大夫陈象舆、屯田郎中王砺、太常博士漆涉皆其门人。”同文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戚维和戚綸“出家财,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令同文孙、奉礼郎舜宾主之,招明经艺者讲习。本府以闻,故有是命,并赐院名”。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更有明确记载:“戚同文旧居造舍佰伍拾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招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奉礼郎戚舜宾主之,……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由此可见,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也是在戚氏家族办学产生很大的影响之后诞生的。

 

  遗憾的是,戚氏家族对中国书院与教育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从应天书院的创办人戚同文开始,他们的言行就对当时的教育文化就做出了非常大的成就:戚同文幼年事母就“以孝闻”,“遭世丧乱,不复仕,创雎阳书院,聚徒讲学,相继登科者五十六人,践台阁者亦数十人。”这位宋初著名的贤臣和教育家的优良传统其后世族人也相继传承下来:他的儿子、孙子还将祖先的事业不断发扬光大,“至大中祥符二年,仍令(其孙戚舜)为本府职事官提举。”

 

  这种家族代代承继的书院教育事业在后世不断得到很好的传承。在宋代著名的“尼山书院”的创办与继承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作为圣人的后裔影响所致,尼山书院的影响也更加不同凡响:据虞集《尼山书院记》的记载,尼山书院在宋代庆历年间由孔子的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于尼山之北的防山创建:“宗愿作新宫庙,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孔子母亲颜氏封王夫人),有讲堂,有学舍,有祭田。自是历宋金至于今三百余年矣。宫不知何年废……至顺三年岁壬申,(孔子)五十四代孙袭封衍圣公思晦……请复尼山祠庙……至元二年丙子……置尼山书院……宗族子孙,凡齐鲁之境贤乡大夫、士民出钱而劝成之……学宫在庙之西,仿国子监也。”至此不仅完成了尼山书院的重建,而且规模必以前更加扩大。

 

  由于家族在书院兴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有的地方,书院甚至会因此产生某种名称上的变化。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岳麓书院也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据史料记载,岳麓书院最初由潭州太守朱洞和通判孙逢吉所建,但后来不久随着二人罢任离去,书院不断发生“累政不嗣,诸生逃散,六籍散亡”的事情,书院很快就停废了。直到咸平初年,新任潭州知府郓城人李允则上任之后,才开始对书院加以修复并扩建,“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奠定了书院以后发展兴盛的基础。为此,著名学者郓州人王禹偁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潭州岳麓书院记》。于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将岳麓书院称为“郓州岳麓书院”。

 

  当然,书院最重要的还是教育的功能和办学的效果,在这些方面书院在教育史上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它对于科举考试弊端的突破,而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当然是朱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朱熹。

 

  在《白鹿书院揭示》等重要文章中,朱熹明确要求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书院育人的基本准则,把“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作为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其针对性就是官学的弊端:“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辀(---右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淡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之下,书院拨乱反正恢复了孔子以来以教化为先、教学为务的中国教育优良传统。同时在教学内容、教务管理以及教学方式(师生相互探讨)等多方面对后世的办学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榜样。

 

  从教学内容来说,书院首先注重以“圣人之道”、“德行功业”教导学生,培养他们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同时通过教育实践,朱熹将他的“诚意正心”的理学道德培养方法贯穿的自己的教育实际当中。他的“格物致知”的理念也使得书院与学子们的生活实践更加接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像山东的历山书院等一些具有创意的山长领导之下,在教学内容上有了更大的突破。据程文海的《历山书院记》记载,学校的教学内容已经有很大的突破,教师队伍也有扩大:除了传统的“文学之师”之外还有“医学之师”、“六艺之师”。教学内容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六艺之师”教授学生兼习“军旅习射”,而主持医学教学的医师除了讲授书本上的医学知识以外,还接待求医问药的乡里病人,在实际的行医过程中,将教学、实践有机的结合进行。这可以说是对宋代以来书院的“分斋教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遗憾的是,书院教育虽然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诸方面都对传统的官方教育有所突破,但由于理学日益被作为唯一的权威,通过明清以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作为发挥圣人微言大义的钦定标准,以“八股”框架规定行文标准),原本具有活泼创意的思想理念变成束缚人们的思想教条,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当代一些人试图全面肯定甚至完全照搬古代书院的形式来进行国学教育的今天,我们必须具有批判的眼光:在探讨书院的积极作用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以“批判继承”的观点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才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

 

  三、从家族与“私塾”看文化传统

 

  书院教育虽然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规模毕竟还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中国广袤的国土而言,数量有限的书院对于千千万万渴望求学的弟子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更多而且更为普及的私家“书塾”式的办学形式正好满足了这种庞大人群的需求。而姓氏家族也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最为普及也是培养人才最多的是遍布中国大地的“私塾”。

 

  在中国历史上,“私塾”这种私人办学的的方式与孔子的私学一脉相承,但它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从汉代开始的官学随着经学的衰落日益丧失了它的活力,随之而起的便是私人授学。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马融、郑玄等人对学子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官方学校。其它一些名气次一等的学者也有不少追随者。《后汉书∙承宫传》就记载:“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承宫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魏晋以后虽然朝廷也试图恢复官学,但与政治混乱一致的就是官学的时断时续。唐代开始产生了官学为主并辅以私学的教育方式:一方面是国子监与地方学校,另一方面则是遍布全国的乡里之学。宋初“兴文教,崇儒学”,然而,“未有官学,先有乡党之学”。元代废除科举,但人们依然需要学习,因此,大量的“社学”类的私家之学应运而生。发展到明清两代,这样的私家学校得到巨大发展。明太祖重文轻武,倡导“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尊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儒师授生徒讲授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于是明清两代,以“私塾”为代表的私人办学也发展到鼎盛阶段。

 

  借鉴元代“社学”的形式,明清的私家书塾的办学形式也发展为多种形式:

 

  1、家塾:源于汉代的“家馆”,即以家庭为单位有塾师授学。

 

  2.散馆:在家或外面租房授学(也与汉代的“书馆”形式有关3.村塾:由一个村或几个村子联合延请塾师授课。

 

  4、义塾:由地方士绅出资兴办的私家学校(又称“义学”)。这种办学形式早在宋代就已经因范仲淹等名臣兴办而闻名于世:范仲淹“苏州有良田四十余顷,捐赠宗族为族人公田(即”义田“)以举学。又于城中灵芝坊设义宅及义学,以育族中弟子,称义庄。”这种学校甚至对宗族以外的子弟开放:据记载,“宋真宗时潮阴人邓咸“创义学于城南,以训子弟与四方游学”。

 

  5、族塾:一般设在本族的宗祠之中,费用由族产、义田供给。至今仍然存在的福建泉州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中,就有以“闽南大观园”著称的蔡氏族塾。这个著名的古迹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早在清中叶时期,祖籍官桥的蔡启昌、蔡资深父子就创办了这个著名的超大型私塾。早年父子二人旅居菲律宾,由经商而致富。晚年蔡资深因多年打拼而深深体悟到:创业难,守业更难。唯有教育好子孙后代,家族才可以长盛不衰。于是回到家乡,购置百亩土地,一面用于种植粮食、经营果园,一面修建宗祠。后来资深的而在蔡世佑曾任古田知县,于是建“世佑昔(上面加”厂“)。又兴建“醉经堂”,并延请泉州著名的塾师(至今园内还留有塾师的劝学名言),成为当地著名的私塾。

 

  四、从私家办学到现代教育

 

  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古代的一些著名家族成为从古至今私学发展的重要桥梁,比如瑞安的孙氏家族就从清代一直影响到现代。清代的著名学术大师孙诒让,他的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铿鸣都是温州著名的文人,孙诒让早年中举并短暂为官之后就一直在家乡潜心研究学问。从他少年时代的第一部著作《札拸(走之旁》一问世就引起巨大反响,后来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更是成为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代表。孙诒让也因为在经学、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成就,被章太炎称为“三百年绝等双”的罕见人物。他的学术贡献和文化教育的成就更是从清代一直影响到现代,甚至当代的著名高等院校也与孙氏家族有直接关系。

 

  1908年孙诒让去世之后,温州的士绅商议立祠纪念这位当地名人,1913年温州六县的士绅又集资在九山湖畔“绿园”故址修建藏书楼,命名为“籀园”,作为孙氏家祠的附属机构。后来藏书楼更名为“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向社会开放。1930年,孙诒让的儿子孙延钊继任馆长,进行改革:扩大藏书,对外开放,增加影响,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则:“举凡修订章则,整顿款产,增益庢内(支)藏,推广借阅”。同时还创办了馆刊《蓼绥年刊》,以“与各系征文考献之公私藏书家声气互通,管弦协调,以共思所以广大之道。”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馆长带领大家将善本运到山区保藏。战后又运回,书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为这一壮举又接受到“敬乡楼”、“养心寄庐”“玉海楼”等多家的藏书,数量从开馆时候的205种增加到8万册。1949年所有藏书全部归入了温州图书馆。

 

  与孙诒让的与时俱进一样,他的儿子孙延钊不仅接受公共图书馆的理念而且还大力加以推广,担任馆长之后他一直以建设现代化的图书馆为己任,后来还将自己的玉海藏书楼的藏书全部捐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他还有著书《二十年来籀园图书馆》。

 

  孙氏家族对温州教育的贡献还是要从孙诒让开始说起:目睹清廷的腐败和国势的衰弱,晚年他毅然放弃旧学,投身教育改革:他兴办学堂,创立实业,培育人才开始,成为近代浙江教育事业的拓展人和奠基人。从1896年开始,他先在瑞安创办算学院,后来又创办方言馆和瑞平化学馆,培养外语化学人才,还针对社会需求创办蚕学馆、农学馆。由于他热心教育事业,各方人士一致推举他为“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在他的倡导下温州、处州(丽水)各地一共办了300多所学校,直到今天的温州中学、瑞安高中等学校都是他倡导创办的。尤其是今天的温州大学更是与孙诒让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他非常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师范是小学之母”,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所以他一直将推进师范教育作为一件大事。1905年“温处学务分处”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办师范教育。最早他是想把当年清政府停止科举考试的经费移作创办师范之用,但学部却不允许。他一方面说动地方政府在税收中拨出部分费用,另一方面利用他的影响开展社会募捐,终于在1907年将“温州初级什邡学堂”建成并开办(后改名为“温州师范学校”),成为温州两府最好的学校。他不惜花费重金从各地聘请名师,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来学习。1956年改为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后升格为温州师范学院),2006年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合并为温州大学,成为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育计划实施高校”,“全国首批创新创业高校”,并与韩国国立群山大学联合招收创业博士。回顾学校创办发展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深深的感谢孙诒让的巨大贡献,也要感谢孙氏家族对文化教育学术的非凡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上姓氏宗亲对古代教育的贡献是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的。

 

  正是由于有了家族私家办学的私塾,排除在正统科举考试受益者之外的广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塾师才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承传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由于在古代无论是仕宦文人还是贫寒子弟,他们几乎都是在私塾中得到他们最初的启蒙教育。从这个角度说,私塾实际上成为唐宋以后中国基础教育的主体。而塾师作为私塾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不仅进行着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而且也在进行着传统道德与民族价值观的传承。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塾师要发挥这样的作用,除开私塾这样的教育形式,他们是没有其它途径的。这样,他们也就与姓氏宗族形成互为依存的关系。到了近代,虽然私塾被传入西方的近代学堂所取代,但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却依然为传统的家族和宗族所承传。

 

  如果说像孙诒让这样的大家所开创的文教事业及其现代的影响还只是个案的话,地处浙江穷乡避壤的斯民小学则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这所创办于1905年位于诸暨市东向湖镇斯宅村乡间的学校,仅1929年到1949年就培养了科技、财政、军政等各界人才数百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学博士、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斯行健,教育家、特级教师斯霞,中国先秦史专家斯维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斯杭生,国民党上将蒋鼎文等。这所对近代江浙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小学,创办人从斯氏家族开基人斯华国公筹划,其子斯志甫建成,历经了两代人的努力,斯氏家族才成功创办了这所集家庙与私塾为一体的“象山私塾”。由于它所延请的名师与严谨办学方针,不仅吸引了当地的学子,而且连附近东阳等县的儿童也慕名而至。到了1917年,族人斯烈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拿出300银元捐资办学,斯家的其它各个支族也纷纷响应,一时引发社会的巨大反响。正是因为学校有这样大的影响,所以当90年代后期教育行政部门要将这所著名小学进行拆散归并的时候,海内外的斯民小学校友千方百计力争,终于保住了这所名校。

 

  第二节家族与书院的案例分析

 

  一、颜氏家族与“白鹿洞书院”

 

  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白鹿洞书院”具有重要的符号性意义。而早期对这个著名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就有颜真卿四世孙的颜翊。据《江西通志稿∙星子人物列传》记载:“颜翊,少孤,笃志先业。善词翰,谨礼法。率子弟三十余人皆受经白鹿洞。三十余年进修不坠。后从祀白鹿洞先贤祠。”在唐末动乱时代,颜翊与弟子三十余年在白鹿洞书院的进修讲学,这对于白鹿洞书院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个重要的史实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谈白鹿洞书院的著述多关注朱熹、二程等人),因此值得我们对此加以考论。

 

  据《四库全书∙江西通志》的记载:“颜翊,鲁郡公真卿之后,唐末徙居和川。少孤,事继母,以孝闻。一门百口,家法严肃。子侄二十余人皆被服儒业。闻子弟中有与宾客戏者,手写韦昭《博弈论》,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见其喜愠。年七十余。”

 

  《颜氏通谱》也记载:颜翊“字和川,号群山,别号木石主人。性好沉静,仁孝善性,以孝友闻名四方。笃志儒学,精词翰,严礼法。进士初,任襄阳主簿,巴县令,迁宝宁(疑有误)太守。五代时授台州招讨使。念永兴祖泽所存,遂与兄弟同卜居双峰下讲学,主白鹿院事。同学进修者多人。……卒于永新乡邑,为之痛哭远方来吊者以千计。时俱谓泉下得仁人矣。”由于他的德行儒学俱高,还得到晚唐诗人的倾慕: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孟宾于对他非常敬仰,曾经专程前去拜访。在《全唐诗》当中,还有一首他写给颜翊的诗,题目是《赠颜翊》:“园林萧瑟闻来久,欲访因循二十秋。今日开襟吟不尽,璧山重叠水长流。”(后来作者的儿子孟归唐曾在“庐山国学”肄业,后仕南唐,李煜时任秘书省正字)。这首情深意长的诗歌不仅写出了作者自己对颜翊这位道德人格倍受时人尊重的名臣后裔的倾慕(“因循寻访二十年”),而且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够亲受名师指教的喜悦之情。我们可以想见颜翊在当时受到人们尊崇的程度。

 

  正是由于对颜氏家族这样的宗亲名人的尊重,人们把颜翊及其族人居住的地方称为“颜家山”、“颜家垄”。后来明代的南康知府田琬还专门派人寻找颜氏儒学的踪迹与遗物,并对白鹿洞书院进修增修。又在颜家山建立“鲁公祠”,奉祀颜真卿并配祀颜翊。颜氏家族对教育的贡献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尊重和纪念。

 

  二、朱氏家族对中国书院的贡献

 

  如果说颜氏家族对书院教育的贡献更多的是基于一般道德文化的理由,那么朱熹及其家族的相应努力与成见则更是出于根植于哲学理念的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文化史和教育史的角度来说,这种自觉早在宋代以前道德文化承担者(唐代的韩愈等人)那里就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当中国的佛教已经在整个宗教和文化界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时候,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韩愈就以民族文化担当者(道统继承者)的身份,不顾生命安危大声疾呼了。这种文化自觉的精神到了朱熹那里更是得到大力的弘扬(不仅是从继承道德文化的传统角度,而且也是与他的姓氏宗亲传统直接传承而来)。他作为一个最著名的理学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一整套影响社会的观念,而且还以书院这种最佳的形式对自己的理论不断传播,从而给予社会极大的影响。在他之后,朱氏家族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心态不断在艰难困顿之中传承这个事业,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历史发展脉络并没有正史或者方志的具体记载,然而,一部新发现的朱氏族谱却提供了大量详实的证据。根据陆建伟先生《朱氏家族与湖州长春书院考略》一文依据新发现的这部朱氏族谱所做的考证,早在朱熹从祖朱弁开始就创建了这个后来影响宋、明几百年的书院,除了朱熹在这里讲学之外,朱氏的十数代家族知名人士都对维护和扩大这个书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据《竹溪朱氏族谱》记载,明代的唐枢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载这个著名书院,这就是保留在朱氏族谱中的《重修长春书院记》,其中对它的产生、沿革作了明确的记载:“归安竹溪,去城30里,溪水清远。宋绍兴间通问副使直秘阁朱公流寓居此。公为考亭朱子从祖。朱子自浙东来访士大夫,从游讲学,因建书院。以世居婺源黄墩之长春乡,故以名书院。亦犹庐山之有濂溪,不忘所乐也。厥后朱子之孙潜任乌城令,增设斋宇。岁久倾玘(土字旁))再修于其后人。……今春予友双桥昆季又重修之,……考书院之设,自宋迄今,日以浸广。然宋以明道讲学,而近世则惟通声誉,……惟朱氏长春书院犹能奉前人,卒之家法规矩而俎豆之,虽其乡邻族党有遗风焉。”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长春书院为宅基,始建于南宋,为朱氏婺源公七世孙朱弁所建。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缘故才有了长春书院。在历史上他还曾经有过惊人的壮举:在南宋小朝廷无人敢去与金人打交道的时候,他自告奋勇作为使臣前去谈判(而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太学生”——后“以太学生擢任通问副使赴金国”)。“至金见粘罕,邀说甚切,粘罕不听,反为拘长达17年。粘罕迫使弁事刘豫,守节不屈。后宋金议和,于绍兴十三年始得归。授奉议郎,称‘奉始公’。赐田吴兴。于是弁始流寓吴兴竹墩,建宅定居。”(书院建于1143-1144年)。

 

  后来朱弁的从孙朱熹于淳熙年间作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使,公事时来到湖州访寻先祖,因在故址从游讲学,因建书院,以朱子家族“世居婺源黄墩之长春,故题‘长春书院’”,此后,这所书院一直得到后世子孙长达数百年的守护和不断扩建。

 

  南宋后期,朱熹的曾孙朱潜(后世称“万六公”,为湖州竹墩朱氏始迁祖)于宋理宗年间任乌城县令时重修,“增设斋宇,命子孙世守。并供祀(朱)弁(朱)、熹二祖。”这位万六公“即院为祠,以奉祭祀,此朱氏家庙自名也。”后来竹墩朱氏第四世朱子正(号“诚然公”)于明正统四年在修撰谱牒时重修长春书院。此后第五祖朱景忠(号“松泉公”)在次重新修缮,扩基增制,规模大大超过以前。同时还“列祖木之附院,实始于此”。以此制定祭祀规则。到明成化年间,因大火烧毁书院而倒塌,于是竹溪六世祖朱璃(号“爱兰公”)重修。不久八世祖颐瞻公再次“修缮家庙,严时祭也。”

 

  长春书院最鼎盛的时候是明代的嘉靖年间。当时的竹溪九世双桥公为官清廉,因得罪朝廷两次入狱。归湖州后他于嘉靖壬子年(1552年)重修长春书院,并建朱文公专祠,正是他请唐枢撰写了《重修长春书院记》。其目的就是为了“欲族人知祠院之本与祖宗之德之意。”到了明末清初,朱氏族人又出现了一位文化界的名人朱心字(号“序斋公”),由于他在长春书院讲席数十年,时人称他“名噪一时,海内千里踵至,以睹序斋公为快。然门墙之高峻,堂室之深奥,譬犹泰山黄河,恶能测其高且深也哉!”“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当时学者以家有其书为荣。”

 

  再到1774年,曾经作过礼部主事的朱秉中“在京顾念祖庙祀田岁入不供,后称疾回竹”(溪定居)。“其族弟朱秉荃睹祖庙衰败,首倡修葺,独捐银400两,族兄朱星岩、朱映琮等族人合力捐资,于九世双桥公故址重建”(长春书院)。这个历时一年多才建成的著名书院又延续了100多年的辉煌,一直到上世纪的末才彻底衰败废弃。

 

  在长春书院近700年的历史长河里,它的兴建繁荣(包括不断的毁坏重建)一直与朱氏家族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在这个世世代代延续不断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家族力量的巨大影响。这种源远流长的影响既是来自悠久文化传统的承传,而且也通过姓氏家族将这种一脉相承的传统代代延续下去。正是这种文化道德教育的承传,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能够战胜各种危机而保存下来。对于这种特殊的影响,我们的学术界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我们未来的姓氏文化研究中还需要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研究的力度。

 

  第六章姓氏文化与家谱

 

  第一节从历史性的转变说起

 

  1984年国家“档案局、文化部、教育部”联合专门下发文件:《关于协助编修家谱的通知》,这是建国六十年来的第一次。2001年文化部再次发出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文件指出:“家谱是记载共主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重要的意义。”从五十年代以来“反动宗法势力产物”、“封建”、“迷信”的认识定位到今天对家谱重要性的这种重新认识和肯定,在三十多年以来可以说是一种天翻地覆的转变。这既是复兴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必然,同时也是家谱这种重要史料本身价值使然。

 

  在权威部门的支持下,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代表的各类图书馆中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家谱资料。上海图书馆成为收集家谱最多的地方,共计有12000多部家谱。同时两大图书馆都开通了网上查阅的功能,以方便国内外宗亲寻根和查阅家谱的需求。此后每天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宗亲前往这些地方(包括各个地方图书馆)查阅家谱资料。与此同时,各地的图书馆还开始了征集家谱的工作,至今,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家谱还在不断增加。学术界也在停止了三十多年后,从20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仅上世纪末中国谱牒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就编辑出版了《谱牒学研究》,并发表了300多篇论文。河南、山西、福建、上海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家谱研究机构,湖北、湖南、广西、四川、北京等地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家谱著作和资料。上海图书馆还先后召开了国际性的家谱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中国谱牒研究》论文集。同时中国的相关部门和家谱研究机构还与国外相关单位进行学术和资料交流,比如与美国犹他州的家谱学会和家谱图书馆的交流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与此同时,学术界和民间对家谱(谱牒学)的收集、编写和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虽然各地宗亲修谱的积极性不断高涨,但从30多年的实践来看,许多人对家谱的多方面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许多地方的工作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作为与正史、方志鼎足而三的家谱的史料,编纂家谱、族谱需要较高的专业要求,而许多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显然是不具备的。加之思想观念、操作方式和组织管理上的混乱,在修谱和家谱的研究中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辨析和解决,同时不断推动这项重要事业的发展(本书的以下部分还有专节讨论家谱编修存在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要对家谱的产生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二节从帝圣世系、族谱到民间家谱

 

  一、帝王世系到圣人谱系兼及历代帝王祭祀孔子

 

  从商周开始,帝王的谱系不仅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后世历朝历代还一直专门设置“宗正”之官来管理王室宗族。自商周以来的王朝就是国家的管理者,统治一个国家的王族就是国家的代表,甚至整个国家就是王室一姓的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是商周,而且秦汉以后两千多年莫不如此,这就是正史记载的历朝历代的历史。帝王谱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除了帝王的这种绝对权威地位之外,我们这个十分注重道德的民族,对历史上在礼仪文教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圣贤人物尤其看重,并且由帝王进行特别的表彰,其中最隆重的当然就是孔子。正是由于他的文化史上重要贡献和这种神圣地位,所以才有了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两千多年一以贯之的圣人族谱。因此在解读孔子家族谱系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历代王室对孔子的封号和祭祀做一个必要的解析,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篇幅与宏大内容的圣人谱系的最重要原因。

 

  早在孔子刚刚去世的时候,鲁国的国君就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尊崇和哀思,并亲自为孔子写了“诔词”表示哀悼。汉代建立不久,高祖刘邦就到曲阜祭祀孔子,从此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后来的汉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这位平民的“素王”身份得到官方认可历史。以后历经魏晋隋唐宋各朝,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封号名称也越来越长。甚至异族的帝王入主中原之后也同样依照惯例对孔子进行加封:西夏皇帝甚至封孔子为“文宣帝”,还“令州郡悉立庙祀”,“并如帝制”。元大德年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虽然改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但实际上依然一如既往的崇拜孔子,康熙祭祀孔子时甚至还行三跪九叩之礼。

 

  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政权的帝王,康熙的这种举动意味深长。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异族与汉民族政权的异位,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满清政权能够打破这个历史的魔咒,绝对不是没有缘由的。其间的秘密与清王朝对孔子的特殊礼遇有深刻的联系。

 

  在清军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到处遇到汉族军民的激烈反抗。尤其是“大凌河”之战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但仍然“以死守”,皇太极震惊之余意识到这是“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使然。所以后来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改变他们的传统,日益接受儒学的价值观。到了新的帝国既要战胜有形的军事抵抗又要面对无形的思想反抗的艰巨任务时,祭孔就成为具有承继中国“道统”权威的标志性行为而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道统”具体象征的孔庙,也就成为大清帝王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地点。康熙不仅亲临曲阜以三跪九叩之礼祭祀孔子,还祭祀朱熹,又还专门到明孝陵区祭奠,其目的都是要表示自己是中国“道统”的继承人。这些做法与恢复科举考试一样,都表明了从皇太极、顺治、康熙及其以后诸帝推行“汉制”的决心,从而完成了汉民族眼中从入侵者到执政者和道统继承者身份的重要转变。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些做法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成功。

 

  从清王室的祭孔尊儒举动及其效果,我们的确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而其中包含的姓氏文化的价值也凸显出来。

 

  对于圣人的后裔,历代的帝王也专门有封号,这个历史也由来已久。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开始,封孔子的第8世孙孔腾为“奉祀官”,专门主持孔子的祭祀。到宋代改封为“衍圣公”,此后这个封号一直使用到民国时期。

 

  作为重视礼仪文化的民族,本来就有先祖崇拜的传统,对于圣人之后的圣裔,这种情结当然就更加与众不同。由于宋代封孔子的嫡系后裔为“衍圣公”,于是也就有了“衍圣公府”,而历代的衍圣公府的奉祀官也就即以家族嫡系后裔同时又兼以政府高官的身份主持浓重的祭孔典礼。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的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这位末代“衍圣公”也就成为首任“奉祀官”)。正是这种两千多年一直延续下来的制度自然就形成相传2000多年不断的圣人谱系。由此也就有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二、圣人谱系

 

  这样,在帝王谱系之外,就有了一个对历史文化影响更大的以孔子家谱世系为代表的古圣先贤的私人家谱(包括颜、孟、曽等“复圣”、“亚圣”、“宗圣”),这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的形成除了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历史文化地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圣人家世两千多年代代传承的清晰历史谱系记载。这对于后世的私家修谱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早期,“圣裔”的谱系还只是记载孔子之后孔子后裔世袭奉祀“衍圣公”宗子的名字等简单的资料,后来到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记载过于简单,许多家族中的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而且个别抄本容易散失。于是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自此孔子嫡系裔孙之外的支庶也一并收入谱牒之中,从此诞生了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同时也从这时候开始有了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孔氏族谱。

 

  自从孔宗翰之后四百年,一直经历了宋金元不断的战乱,孔氏的族谱虽然一直没有中断续修,但直到明代的弘治二年(1489年)才在重修之后付印。这次重修还规定: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但由于工作量太大,实际上只是在康熙、乾隆时期才真正按照规定续修。近代最大规模的修谱工程是在1920年,历经17年的努力才完成了孔氏全族的大族谱编修。

 

  由此就有了一个中华文化史也是中国姓氏文化史上两千多年一代一代清晰准确记载的最古老家谱的谱系,以下这个谱系就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家族谱系:

 

  1世祖(父亲)叔梁纥(子纥,孔姓族人称之为“孔纥”)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他首改“子姓”为“孔姓”,是真正的孔姓始祖1世孙(儿子)孔鲤2世孙(孙子)孔伋3世孙(曾孙)孔白4世孙(玄孙)孔求5世孙孔箕6世孙孔穿7世孙孔谦(又名孔慎、孔顺)8世孙孔鲋、孔树、孔腾(汉高祖刘邦封孔腾为奉祀君)9世孙孔忠(孔腾子)10世孙孔武(孔忠长子)、孔安国(孔忠次子)11世孙孔延年(孔武子)12世孙孔霸(孔延年子),被汉元帝封为褒成侯13世孙孔福(孔霸长子,被汉成帝封为殷绍嘉侯)、孔捷(孔霸子)、孔喜(孔霸子)、孔光(孔霸子)14世孙孔房(孔福子,褒成侯)、孔永(孔捷子)、孔放(孔光子)15世孙孔均(原名孔莽,孔房子),褒成侯16世孙孔志,褒成侯17世孙孔损,褒亭侯18世孙孔曜,奉圣亭侯19世孙孔完(孔曜长子,褒成侯,无子)、孔赞(孔曜次子)20世孙孔羡(孔赞子),宗圣侯21世孙孔震,奉圣亭侯22世孙孔嶷,奉圣亭侯23世孙孔抚,奉圣亭侯24世孙孔懿,奉圣亭侯25世孙孔鲜,奉圣亭侯26世孙孔乘,崇圣大夫27世孙孔灵珍,崇圣侯28世孙孔文泰,崇圣侯29世孙孔渠,崇圣侯30世孙孔长孙,恭圣侯31世孙孔嗣悊(孔长孙次子、孔英悊之弟),绍圣侯32世孙孔德伦,褒圣侯33世孙孔崇基,褒圣侯34世孙孔璲之,褒圣侯、文宣王兼兖州长史35世孙孔萱,文宣公36世孙孔齐卿,文宣公37世孙孔惟晊,文宣公38世孙孔策,文宣公39世孙孔振,文宣公40世孙孔昭俭,文宣公41世孙孔光嗣,泗水主簿42世孙孔仁玉,文宣公兼曲阜县令43世孙孔宜,文宣公兼曲阜主簿、赞善大夫44世孙孔延世(孔延泽之兄),文宣公兼曲阜县令45世孙孔圣祐:文宣公兼知县事,无子45世孙衍圣公孔宗愿(孔延泽子、孔圣祐从弟)46世孙衍圣公孔若虚(孔宗愿次子)、孔若愚(孔宗愿第三子)、孔若蒙(孔宗愿长子)47世孙衍圣公孔端立(孔若愚子)、孔端操(孔若蒙次子)、孔端友(孔若蒙长子,南宗)48世孙衍圣公孔琥(孔端立子)、孔璠(孔端操次子)、孔玠(孔端操第四子,南宗)49世孙衍圣公孔拂(孔琥子)、孔摠(又名孔詌,孔璠次子)、孔搢(孔玠子)、孔拯(孔璠长子)50世孙衍圣公孔元用(孔拂长子)、孔元孝(孔拂次子)、孔文远(孔搢子,南宗)、孔元措(孔摠长子)、孔元紘(一作孔元綋,孔摠次子)51世孙衍圣公孔之厚(孔元孝子)、孔之全(孔元用子)、孔万春(孔文远子)、孔之固(孔元紘子)52世孙衍圣公孔浣(孔之厚子)、孔治(孔之全子)、孔浈(孔之固子)、孔洙(孔万春子,南宗)53世孙衍圣公孔思晦(孔浣子)、孔思诚(孔治子)、孔思许(孔津子,孔之言孙,孔仁玉的第11世孙,南宗)54世孙衍圣公孔克坚(孔思晦子)、孔克忠(孔思俊子,孔洙孙,南宗)55世孙衍圣公孔希学(孔克坚子)、孔希路(孔克忠子,南宗)56世孙衍圣公孔讷(孔希学子)、孔议(孔希路子,南宗)57世孙衍圣公孔公鉴(孔讷子)、孔公诚(孔议子,南宗)58世孙衍圣公孔彦缙(孔公鉴子)、孔彦绳(孔公诚子,南宗)59世孙衍圣公孔承庆(孔彦缙子)、孔承美(孔彦绳子,南宗)60世孙衍圣公孔宏绪(孔承庆长子)、孔宏泰(孔承庆次子)、孔弘章(孔承美子,南宗)61世孙衍圣公孔闻韶(孔宏绪子)、孔闻音(孔弘章子,南宗)62世孙衍圣公孔贞干(孔闻韶长子)、孔贞宁(孔闻韶次子、孔尚坦之父)、孔贞运(孔闻音子,南宗)63世孙衍圣公孔尚贤(孔贞干子,生有二子:孔胤椿、孔胤桂,皆无子而早夭)、孔尚乾(孔贞运子,南宗)64世孙衍圣公孔衍植(原名孔胤植,孔尚坦子)、孔衍桢(孔尚乾子,南宗)65世孙衍圣公孔兴燮(孔衍植子)、孔兴燫(孔衍桢子,南宗)66世孙衍圣公孔毓圻(孔兴燮子)、孔毓垣(孔兴燫子,南宗)67世孙衍圣公孔传铎(孔毓圻长子)、孔传锦(孔毓垣子,南宗)68世孙衍圣公孔继濩(孔传铎子)、孔继涛(孔传锦子,南宗)69世孙衍圣公孔广棨(孔继濩子)、孔广杓(孔继涛子,南宗)70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孔广棨子)、孔昭烜(孔广杓子,南宗)71世孙衍圣公孔宪培(孔昭焕长子,孔宪增之兄,无子)、孔宪坤(孔昭烜子,南宗)72世孙衍圣公孔庆镕(孔宪增子,过继给孔宪培,1794年袭爵)、孔庆仪(孔宪型子,孔传锦的第5世孙,南宗)73世孙衍圣公孔繁灏(孔庆镕子)、孔繁嘉、孔繁豪(孔繁英之兄,无子,南宗)74世孙衍圣公孔祥珂(孔繁灏子)、孔祥壮、孔祥楷(孔繁英长子,过继给孔繁豪,南宗、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75世孙衍圣公孔令贻(孔祥珂子,字谷孙):1877年(光绪三年,5岁)承袭衍圣公

 

  76世孙衍圣公孔德成(1920-2008):孔令贻子;承袭衍圣公爵位;后改其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随迁往台湾,复建台北家庙,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77世孙孔维益:孔德成子,早卒,未袭封78世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垂长:孔维益子,袭封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79世孙孔佑仁:孔垂长子,2006年元旦,生于台湾79世之后的辈分字: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2005年这个全世界最古老而且是最悠久的姓氏谱系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了它世界性影响的非凡意义。不仅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时代世系最古老的姓氏家族谱系,孔子的世系家谱有着多重重要的意义:一、作为中国家谱的代表,通过绵延不断的谱系显示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二、以承传家训家规的形式传递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三、通过孔氏后裔嫡系和旁系的繁衍可以清晰的知道孔氏人口的众多信息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人物的历史贡献,甚至我们还能够在庞大的谱系中看到圣人后裔对邻国文化的影响。

 

  在经历了战乱动荡和思想文化的毁坏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醒了孔氏族谱的重新编修的浩大工程。

 

  不过,这个历史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从构想到最后完成,其间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作为惯例,这种重大的事项必须首先经过“圣裔”的嫡系传人的批准,而末代的“衍圣公”孔德成却早已经移居海外,于是他的胞弟孔德墉为此事专程和他会面(据孔德墉说,此前他自己也并不热心此事)。在初期缺乏官方支持并且孔氏族裔也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国际儒学联合会1999年曾经致函孔子世家谱研究中心,信函说:作为一个特殊的家族历史,我们也有责任使它延续下去,否则它在这一代中断,我们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支持孔子世家谱的续修工作的。这是一项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绝不同于一般的续修家谱活动。此后这个巨大工程由于方方面面的支持得以启动。

 

  作为一个浩大的工程,孔氏族谱的编修有一个庞大的编修队伍以及严密的组织和公族计划。在过去,“衍圣公府”要专门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并动员大批专业人员参与。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就设立“鉴定”一人(衍圣公亲自承担),“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都是由四品官员负责。

 

  而当代续修孔氏族谱则完全依靠民间的力量进行。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但经过孔氏族人包括许多其它姓氏人群的帮助,最新的孔子世系谱终于在2009年完成,这部浩大的谱系共分五集151卷,分装80册,共约2500余万字。本次续修共收录140万余人,加上民国谱收录的孔氏后裔大约有200万人。

 

  在2009年编修的孔子世系谱中,还第一次收录了迁徙海外的孔氏后裔,正是这个史无前例的举动,孔子后裔在海外的历史和对于邻国的影响才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从元代开始的韩国孔氏裔孙的历史。从这个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儒家思想与孔氏家族的不同凡响的影响:7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事件一直影响到了当代,由此,我们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姓氏文化的特殊影响,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追述。

 

  在元代,蒙古人的军队经过了30年的战争终于攻占了高丽,为了便于统治,高丽国王的儿子被留在中国做人质,到了顺帝时代开始实行联姻的怀柔政策,1349年,元顺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留着中国做人质的高丽王子。第二年高丽国王去世,这位王子被元朝政府送回国继位,在陪同公主的队伍中就有翰林大学士、孔子的54代孙孔昭。后来他在高丽做了宰相,其后代名人辈出,成为望族。由于韩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孔氏家族也就特别优待:李朝正宗十六年(1792年)国王考求曲阜孔氏族谱,命本国孔氏以曲阜为惯例,以示不忘先祖。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孔氏族人读书要录取名校,平民免除杂役,孔氏族人有做奴婢的一律解除奴隶身份,甚至有犯罪的也要免除杖刑,还仿效中国衍圣公制度给孔氏以世代爵位。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下,孔氏族人在韩国繁衍很快,至今已经发展到七万多人,而且人才辈出:从历史人物直到当代的朝鲜政务院总理孔镇泰、韩国外务省长官孔鲁明、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孔正直、海军司令孔国镇均为孔子后裔。改革开放以后的1988年,韩国的孔氏后裔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率领孔氏族人代表团来到曲阜开始寻根之旅,第二天孔府文管会就从孔府档案馆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孔昭随迁韩国的记载。此后不断有韩国的孔氏宗亲前来寻访。当韩国的曲阜孔氏宗亲会会长孔正直到曲阜访问的时候,在曲阜宗亲接待宴会上当场就依据族谱排列了辈分,确定了称呼。此时700年的聚散骨肉团圆,血浓于水的亲情溢满席间。大家感叹:如果没有孔子之后孔氏2500多年的家谱记载,这一切都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在当代,还发生了经济交往中孔圣人的后裔获得日本人的尊重而实现了超越预想的结果这种传奇性的故事:80年代中国的轻工业塑料机械刚刚起步,只能完全依靠进口。大陆从日本的明河社进口一台机器需要16.8万人民币。孔子末代衍圣公的胞弟孔德墉通过中国驻日使馆的帮忙,得到日本十大企业家之一的伊藤忠的邀请,会谈时日方还在会议室专门为他挂上了中国的五星红旗。但谈判一开始对方却十分的傲慢,并且刁难说:孔夫子把商人排在末尾,你们来谈生意不怕老祖宗生气吗?孔德墉以孟子“圣之时也”巧妙对答,赢得了对方20多人的热烈掌声。最后日本人不仅特地请他赴宴,还把价格降到4.5万,孔子后裔凭借老祖宗的盛誉获得了传奇性的胜利。这种效果可能是其它任何人也办不到的。

 

  凭着这种特殊的背景(可以说是2500年积淀的非凡圣人家族的能量),编写当代孔氏巨型族谱的1300多万的修谱经费全靠民间筹集完成。而十三年之中,参与修谱的编修人员全部都是义务劳动付出。

 

  从这部罕见的族谱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长达十余年期间修谱人员的甘苦,但也同样从中体会到这项工作的巨大价值:由于时代久远战乱不断,北宋至明代弘治年间的孔氏族谱已经亡佚,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有明天启年间和康熙、乾隆及民国所修的孔氏族谱。不过,由于孔子的崇高地位以及历代孔氏后裔的努力,————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自孔子先祖以来至今3000多年孔氏(至今已有孔子前50代、孔子后裔近80代)的历史。这个一代一代姓氏年代清晰的庞大族谱,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罕见奇迹。

 

  在这个3000年谱系的丰富典籍资料中,包含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宝贵资料。编修族谱所依据的孔府档案也再一次被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以其历史长、数量多、内涵丰富而成为中国著名的私家档案,平时是很难公诸于外的。由于历代战乱的原因,孔府过去的档案有过损失。但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到1948年8月的400余年,孔府保存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族方面的完整文件档案,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不仅是历代衍圣公府的重要资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珍贵的原始资料。1948年8月古物保管所成立以后,原来分散的档案收归书房统一保管。1956年之后国家专门派出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前来帮助整理这些在文物,到1987年已经编辑到9200余卷号。

 

  这些文档中,清代的文物最多,有袭封、祀典、先贤、宗族、家谱、属员、庙庭官员、府内官员、学录、庶务、租税、林庙管理、徭役、刑法诉讼、宫廷灾异、财务、文书等。在这些大量的档案中,不仅有孔府自身事务的内容,而且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与宫廷政治有关的资料就有历代王朝登基、建储、巡幸、崩逝、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以及各种典籍制度。文书资料的形式则有奏折、京报、邸抄、公文簿册等。仅重大的祀典方面就有皇帝驾幸阙里、御祭孔子、赐给供器及匾联、遣官祭祀等涉及最高层政治事件的内容。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连同巨型的孔氏族谱不仅是孔氏家族的骄傲,而且成为全民族的重要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

 

  在古代,儒家圣贤的著名人物通常有“孔颜孟曽”(也排“孔孟颜曽”)的固定称谓。颜子除了是被孔子一再称许的大弟子之外,还因为孔子的母亲就是颜氏,而且在后世的孔子祭祀中,颜子一直是配享老师的(比孟子早得多),所以颜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后来的宋明理学一直把“孔颜之乐”作为一个重要的儒学命题加以探讨)。因此,颜氏家族的族谱也同样成为圣人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历史的积淀,它同样也记载了颜氏宗族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孟子因为有“亚圣”的地位,所以无论是孟子思想还是孟子的后裔世系,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孟子的世系家谱(族谱)也因此成为与孔子相当的被尊崇的地位,因此在谱牒学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

 

  孟子世系的家谱、族谱编写,较早的有44代孟公济以前的族谱(谱序记载:“自二代仲子以后,或显贵,或潜晦,代有人焉。至44代公济,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举入寇,……乃携妻子避匿东山,藏族谱于屋壁而去,时莫有知者”),元代至元年间51世孙孟詆(示旁)续修谱,明万历年间孟承相续修谱,清同治70代孟广君续修本。

 

  除了以上缮写、刻板的族谱之外,还有一些著名的石碑刻本:从金大安孟闰续谱刻本,到明洪武修《孟氏宗支之记》(现存于孟庙启贤门下)直至清代的《孟氏大宗支振碑记》等。据文献记录的就有九种,而且还不是完全的目录(明初200多年无续谱记载,这对于“亚圣”后裔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仅从这些有限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孟氏族谱是一个如何浩大的工程。这些珍贵的族谱不仅是中国文化史、姓氏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其中包含的道德文化至今仍然在影响到孟氏的广大族人。

 

  曽子在圣门子弟中是以孝著称,他上承孔子之道,下开思孟学派,在儒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宋史∙艺文志》曾经著录过曽肇《曾氏谱图》,可惜已经失传,武城曾氏重修《勅封宗圣谱》。在重庆,曾氏的后裔还保存了一部2500多年的先祖族谱,该谱编写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家谱即使在“四圣”谱中也是非常特别的:谱书上每页都加盖了雍正皇帝的御赐印章“省身念祖”,显示出这部谱书的不同凡响地位。今人所修曾氏族谱已经传到78代曽德宗。

 

  三、民间家谱——从天上到人间

 

  相对于帝王谱系记载的私家修谱首先也是由圣人孔子的后代开始,并历经两千多年从未间断,至今已经有近八十代。从圣门开始到普通百姓的修谱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演变。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的兴起,首先从王谢大家开始,私家修谱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并且还产生了专门的谱牒学家。一批大家望族的“家传”也开始出现,如《河东裴氏家传》、汝南《袁氏家传》、阳翟《褚氏家传》等。此后私家所编修的家谱不断增加,到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理学的兴起,从文人士大夫到民间的修谱日益兴盛,后来宋代欧阳修、苏洵专门为修谱提供相应的谱式,后世为人们编修家谱普遍遵循。

 

  欧阳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谱牒的原则、重要性及引谱进入正史,提高了谱牒的地位。他提出编修家谱的目的是传承家族历史,弘扬祖德遗训。二是提出修谱的远近详略,明确提出“断自可之世”,即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以后又可以另修新谱。如此则既不会使谱系中断,又不会繁琐复杂,编修时也便于操作。三是创立了列表的形式来表示世系承传的谱图法。

 

  欧阳修制定的家谱编修方法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每个世代的人名左侧有简要的生平记载,介绍该人的名、字、号和功绩等。因为是一人一条,又称条目式。缺点是人物关系不够明晰。相对于欧阳修的谱法取法于史,苏轼则依据礼法宗图,使用大宗、小宗区别之法,世代垂直排列,各个世系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这种谱牒方式是强调世系宗法关系,令人一目了然。

 

  有了欧、苏创制的这两种谱牒编修方式之后,后世修谱有了固定体例。钱大昕认为:“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独欧阳、苏氏二家之谱,义例谨严,为后世矜式。盖谱以义法重,尤以人重,后世重二家之谱,亦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由于欧阳修、苏轼的谱牒学既有理论的创新,同时又有实际操作的实例可供参考,加之他们的巨大影响,所以对后世的民间修谱影响巨大,直到今天,许多家谱仍然参照他们两种家谱的形式进行编修家谱的工作。

 

  第三节家谱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家谱的重要史料价值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中,一般的学者注重的都是以正史或文人著述为主要的“经典”资料,而对于地方志的关注则较少,更不用说家谱了。但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就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的界限”。因此,在他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再一次提出“新的材料、新的观点”的主张,并且在实际采购的十六类图书中特意列入了此前没有被重视的“地方志”和“家族志”。正是在他的这种倡导和建议下,著名文献学家顾廷龙在他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和后来的上海图书馆大量征集采购大量家谱文献。这些宝贵的文献被当代学者誉为“现在成了真正的金矿”(张廷银《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

 

  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家谱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的学者也对家谱的多方面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他们对家谱的重视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2009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与古典文献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了一次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从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学术动向:一批学者开始将过去学术界并不重视的中国家谱和家族资料纳入了历史文献的研究视野:比如王长华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同情的了解”和历史文献的意义》,王加华的《清中叶鲁中乡村日常生活》,冯建国的《明朱檀墓出土“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张廷银的《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非经典文献》,罗时进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家族学视阈——以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文献研究为例》等论文都对以前学术界在文史、文献研究中较少关注的家谱与家族资料进行了新的探讨,尤其是后面两篇专论更是对家谱研究的重要价值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罗时进的论文还对其学术突破的意义提高到新的高度。他写到:“一部完整的家族文献,就是一部家族的精神史,一部家族人文教育的教材,……是家族‘书香’的积蕴,是后人竖起的家族精神的标杆。而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进言之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家谱是千百年以来各个姓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它涵盖了大量正史、方志所未能记载的信息,其中包含经济史、教育史、民俗史、民族史等多方面的丰富信息,

 

  首先是作为正史的重要参考。比如唐代以前的史料由于战乱破坏极为欠缺,这使后世的史学家在编修国史著作时感到非常困难。所以

 

  后来欧阳修编写《新唐书》的时候不仅参阅了大量皇家的史料,而且还从家谱中得到许多信息以补充史料的欠缺。尤其是因为此前的氏族大家由于十分注重自己的门第故而家谱记载尤其详尽,欧阳修正是得以参考裴氏、萧氏等宰相的家谱来撰写《宗室世家》和《宰相世系》。后来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还在《和州志氏族表》中对此加以充分的肯定:“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谍不修,则国之掌故何资而为之征信耶?”

 

  后来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经根据王氏家谱的世系明确了自己是宋代朝廷命官王禀的后裔,但《宋史》无传,于是他参阅王氏家谱并与《宋史》的徽宗、钦宗本纪以及王珪、童贯、王光袒等人的传记,补写了《宋史》的《忠义传》的缺失。

 

  在民族学价值方面,家谱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华北在《馆藏回族家谱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依据他们自己馆藏的众多回民姓氏族谱对回族的族源、迁徙路径、繁衍分和以及接受汉民族文化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新资料。下面我们就馆藏的脱氏、铁氏、杨氏等姓氏的家谱和《聚真堂马氏宗谱》等家谱资料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的分析。

 

  这些家谱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姓氏文化的寻根源流意识,象《聚真堂马氏宗谱》等不少家谱里,对自己的先祖的族群来源以及来华之后的姓氏繁衍源流有系统的记载,比如在谱序里面就分类列举《我马氏来华源流》、《马氏长支北迁源流》、《明末清初我马氏事宜》等。

 

  据《聚真堂马氏宗谱》记载,这一支马氏一世祖马德鲁丁原来是阿拉伯清真嫡派,自明洪武二年应明皇聘请作为专家团的历法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执掌钦天监,因精于“测天”之学,“复蒙赐我马氏‘大测堂’堂号。”二世祖以后分为三支:长房为空城马氏祖,二房为江苏大测堂马氏祖,三房为浙江大测堂马氏祖。后来二房后人认为“现在族人既然已经没有“大测”学识,兹改堂号为‘聚真堂’,”意为“发展真理,求真主顾祐我马氏子孙永在清真教”。这一珍贵的家谱对聚真堂马氏后裔确为阿拉伯人后代提供了明确的记载。

 

  还有一些家谱则记载了回民来自西域的历史:比如《六箴堂张氏家谱》就记载本支张氏之先“世有伯塭、仲塭(王玉旁)二祖”,“居金陵,其先西籍”,即来自西域。另外一部《黑氏家谱》也记载“祖原名黑资哩”,系“西域一头目”。唐代贞观年间“及至面君,赠黑为姓”,“蒙受职亲军指挥”。另外《米氏家谱》也载有“西来家谱”和“教门根源”,还对回回教从唐代由西域传入中国以及由来历史、沿革变迁和米氏教门根源都一一作了详实的记载,对我国的回族族源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此外,这些回族的姓氏家谱还为民族的迁徙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比如上述的《六珍堂张氏家谱》就记载先祖居金陵之后开设药铺一家,名为“六珍堂”,家族励精图治繁衍生息。后来却突然遭遇“靖难之役”,由于战火蔓延,家道中落。后来不得已避难来到“山东宁津县长官镇”,说明这一支张氏的迁徙与“靖难之役”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交代了迁徙的路径。此外,与张氏有共同遭遇的还有铁氏,而馆藏的《铁氏家谱》记载的相关史实正好与《国朝献征录》的记载相互印证补充:铁氏先祖铁铉“靖难之役”时以兵部尚书职留守济南,久与燕王军队作战。后来朱棣攻陷南京,铁铉与方孝孺等正统派都被杀戮。于是铁铉一支的后裔迁徙到关东,最初在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的狼君洞落户。到清朝初年相继到沈阳,康熙年间部分铁氏族人迁徙到山西、河南及江南各地。

 

  在这些家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以外来民族成分形成的回族不断的接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一重要历史,比如在这些家谱的家规族训祭祀礼仪里面已经有了大量儒家思想影响的成分:《张氏家谱》、《铁氏族谱》、《米氏家谱》中都无一例外的在他们的家规里面明确要求“尊宗、睦族、谨言、慎行”以及待人处世的许多儒家的教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在回民心里完全扎根了。

 

  通观这些家谱可以看到它们的宝贵历史价值:无论是对回族的族源形成、文字使用、人口分布、迁徙路线原因、族人职业还是与汉族人的交往都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正是由于逐渐自觉的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将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基因之中。而这些重要史料是正史和方志里面都没有记录或是很少记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家谱历史资料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回族家谱记载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和谐交融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些汉族人的家谱则记载了汉民族也有融入少数民族的信息:在金州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部《王氏家谱》,它编修于1934年-1936年,是该市的市民王国振的父亲王立善编写的。根据老谱记载,这支4000多人的王氏家族大约是在1620年从山东沿渤海西岸绕行,闯过山海关进入关东地区来到辽宁的宁远:(今兴城)。其中一支投奔了汉正黄旗。所有今天的石河子王姓人在“民族”一栏中填写的是“满族”。

 

  另外一些家谱则对解开某些历史疑团有很大的帮助:有一部家谱就揭开一个历史疑云:2007年,央视《百家讲坛》学者纪连海提到“大连鳌拜后裔说”,其实早在20年前大连著名学者民族史专家瀛云萍在撰写《民族志》时,就打听到庄河花山镇有一支鳌拜后裔,还有一部谱书。后来记者到当地采访,找到了鳌拜后裔的家谱,其中明确记载鳌拜是他们的一世祖。其来历是三世祖尔坠在清初时任顺天府职官,后来定居在庄河县的仙人洞二十里处。这里前临庄河,后依小山,还将这里取名为“金家屯”,到第六世的时候,由瓜尔佳氏改姓了“金”。

 

  由于家谱资料的重要价值,学术界不断有人据此深耕传统文学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较有影响的案例就有王兆鹏发表在权威学术刊物《文献》2006年第一期的论文《从永泰张氏宗谱辑录宋人佚文佚诗——兼说张元干籍贯及佚文价值》。这篇文章根据《永泰张氏宗谱》解决了南宋著名词人张元干的籍贯、生平、仕履以及创作的诸多疑难问题。次年他又在《文献》第二期发表《族谱所见李光世系》,文章根据《山阴天乐李氏宗谱》,厘清了南宋词人李光的世系,而且从中发现了署名朱熹的李光墓志《庄简公墓志》。

 

  在张廷银的论文中还对家谱中的两类文学现象作了分析:一类是族谱中的大量乡贤的文学作品;另一类则是家谱中记录的谱主对于历史上的著名文人与作品的评价。前者对我们传统的文学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后者则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同时还丰富了文学批评史的资料。这几个重要方面都是过去的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我们的绝大多数学者所未曾注意到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家谱中虽然有不少的作伪现象需要认真的考辨,但“最容易出现虚假情况的族谱,在记载明清以来的人物事迹以及普通人物的事迹时,虚假和不全面的情况反而比较少见。因为族谱资料失真的最主要原因是攀龙附凤观念,即希望名人贵族与自己的家族有某些关系。但既然所涉及的人不是名人显贵,或者并不想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显赫耀眼的人,那就无需添枝加叶、谥美谀颂。所以以这些普通的人为研究对象或资料依据,正好可以有较高的可行性。”这个观点不仅为大量明清家谱所证实,而且由于这些家谱中的大部分都不过一两百年,所以往往都有可靠的依据加以旁证:前人书面的以及从祖父辈口耳相传的资料,即使有某些不实的记载,也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考证。最重要的是,大量家谱记载的先祖事迹与现当代历史现实是最为接近的,所以它的道德文化内涵也最容易与当代的后人发生最直接的关系。这不仅是家谱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家谱的当代意义。

 

  二、从一个家族看历史

 

  由于中国家谱的丰富历史资源,古今形成的数万部中华姓氏谱系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宝库,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当代,它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抛弃这个传统近半个世纪的背景下,我们今天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认识它所展现的全新历史。

 

  从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发展的历史角度看,这是一幅一脉相承的历史长卷:从涓涓细流到波涛汹涌的江湖河海,它的每一个河段都可以追根溯源,对于这个宏大的工作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家族入手:这个家族就是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小男孩开始的创业史。从他艰难苦读到科考入仕,最后位极人臣,并繁衍出一个庞大的家族,这个家族历经一直到今天依然兴旺发达。

 

  这就是《范氏家谱》记载的一部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生活改嫁朱氏,被改名为朱说的范仲淹后来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里参军等职之后才奏请朝廷改回本姓。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苏州知州等职。在担任陕西经略使之时,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了西北边防。庆历三年出任参政知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后来新政受挫,被贬出京,在历任地方官期间,他兴修水利、简政赈灾,做了大量利国利民之事。在道德方面他更是垂范后世,尤其是他“先忧后乐”的思想不仅成为范氏家族的族规,而且影响中华民族千年之久。如此一位在政治、军事、经济、人格、道德诸方面勘称典范的历史人物,其事迹风范至今依然为人称道。

 

  范仲淹之后,从他的儿子开始,就以父亲为榜样将范氏家风代代相传,并一直传承到今天。因为这位著名历史人物而对范氏家族留下的影响千年的优良家风,在后世一千多年间不仅繁衍出庞大的范氏大家族,而且在其良好家风就代代承传的过程中培养了大量人才,范氏家族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无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突出贡献人物,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直到今天,范氏家谱中的家规、家训甚至成为共产党员的思想教材,被中纪委网站反腐败的相关栏目隆重推荐。

 

  在中国历史上,从帝王之家、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无数家庭和家族早已经灰飞烟灭,为何一个历经宦海沉浮的宋朝官吏却能够世世代代让人怀念,而且其家族能够历经千年长盛不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这个秘密就是范仲淹的崇高道德人品,并从他开始代代承传的家族遗风。从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佑开始,这个家族就严守其父的家规,并由后世代代承传其优良家风,成为范氏家族至今依然遵守的优良风范。这个著名家族千年不衰的历史及其秘密就在于此。我们可以从远迁四川德阳的范氏家谱中见证其家族历史并寻找到家族兴旺的答案。

 

  四川德阳的范氏家族入川始祖有五大房:分别是蔚生公房、大能公房、养源公房、祯祥公房和衍公房。他们分别迁居在罗江县和安县各地。编修《四川省罗江县范氏族谱》的养源公系是范仲淹的第20代后裔,在入川之前这一支系居住在广东,自雍正丁未年(1727年)养源公从广东嘉应州兴宁县入川。在迁来罗江之前,起先曾路经江西、云南、贵州,然后又到川东荣昌县何家崖居住16年,最后在清乾隆癸亥年(1743年)才从荣昌移居罗江县东村七甲御营坝创置基业。从养源公历经10代繁衍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从下面这个德阳罗江范仲淹后裔谱系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上千年历史的脉络(范仲淹——入川始祖养源公——范荣明系)。((范仲淹以下竖排))

 

  1范仲淹(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2范纯仁——3范如节——4范衍——5范芊——6范滋文——7范远岗——8范大四郎——9范均甫——10范良祐——11范文质——12范璝——13范德明——14范儒——15范克承——16范槐——17范嘉瑞——18范启东——19范寓玉——20范养源(入川始祖养源公,清康熙戊午年公元1678——乾隆己卯1759年)——21范绍会(雍正丙午年1726——乾隆甲申年1764年)——22范明珽(乾隆壬申年1752年——?)——23范成仁(乾隆癸巳年1773——嘉庆己巳年1809年)——24范师海——25范日健——26范继新(道光丙午年1846——1929年)——27范世成(光绪辛巳年1881——?)——28范光增(1919年——2001年)——29范荣明——30范金龙(长子)——31范香凝

 

  30代范金华(次子)——31范琴心(长女);范卓嫣(次女)

 

  由范仲淹至今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通过这部家谱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对比之下欧洲王室的历史往往也不过几百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宋代名臣范仲淹繁衍的无数后世子孙也在开创范氏家族的历史。在这部活的历史著作中,有大量人口史、经济史、教育史、道德史以及地名学、民俗学等丰富多彩的史料,它与各个姓氏家族的历史一起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历史!

 

  不仅如此,在这个引以为傲的家谱历史中,不仅有每一代的世系记载,更有自先祖范仲淹及其后世名人遗传下来的道德遗产:著名的“家训百字铭”就是其中的代表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仪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做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事行八德,修身奉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

 

  还有范仲淹亲定的族规:“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吾族家人炽昌。

 

  此后范氏的后裔正是遵守先祖范仲淹的这些家训、家规,这个家族才一代又一代的兴旺发达起来。目前,居住在这个著名的“范家大院”附近的范氏家族子孙,每到清明节、春节等重大节日都有聚集在这里祭拜先祖范仲淹,诵读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并缅怀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重温范氏家族的家规、族规。同时这里既是罗江县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四川省廉政建设基地。范家大院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范氏宗亲前来缅怀瞻仰,而且吸引了海内外无数人在这里亲身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激励当代中国人前进的动力。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由不同的姓氏家族一代一代继承繁衍下来,我们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就随之传承和发展。从而使家族的历史与民族的历史汇聚成为一条滚滚的洪流不断奔腾向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有这样清晰而丰富的历史记载,这就是足以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历史。然而,我们这种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软实力还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更不要说如何发挥了。其实,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在近代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实力的影响,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自己提高认识,然后通过我们学术界和相关各界的努力进行基础的研究和相关的推广(中央台《百家姓》栏目的讲座已经引起的巨大反响已经说明了它的社会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与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进一步转变思想并加大政策改革的力度,这样才能适应民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

 

  家谱编修的新形式——家谱姓氏文化网络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家谱的编修与姓氏文化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形式,从而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编修家谱这种新的方式出现之后,一方面对相关的工作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使其传播的速度大大提高,信息交流加快传播的范围也极大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在专业推进和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家谱网站和姓氏文化网兴起之后,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从总的方面来说,这种新方式的几个突出优势是传统修谱方式所难以匹敌的:首先,由于网上家谱极大的方便了广大宗亲了解和编修家谱的热情,因此家谱网一出现就吸引了各个姓氏的大量宗亲,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姓氏文化的求知欲。而传统的人际交往由于受到非常大的地域、人数的限制,所以编修家谱的骨干想要与广大宗亲联系,在时间和范围上都很难如愿,这样工作的效率也大打折扣。有了互联网这个巨大的平台,就能够大大的超越现实的局限。其二、提供寻根的巨大动力和助力。明清以后,由于对家谱的重视和“不修家谱是极大不孝”观念的影响,所以几乎每个姓氏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族谱),但由于几十年的全面破坏,大多数姓氏的家谱都遭到了烧毁废弃。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人苦于没有家谱,所以都急于想寻根修谱。然而,因为缺乏线索和资料,这种想法只能是急迫的愿望。许多人只是从自己的祖父辈那里听说过少数几个字辈排行,其它的什么也不知道。有了家谱网之后,这类诉求就可以通过网络加以求助。还有一些姓氏家族非常希望能够了解自己的迁入地先祖的情况,但由于现实的种种限制,这种美好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底。家谱网站出现以后,不少家族通过网上信息和先祖居住地的宗亲联系,实现了自己先辈难以完成的愿望,成为宗亲家族的大喜事。其三、激发更多的社会正能量。通过姓氏宗亲网络平台,许多宗亲在省内外互相联络,交流情感。尤其是一些企业家通过这种网络平台,搭建了有效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公益事业方面,通过网络进行扶贫助学、捐资敬老等各种形式,不仅帮助了许多原本得不到帮助的宗亲,而且在社会上传递了很好的正能量。其四、进一步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道德的弘扬。打开各个姓氏的家谱网站,我们几乎很难看得其中没有传统文化研究的。这些网站通过研究他们自己的姓氏文化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各种形式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有的还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随着这类研究的深入,一些宗亲的水平甚至已经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不亚于专业学者的成绩。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现有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家谱和姓氏文化网站的一些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与互联网的常见弊端一样,不少信息发布者对自己发布的信息缺乏负责任的态度,信息来源根据多有欠缺,一些文章发布者或者随意拼凑资料信息,或者歪曲信息源为己所用,有的甚至恶意编造虚假信息误导群众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所以对于网上的信息需要认真辨别,尤其是对于家谱这样的历史资料编纂,我们对于网上资料信息更是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切不可贪图方便轻易使用。

 

  四、从域外影响看家谱的价值

 

  由于中国国土的广袤和经济文化的差异,正史与方志都不可能全面的反映历朝各地的详细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家谱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与身体由器官细胞构成一样,正是有了各个姓氏家谱的详细记载,我们才可能对中国这个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实体有具体深入的了解。家谱由于详实的记载了各个姓氏繁衍发展的历史,极大的填补了正史方志的空缺,同时,由于在大量的家谱、族谱中都记载了传统道德影响之下形成的家训、家规,并由此成为各自家族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所以它也成为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最贴近生活的一种教育方式和继承方式。对于家谱历史价值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外似乎比我们自己还更加深刻(我们在本书的相关部分即抗战时期美国《生活》杂志上对家族和乡贤的论述中有所涉及)。而当代又有对我们姓氏家族文化有独特眼光的国外新闻媒体在给我们上课了。

 

  2015年,英国著名的的BBC电视台作了一台很有影响的节目,栏目的总编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我们不是从中国的出土文物去认识中国而是从活着的历史来认识中国,而他们这个系列专题纪录片首先就是从著名美籍华人、华盛顿邮报高级记者秦家聪对自己家世的追踪开始。而说起事情的原委,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秦家聪虽然早年岁月是在上海和香港度过的,但因为他小时候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移民美国完成研究生学业,这种从小到大的西方教育使他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相当隔膜,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没有什么印象。直到后来他作为《华盛顿邮报》特派中国的记者,才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1973年他与唯一的舅舅取得联系,此后陆续与更多的家人见面。尤其是后来他从姐姐的手中得到父亲遗留给他的《锡山秦氏宗谱》以后,他才了解到自己的家世,并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看了这部家谱,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秦观的后裔。于是一种强烈的家族情感令到他狂热而执着的开始了追寻祖先之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遍查无锡秦氏宗亲从本宗到旁支的家谱,又对《无锡县志》到《上海县志》、《金华志》等相关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还专门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国外各大图书馆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最后撰写出一部享誉全球的《秦氏千载史》。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一问世就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极大关注(全世界订购数十万册)。这个当代寻根的传奇故事后来引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的关注,进而策划由英国广播公司2台(BBC2)和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共同投资来拍摄《中华的故事》。

 

  这就是姓氏宗亲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影响力:秦家聪作为宋代著名文学家秦观的后裔,本来对自己与这位显赫先祖的关系一无所知,但在了解到自己的族谱以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还与这位历史名人有血缘关系。于是才有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遍访各大图书馆,走访大量宗亲,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写下了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著名寻根作品《祖先:秦氏千载史》。由于这部著作出版之后在全世界引起的强烈反响(有如美国黑人作家的《根》的影响),才有迈克尔伍德的关注,最后才是英国著名的电视台BBC注意到这个现象,而且将中国家族的历史纳入了中华文化史的宏大框架。而这部系列纪录片在世界上一播放就引起国际的普遍关注,悠久中华文化的魅力更是由此引发了更多世界各国人民的热情关注。

 

  这个节目的总题目是《中华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人迈克尔∙伍德说:他们的原则是:从普通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角度采访每个历史时期在当今时代的提升,即通过中国现代展现中国的历史。这部系列纪录片包括了《祖先》、《丝绸之路和中国航船》、《黄金时代》、《明朝》、《末代王朝》、《革命时代》,而作为开篇之作,“活着的历史是亮点”,因此他们首先采访的就是“无锡秦氏祭祖”的场面以及“中华秦观宗亲联谊会”的相关活动。然后展开的重头戏就是采访秦家聪及其编著的《秦氏千载史》。

 

  纪录片详细纪录了秦家聪追踪自己先祖的历史,展现作者笔下“从秦观以下一代一代追溯到民国第一批律师——即秦家聪的父亲”,由此,中国古代从大宋以来直至近代的历史画卷也就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在迈克尔∙伍德看来,“家族的故事就是国家的故事。我的想法不是在某个考古地点展现历史,而是从家庭开始。……我们要拍活着的历史。故事的主角是现代中国人,是他们的耐心、创造力。”这样的角度和认识深度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反思。也许我们正应了苏轼那句名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五、家谱编修存在的普遍问题

 

  自从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编修家谱的官方文献之后,全国各地修谱的热情不断高涨,尤其是当前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普遍共识之后,这种热情已经化为各地各姓氏修谱的实际行动。但依据作者对大量新修家谱的实际考察,发现存在的问题非常多,概括起来主要有思想观念、专业水平、方法手段三个方面的普遍问题:

 

  1、思想观念的问题: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包括姓氏家谱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排斥,大多数人对姓氏文化的重要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随着近些年形势的变化,虽然已经有许多人参与修谱工作,但不少人仅仅是把它作为世系祖辈名姓的简单记载,而对于家谱的重要意义却缺少必要的认识。所以在具体做法上不少家谱的编写者只是将一些散乱的零星资料拼凑起来就视为已经完成了家谱的编写工作。还有不少人沿袭历史上攀附名门的陋习,总是想给自己的先祖寻找到一位显赫世系的名人,哪怕这只是毫无依据的传言,也要大张旗鼓的写入家谱。另外由于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家谱编写中以所谓的思想正确划线,以致混淆辈分与兄弟排行先后。种种错误思想观念不仅现在干扰家谱的编修,而且会误导后人,所以必须加以认真的澄清。

 

  大部分的家谱之所以质量不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专业水平的问题就更为普遍,也导致非常多的问题出现:古人称家谱为“家乘”,是将它作为一种历史资料来看待,对修谱人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修谱的执笔者往往都是一些有学术根底的人物,所以家谱的质量都比较高。现在由于历史断代已久,加之编写家谱的人年纪较大,文化素质尤其是古文基础欠缺,更缺乏专业的修谱知识,所以不少家谱都有许多问题,有的严格说来不能叫做家谱。据本人看过的近千部家谱而言,较为普遍的问题包括:史料、传说不分,忽视旧谱资料,任意删改旧谱的内容(许多人都不懂繁体字古文的旧序,使用电脑繁简转换程序混乱误解字义,胡乱标点造成文义错误),对相关资料的真伪缺乏辨别的能力,这些问题不仅极大的影响所修家谱的质量,而且会给后人留下许多历史问题。

 

  3、方法的问题:由于修谱人专业水平的欠缺,自然就带来修谱方法的种种问题。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处理材料的详略不当、内容安排逻辑顺序混乱。主要体现在一些历史上的著名姓氏家谱中。不少修谱人为了突出他们姓氏的显赫性,花费大量篇幅去叙述他们先祖著名人物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往往都是转抄自正史的帝王将相材料,还有一些属于杂乱的拼凑,甚至不少是牵强附会的传闻。一些是可有可无的比如中国历代纪年、干支表、明太祖历史年表等,还有一些更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内容,如像生肖推算、劝世谚语、三才五格起名方法等等,本来与本谱没有关系,也堆砌的谱书中。结果就是确实可靠的姓氏支系资料反而非常简略,给人头重脚轻之感。

 

  许多家谱的编排顺序也是问题多多:属于相同性质的资料被硬性分割开,而没有前后意义联系的材料却归在一处,因此出现大量家谱从目录到内容本身逻辑混乱的普遍问题。

 

  此外,在语法、错别字、标点等基本的语言表述等方面的问题也都比较突出。我们这里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加以分析,希望以后的修谱者在相关工作中能够尽量减少上述问题(详后《五十种家谱提要》)。

 

  第七章民族大迁徙与姓氏地图变异和文化重心的转移:

 

  第一节民族迁移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迁移

 

  从春秋战国时代以前,我们的民族就不断的开始迁徙了。此后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象唐代鲜卑人迁居汉民族居住区域(尤其是与唐代王室的联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甚为巨大。此后宋元战乱以及元末明初之际的战争特别是明清两代以洪洞、湖广填四川等大迁徙为标志的民族大迁徙对中华姓氏文化版图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自然地理的变迁,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这种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许多地方的地理自然面貌,这种历史的变化更造成了中国姓氏人口的分布与家族文化的不断变化。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通婚与人口变迁以及王朝变异带来的王室成员命运的变异,使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不断交互影响,从而不断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增添新的活力。

 

  据袁义达先生依据姓氏遗传学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共有五次民族大融合,随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迁徙融合,中国的姓氏分布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自汉朝以来,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发生大规模融合至少有五次,汉姓也发生了五次重大的变革和发展,所经历的时代是汉朝、两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元朝、清朝等。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在今陕西西安即皇帝位,建都长安,汉朝宣告成立,史称西汉[1],到公元220年曹丕称魏帝,汉献帝让位,东汉灭亡,两汉历时422年。这时期的汉族所融合的周边民族的数目和人数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是汉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融入汉族的外民族包括北部的匈奴、鲜卑、高句丽等,南部的诸越族、南蛮、交趾等,西北的氐、羌、西域诸国,西南的叟、蜀、巴等族。

 

  这一时期,汉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无不向往大汉帝国,因此乐于与汉人通婚和杂居,并很快被汉化,成为汉族。汉民族能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不间断地同化融入其他民族,不断地加强汉民族的凝聚力,这与汉民族继承华夏族的民族协调、民族和亲的政策和推行汉化政策有关。

 

  民族间的通婚,上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炎黄两大部落间世代通婚的时代,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周朝。其他各国贵族之间的和亲通婚已经成为传统的习惯,比如姬姓鲁国与子姓宋国、嬴姓秦国与姬姓晋国的世代通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各国与周边的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之间都存在这类通婚的现象和习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并制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废除分封制等。汉承秦制,不但加强了民族和亲政策,更重要的是推行了汉化政策,规定讲汉语,统一用汉字。这样,不同地区,特别是南北之间不能通话、讲不同方言的汉族就统一在汉文之下,汉字的文化认同对于汉民族的内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大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也就没有中国。以至于到今天,只要是中国人,不管在世界何地,讲何种中国方言,或讲何种外国语言,一看到中国字,特别是中国的姓,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两晋南北朝是汉族第二次大融合时期,西晋末,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乱华”,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国。南北朝时,北方几乎为鲜卑族所统治,北魏孝文帝下令鲜卑族所统领的各姓部落一律改称汉姓,北方地区的汉族一下就融入了大量的外族成员。除此之外加入的民族还有北方的高丽、乌桓、柔然,西域各族,西南的天竺、叟,南方的巴、獠、狸、蛮、溪、濮等族。这一时期,主要的变化是北方地区的中原汉族大量南迁江南地区,成为当地的大姓。当代中国南方著名大姓陈、林、黄等姓就是在这一时期南迁的。北方地区涌入了大量的鲜卑等族人,与当地汉人混居,形成新的华北地区的汉族,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汉姓。

 

  汉族第三次大融合时期是在唐宋,唐朝推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外族在朝中可以担任要职,外族与汉族通婚十分普遍,从而加速了外族汉化的速度。这个时期融入的外族有:北方的铁勒、突厥、回纥,西部的吐蕃、吐谷浑、羌、西域诸国,东北的高丽、百济、新罗、渤海、契丹、奚、鲜卑,南方的安南、占城、南蛮、乌蛮、白蛮等族。这一时期,中原百姓几次南下大迁移,聚集于赣、浙、苏一带,开发了闽粤地区,形成了著名的汉族一个分支——客家人。中国的人口重心开始由北方向南移动,到北宋后期重心已经越过长江进入南方。从此以后,汉族姓氏在南方得到飞速的发展,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大姓望族。

 

  元人从贝加尔湖附近的蒙古东部兴起,蒙古骑兵六次南下,最终灭了南宋,成为中华大地的统治者,建立了元朝,这是汉族第一次被外族排除出统治者的地位。当时汉族的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宰相伯颜曾经一再向元顺帝建议杀灭汉人五大姓,幸亏元顺帝没有批准,汉族最终逃过了一次灭族的大劫难。

 

  元末天下再一次大乱,群雄起义,朱元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明皇朝,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政权再一次回到了汉族人的手中。军阀混战使得明初的人口再一次急剧减少到6000万,但汉姓的数目达到2000个左右。中国姓氏在这次大的洗劫中又得到了一次大变革,吸纳了来自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康里人、畏吾人等血液,同时,蒙古人把西夏、高丽、契丹、女真、蒙古、吐蕃、安南、大理等人分散到全国各地,与汉人杂居,最后大部分外国人和外族融入到汉族之中,这是汉民族的第四次大融合。

 

  清朝是汉族第五次大融合时期。清朝虽然再一次把汉族排除出统治者的地位,但清政府很快采取传统的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政策,同时也实施民族和睦政策,发展农业,使得战乱之后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在其长达268年的统治时间,只有太平天国起义是一次大的全国性战争,除此之外,所有的战争都为局部的,规模有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中所发生的战争程度要小,危害也小。全国人口从清初的8000多万,到清道光年间人口达到四亿,这是清朝人口发展的一大特点。

 

  清朝期间,北方地区的满、蒙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纷纷改用汉姓,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清政府“改土归流”的政策之下,纷纷采用汉姓,各地汉化的速度加快,中国姓氏再一次获得了充实和发展,姓氏数目达到2800余个。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成立了推行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的中华民国政府,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正式称为“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国土上的56个民族,各族之间平等友好,互相自由通婚。55个少数民族都有汉姓,目前正在使用的汉姓有4000个左右。

 

  中国同姓人群的迁移和融合的历史有力证明:姓氏文化所起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5000年中国姓氏的传递和演变,同姓人群的历代分布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以及中国人姓氏传递的稳定性在当今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这种漫长的人口迁徙变化,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不断发生从西北向东南转移的历史。随着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的加剧,以及日益加强的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过程,这个趋势将长期存在。

 

  由于袁义达的研究扩展,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还吸引了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邻国的极大关注。

 

  比如袁义达的课题研究组在山西调查时发现了四个姓“难”的人。一开始他并没有注意:“因为人数极少,而且这四个人不在同一个村,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姓是笔误造成,不具有统计意义。”但后来韩国文化署听说在中国发现了姓难的人,异常惊喜,马上组织了一个‘寻根访问团’来到中国。韩国文化界认为,这个姓是韩国的根源。袁介绍说:“河南曾出土过一块南北朝时期的石碑,记载一个鲜卑族官员的事迹,他的名字叫‘难楼’,‘难’姓随鲜卑北迁,松花江当时也改名成了‘难江’,随后,这些姓‘难’的鲜卑族才到了现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认为这些鲜卑族人是自己的祖先。”袁义达认为:“汉姓的遗传也是汉文化的遗传,它的影响不只在中国,而在整个汉文化圈。”从这个意义来讲,他把自己排百家姓的工作,看作一次“历史性的研究”,他说,这也是他排这个新百家姓的初衷。

 

  二、人口迁移与文化重心的变异

 

  影响中国文化重心变化最深远的正是史称为“八王之乱”的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民族政权的冲击。由于惨烈的战争与剧烈的社会动荡,从王室到影响政治文化的氏族大家纷纷往南方逃离。随着北方大量的著名大姓的南迁,从先秦时代以来由北方政治中心影响形成的文化重心也不断南移。在这个历史性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军事、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多样的交织绞缠,经历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与融合之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与特点都出现了许多变化,而此后的文化格局也就大体形成。在这个历史的巨变中,氏族大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之前,商周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格局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以北方的黄河流域政权为中心的“国中”,即中国,这是从华夏先民很早以来就有的观念:他们常常以身处“地中”自居,周人也称自己“宅兹中国”,而将中原文化政治中心地带之外的地区为“蛮夷之地”。地处东南的江东地区(历史上称江左”)更是一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蔑视为蛮荒之地。《魏书》就记载说“汉之名臣,皆不以江南为中国”。到晋宋时期依然是这样:《洛阳伽蓝记》就明确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所以三国时期的吴国尽管孙氏称帝,但也还是觉得底气不足,甚至在王朝祭祀大典的时候还说吴国“不在中土”而拒绝祭天,反映了长期以来的“华夷之别”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种长期的文化政治版图的格局在“永嘉之乱”之后被打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中原地区几乎成为因为战争而形成的杀戮场,政治中心洛阳成为废墟,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地区的民众开始大规模的逃亡,史称“永嘉南奔”,由此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灾难:这就是《晋书》记载的所谓“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开天辟地,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大量北方人口被迫南逃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南方社会相对稳定,自然条件因为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而相对优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任安东将军的司马懿曾孙司马睿成为中原人心目中能够延续政权的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大批普通的难民百姓而且很多氏族大家也随之南迁,正是他们扶持的这位东晋王朝的开国者的这股巨大势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文化重心转移的旗帜。永嘉元年,司马睿、王导等人渡过长江来到建邺(后改名“建康”),这个政治群体的核心就是原来中原地区的世家大姓,正是这些政治文化精英的“南奔”,使得过去的“中国”不再是“中国”,中国历史上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就拉开了序幕。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之后的民迁徙》一书的统计,从永嘉之乱到刘宋时期,南下的北方总人数大约在90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还远远不止这个数目)。而进入江东地区的占到四分之一多。在这些人当中,除了王室的司马氏之外(包括后来的宋齐梁陈王朝的开创者),还有大量的世族大家如王、谢、陈、陆、张等望族大姓。

 

  作为原住民的“吴人”尤其是当地的豪族大姓这些原本具有优势的吴人,他们对突然涌入的大量北方中原的“难民”内心是非常抵触的,渡江南下的司马睿初期很受当地人的抵制:“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为了打破僵局,王导初期不惜屈尊与江南的吴人拉拢关系,甚至曾经向吴地的望族陆玩表示要建立姻亲关系,不料竟然遭到拒绝。但王导仍然表示了宽宏大量,还通过学习吴语以便进一步与当地望族交流。《世说新语∙排调》就记载,刘掞(心旁)去拜访王导之后,别人问他王导在干什么,刘回答:“未见他异,惟作吴语”。同时,王导还建议大量任用吴人,特别是对顾、陆、张等大族倾心笼络,南方士人领袖的顾荣更是成为拉拢的主要目标:不仅任命他为军司,加散骑常侍,而且“凡所谋划,皆以咨焉”。这些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顾荣后来果然为朝廷出谋划策,还引荐了一大批江南名士如陆世光、甘季思等人出仕。当然,司马睿最倚重的还是原来南下的氏族大家,比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北人”。而这些姓氏大家族也确实为东晋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谢安凭借移民组成的“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

 

  为了吸引、安抚南下的北方移民,并且慰藉他们的故国之思,司马睿还在南方设置了侨置的州郡县,即依照南迁移民的原来籍贯继续保持他们原来的州郡县的名称:《宋书》就记载“自戎狄内侮,有晋动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幽、并、雍、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继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这种注重中国姓氏文化“怀本之念”“思复旧井”的政治举措不仅很好的安抚了南迁的北人,而且对江南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作用。

 

  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经济,要使得原来耕种方式原始农业经济落后的江南的农业有大的发展,首先必须改变耕种方式。随着大量北方移民的到来,一些先进的耕作技术也被带到南方:首先是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和以粪施肥的方式传到江南地区,新的耕种方式逐渐取代原来火耕水褥的原始耕种方法,耕地不断扩大,收成不断增加。《宋书》就曾经记载:到南朝初年“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捻,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細(田圭二字合一)亦数万顷,膏腴上地,……雩(右加耳)杜之间不能比也。”其次,北人南渡还将北方普遍种植的旱地小麦种植技术带到南方:《晋书∙郭文传》记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种菽麦”。发展到唐代的插秧和稻麦复种的技术被进一步的推广,这些新的耕种方式极大的推动了江南农业的发展,甚至使之成为中国的大粮仓。同时,随着大量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人才尤其是皇宫中的各种高级技术人才流入南方,江南地区的冶铁业、纺织业、印刷业、酿酒业、瓷器制造以及造纸、造船等各个行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手工业的大发展,不仅分工越来越細,而且也促使了更多的技术工匠世家的产生。在纺织业、冶铁业、酿酒业以及瓷器、造纸等行业尤其如此。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之后的文化繁荣也就随之开始。

 

  一个新的文化现象首次出现: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以政治动荡、人口迁徙和长达400年的政治分离、民族冲突为代价,形成了新的“中国”认同:经过“中国”不在“中国”到江东的“中国化”,再到隋唐时期的重新统一之后,“中国”又回到了“中国”,至此。南北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统一性的“中国”认同,中国的地理空间也比以前大大的扩展了。在这个历史性的巨变中,氏族大家作为最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特性的群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历史性的贡献却被漠视曲解批判,现在应该还历史本来面目了。

 

  从姓氏文化的角度看,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历史变化,姓氏地图与姓氏数量群体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姓氏的迁徙变化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朝廷为巩固统治进行的人口迁徙:这种姓氏人口的迁移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周灭商之后就迁徙商王室成员,还有将其中的王室后裔分封到宋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断将六国的国君、贵族、大臣迁徙到边远地区:赵国的卓氏被蜀郡临邛,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等氏族被迁徙各地,齐国的田氏也从山东迁到关中,还曾经一度垄断了商业,也因此繁衍出大量的人口。

 

  其二、首都的迁移也让大批宗室、高官和富户随之迁移。比如东晋在建康(今南京)建都,相当多的北方上层人物和世族大家也随之南迁:裴氏、王氏、薛氏、陇西辛氏、京兆韦氏、天水赵氏、范阳张氏、武威阴氏、略阳桓氏等都随之南迁,仅史书中可考的就有几十个姓氏。这些大姓初期多居住于长江流域和江淮之间,尤其是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最多。到了南朝时期尤其是“侯景之乱”以后,其中又有人继续南迁到江西、福建、广东等地。

 

  其三、由于战乱而被迫迁徙:永嘉之乱导致大量北方人逃难到南方,包括许多望族大姓。“安史之乱”爆发后,“四海南奔似永嘉”,人口又一次往南迁徙,江西成为主要迁入地,但随着人口的饱和,移民只得继续往南,除了湖南、福建等地之外。有的已经迁往两广甚至海南。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姓氏分布,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重心向更往南方的地区移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就不断在全国的境内传布,从而形成不可分离的民族大家庭。

 

  三、当代姓氏变化与政治文化的变迁

 

  从古代的民族迁徙到近代的抗战时期族群迁移直至当代的民工潮,姓氏文化、地域文化不断发生时代的变化。此外,从姓名的变化还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化不断变化的历史。尤其是近几十年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化,每个时代的不少人名都带上了鲜明的烙印。

 

  社会巨变带来的姓氏称谓变化

 

  由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不同的时代文化的变迁往往也会在姓氏称谓上体现出来:夏商时代的姓氏显示原始图腾文化的特点,周秦时代的姓名则显示了更多礼仪的特征,两汉姓氏多单名,亦有经学的特点。魏晋南北朝的“胡汉”文化交流也在姓氏上有所反映。唐宋时代的文人有了更多雅号。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后期到了近代西风吹来一些人的名字带上了洋味明显区别,

 

  春秋时代

 

  汉,代的人名出现了不少单名,比如张衡、曹操等

 

  魏晋之后随着道教的时兴,当时的不少名人都喜欢在名字中用“之”字,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等。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之”字为五斗米道(天师道)的标志,因而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特别喜欢使用。

 

  唐人喜欢讲究排行,比如李商隐称“李十六”、刘禹锡为“刘十九”,之所以排行的数目如此之多,就因为把自己的远房兄弟也算在里面。

 

  元代异族主政,所以名字也多用少数民族特色的“奴”、“哥”等字:如辽景帝的儿子叫耶律药师奴,元宪宗名蒙哥。

 

  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清王朝被推翻,五千年传统的姓氏文化也受到极大的冲击。上世纪的20年代,知识界有人呼吁要取消标志封建宗法关系的姓氏,1930年4月18日,南京政府立法院还专门召开“婚姻家庭存废”问题的讨论会,其中讨论姓氏的废与留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认为用父姓不公平,有人认为用母姓不妥当,还有人说要用别的符号来代替,更有甚者主张有姓没姓都无所谓。后来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认为姓氏在中国至少有3000千年历史,废止姓氏会引起纷乱。这种观点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这场纷争才不了了之。但这些所谓的“新思潮”对传统姓氏文化还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新派”潮人表现得非常明显:女作家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她就在那段时间废姓,以自己的字“冰之”为名,后来又改为丁玲。

 

  五十年代简化汉字之后,也在姓氏方面造成一些混乱:比如“萧”姓后来就因为简化为“肖”,户籍登记时很多人“萧”姓的人也被改为了“肖”。

 

  传统文化的淡化还造成了许多人的名字重复,据户籍统计:李刚、张伟、王丽之类的姓名重名者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这也是史无前例之事。

 

  在中国不仅古代社会而且直到近代甚至当代,因为社会思潮变化所产生的名字也非常普遍:民国时期随着崇洋思想的兴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玛丽、海伦、约翰、彼得等名字,而从五十年代的援朝、建国到“文革”时期的卫东、卫红再到今天令到户籍人员异常头疼的,赵D等土洋结合的名字,都鲜明的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在最近几十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变迁,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独生子女成为史无前例的一代,这种几千年前所未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许多传统称谓的消失。

 

  最先是随着对“封建宗法势力”的批判,以及过去四世同堂之类的大家庭的消失,“堂伯”“堂叔”变成“伯父”“叔父”,再淡化为“叔叔”“伯伯”。到独生子女一代更是不知道“表叔”“姨妈”是何物,以至于出现差之千里莫名其妙的“大姨妈”之类的名称。

 

  “文革”时代,在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中,凡是与神坛上的领袖有违背的姓名一律主动被动的改为“向阳”、“卫东”之类的红色名字,因为姓名的“封资修”标签与一切“反对派”的性质都是一样的。笔者所在的小县城就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金太阳”小孩受到严厉的批斗:只有毛主席才能尊称“红太阳”,你居然敢叫“金太阳”,是何反动居心?套用当时的时髦语言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从人的姓名可见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

 

  四、中国历史上的八大移民朝宗圣地

 

  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饥荒以及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在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往往发生数量巨大而又相对集中的移民姓氏大迁徙。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在版图扩大、战争不断加之政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等诸多原因,从而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移民集散地,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八大移民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闾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八个移民集中地对后世的移民姓氏变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八大移民集中地较早而又最著名首先是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成为流传久远的民间俗语。根据正史、方志和大量族谱的文献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很早就为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聚集地:从金代初期的天辅年间(公元1117-1123年)到康熙乾隆时期(1736-1795年),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长达六百余年,较大的移民次数有20次以上,尤其是明朝洪武年间移民次数更多达十次,移民数量更多达80万人以上,而移民的姓氏几乎包括了北方常见的一百多个姓氏。

 

  在明朝初期发生的这个中国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空前大移民,一般人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要解决当时战争破坏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和农业经济遭到的巨大毁坏,其实朱元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彻底消除张士诚曾经依据的苏州地方势力,于是就开始了从洪武到永乐50年间的18次大移民。第一次就是下令迁徙苏州富裕之民充实濠州,而濠州正是朱元璋的老窝安徽凤阳。

 

  此后较大规模的移民有洪武四年春迁17000户移民到北平耕种。四年夏迁山后之民35800户共计197200人到北平各处卫所以及各州县。同年秋又迁移沙漠的元代遗民32860户分别落户到宛平、通州、三河、武清、昌平等地。洪武二十四年将应天府富户14300余户迁到当时的京师南京。

 

  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件,这个历史上规模巨大的移民行动虽然是作为官方的强制性移民,但政府对每次移民还是发给“川资”、“路引”,并且在安置地根据人口,发给土地、种子、耕牛、农具,还免除三到五年的钱、粮、税收,比起后来移民,还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从地域来说,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大多来自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代等州府各县的老百姓,流民的主要流向先是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以后又辗转迁移到全国各地。从姓氏来看,今天的祭祖堂里还供奉着从大槐树下迁移出去的姓氏牌位,总共有1230个,大大超过了百家姓。这些姓氏的子孙散布在全国十八个省,五百个县。现在这个著名的移民地点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它吸引了每年20万人前往这里寻根问祖。人们走到位于临汾市洪洞县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内,无论是夏日炎炎还是严寒隆冬,总会有游客仰望古树,徘徊眷恋久久不能离去。

 

  由于洪洞大槐树是中国移民历史上次数最多、规模最大、辐射地域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移民地点,它也成为炎黄子孙最为眷恋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今天的大槐树依然屹立在当地,它已经成为移民寻根的圣地,其故地的建筑物也依然存在,看到“大明洪洞移民签发处”的匾额,我们依然会产生浓浓的眷恋之情。

 

  苏州闾门是苏北人民心中的移民圣地,这里的移民动迁的时间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为了推翻元朝政权,各路群雄争相并起,苏州一代割据称王的张士诚与朱元璋展开残酷争战,最后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为了彻底捣毁他的势力,决定“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于是苏州的闾门就成了移民的集合出发的地点。此后,扬州、江都、淮安、高邮等地乃至连云港都有了苏州闾门移民的后裔。据后世的家谱记载,宝应等县的刘氏、乔氏、王氏,兴化的顾氏、张氏、来氏、周氏、杨氏、姚氏以及泰县的葛氏、徐氏等都是此次移民的后裔。这些苏州闾门的移民中还出了一些著名的文人:比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奄、“扬州八怪”中最著名的郑板桥以及其它一些名士,祖籍都是出自苏州。

 

  江西的瓦屑坝作为明代初年的移民集散地,是当今安徽安庆一代众多姓氏公认的始迁祖的原籍之地。与苏州闾门移民一样,这些地方的移民也是元末明初战乱的结果。当时朱元璋与徐寿辉、陈友谅互相争夺地盘,致使安庆一带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而相形之下江西饶州路的鄱阳、万年、乐平、景德镇则较少受到战乱的波及,所以人口相对也较多。于是战乱结束之后,明朝政府便将这些地方的人迁移到人口骤减的扬州、淮安等地。作为全国著名的移民之地,后世的许多家谱对此都有记载。清代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商英就曾对自己的移民身世有过这样的记载:“吾桐(城)与潜(山)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许。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之青山焉。”(康熙《潜山县志》)有人对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相关资料做过统记:家谱资料记载的家族有18个,占50%,迁自饶州和江西的合计有26个,占72%。《宿松县志》也记载,该县256个氏族中,除了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的之外,还有213族,其中182族是明代中期以前迁入的。在这182族中,迁自江西饶州的有82族,占总数的45%。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143族,占88%。在现存的地名和族谱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波阳县城西有一个叫“瓦燮”的村庄,而该村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中都明确记载“瓦燮”就是“瓦屑”的雅称,而“燮”的本意是小土沟的底,所以,“瓦燮”就是明初的“瓦屑坝”。

 

  《寻根》杂志1997年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4月16日的文章都提到同一位老人:两篇文章都说起这位老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自己的家谱,激动的翻阅家谱时,燃起了他回到祖籍地寻根访祖的激情,这位老人叫张彬,他就是张商英记载的“张贵四”的第19代后裔。当他站在古老的渡口,望着茫茫的江水,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而这正是无数“瓦屑坝”移民共同的感受。

 

  山东枣林庄本来已经在历史迷雾中消失,经过葛剑雄等学者的考证与实地调研,它又重新浮现在人们面前。1988年,利辛县地方志办公室曾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姓氏源流调查,发现了一个众口一致的说法:许多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山东“枣林庄”,而这个敌方却不见书面的记载。而1989年编纂《寿县志》的时候,发现当地的23个氏族中,有21个都是明代的洪武年间迁入的,其中大多数迁自山东,而几乎所有口碑记录都说是来自“枣林庄”。还有《霍邱县志》也记载:“根据集区《孟氏宗谱》、叶集镇《台氏宗谱》、岔路乡《田氏宗谱》、长集镇《张氏墓地碑记》明初到明中叶,霍丘接受了大批的山东移民。”

 

  既然有那么多的家谱记载自己的先祖来自枣林庄,何以后来这个地方却湮没无闻呢?原来这是地名的改变所造成的。这个村庄历史悠久,汉代就有文物出土,明朝也有石碑记载这里就是枣林庄,后来因为明代的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在此,所以改名为安邱王府庄。而《明史∙诸王世表》记载,第一代安邱王是鲁靖王肇辉的第四子,始封于宣德十年(1435年),此后延续到明代灭亡。所以从1435年开始,枣林庄这个地名就已经成为历史(清朝曾恢复过这个地名,但此后再次改回安邱又有近百年历史,所以它也就一直湮没无闻。

 

  广东南雄的珠玑巷得名于唐代:此地原名本为“敬宗巷”,因为唐敬宗因为巷内族人张兴七世同堂,于是李湛特赏赐张氏家族珠玑涤(左绞丝旁)环,于是后来避唐敬宗讳改名珠玑巷。后世这里也成为许多家族的始迁地,许多家族的家谱都记载了他们的先祖来自珠玑巷的实事。安庆市图书馆有桐城族谱63部,其中有20%的家庭始祖来自瓦屑坝。

 

  第二节从“湖广填四川”看中国姓氏家族的迁徙

 

  一、“湖广填四川”之前的历次移民入川

 

  在四川移民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湖广填四川,但其实早在清代的这个移民大迁徙之前就有悠久的移民入川的历史,四川之所以形成著名的包容为特色,的文化,与这种历史原因有直接的关系。

 

  四川之所以成为长期外地移民的迁入地,重要的原因就是自都江堰工程建成之后“天府之国”的吸引力。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在隋末朝廷征讨高丽的时候,“剑南独无盗贼,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巴蜀地区人口41.4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4.6,到唐贞观十三年增加到69.5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3%。这样的安宁富庶之地自然成为人名避乱的首选。“天下将有变,而蜀最安处,又多佳山水,吾将避地焉。”(《宋代蜀文辑存》)唐末逃到四川的不仅有大量百姓,还有不少高门大族,《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就记载:“蜀持(心旁)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起僭号,所用皆唐名臣士族:庄,见素之孙;格,睿之子也。”杜甫在《东西两川说》一文中也评价说:“蜀之土肥,无耕之地。流庸之辈,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这是说当时逃到四川的流民尽管在平坝找不到耕地了,但他们宁愿逃到山地也不离开蜀地。

 

  到了宋元之际,长期战乱再一次造成四川的巨大破坏,元军攻入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元代统治者统治中国以后为了发展四川经济,鼓励移民在川著藉,劝课农桑,发展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于是包括元军将士及其家属在内的外省人大量进入四川。在一些家谱中就曾经对此有所记载:吴宽为《刘氏家谱序》就说:“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明代朝廷鉴于战争之后人口减少,于是组织外地移民入川。《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间“汉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徯,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抒民力。’从之。”《名山县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都,来者犹众”。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四川的人口大增,经济也得到很大的恢复。到明中叶弘治十五年(1502年),四川人口的数量已经从洪武年间的50多万人增加到266万,农业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二、湖广填四川与姓氏宗亲文化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发展演变中,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一直绵延不断。从姓氏文化的角度来说,山西的洪洞、湖北的麻城孝感成为最著名的移民地名,尤其是清代以来的“湖广填四川”更是成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姓氏家族迁徙的重大事件。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自古就有聚族而居的传统,“父母在,不远游”一直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古训。现在面临“奉旨填川”永远离开故土,唯一可靠的能够结伴而行、相互扶持的当然是家人宗亲。特别是长途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会遇到交通、治安、生活诸多方面都异常困难的年代,与自己的家人或宗亲结伴同行当然是最可靠的选择。即使历经艰辛到了目的地,还要面对陌生的环境,赤手空拳筚路蓝缕从无到有的开创家业,能够同心同德、生死相依的当然也是血肉至亲。因此从湖广包括许多来自更为遥远地方的移民就只能选择以家庭和家族同行的方式。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移民四川的人口结构中,都能够看到聚族而居的现象。这里我们仅举出几个县的例子来看看这种普遍的情况:

 

  新宁县(今开江县):麻城移民最大的姓氏是张姓,从明代洪武年间就开始迁入四川本地,主要落户在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等地。至今已经传导18代。此外还有郑姓、高姓和薛姓。

 

  邻水县:著名的姓氏有包姓,据记载“明洪武二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桓率领同族移住新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新仁、护临、石滓等地。

 

  广安州:邓氏是当地大族,邓小平家族就是祖辈麻城迁到这里的。他的弟弟邓垦从小就给子侄辈讲老家湖北的故事。

 

  彭县:主要是周姓和黄姓等家族。周氏迁居彭县的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则在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入彭县的升平八字坪。

 

  金堂县:主要大姓为张氏,于前明时代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已经有15代。

 

  宣汉县:从元代开始即有王、向、冉、袁等姓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22支。清代迁入姓氏有18支。

 

  南部县:王姓作为大姓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已经传了20代。此外有张姓也是自康熙36年由麻城迁入,至今已传16代。

 

  岳池县:大多康、范、傅等姓。

 

  在每个地方的州县志里面,都会记载本地的姓氏望族、大族,原因就在于,他们聚族而居的地方往往会由于这些姓氏家族的各方面影响,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乃至风俗等诸多方面产生对于当地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越是在远离市镇的乡村,这样的影响越是强大。而对于持有本宗家谱族谱的后裔当然也就会对自己的谱牒无比珍重。

 

  正是由于家谱的重要性,所以尽管路途遥远、行程艰辛,但移民总要将自己的家谱或族谱带在身上,因为有了这种家族的重要文献,才有考证祖先宗支、辨别家族世系的依据。这样,无论他们离开故土多远,他们也可以凭借家谱和族谱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宗亲保持血缘的联系,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割断了与家乡宗族之间联系的纽带。而对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将家谱带着的姓氏宗亲,就只能留下终身的遗憾。据《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记载,原来居住在广东兴宁的黄玉标,曾经在康熙五十八年举家从江西移居到四川的新都县定居。他虽然“入川时深知谱牒之为要,上可详世系,下可别子孙”,但因为仓促上路,未及携带家谱。定居四川之后,他“每以未曾携带族谱来川为憾”。后来幸亏同宗兄弟黄玉兰从老家来川,“携得谱本一册”,如获至宝。可是又不幸沱江河水暴涨,“人被水灾,其谱于是失去”。后辈只得“望洋而叹也!”两次痛失家谱的黄氏后人深刻认识到:“族谱者,载前人之功德,序后人之排行,而不可无者也。”又痛下决心重新修谱。

 

  三、湖广填四川的背景、规模及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移民事件,其背景在于明清两代的战乱对昔日“天府之国”的四川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废、经济民生凋敝。据官方统计,1668年曾经以“扬一益二”名都著称的成都人口仅剩下六万人,“一些州县的人口也只有原来的10-20%”。为此,清代康熙皇帝专门下旨命令各地向四川大移民,而地处四川最近的湖北自然成为移民输出地的首选,尤其是具有地理优势的麻城更成为移民的最大集散地。为此,康熙专门发布了诏书。

 

  今存的一些家谱中还记录了康熙三十三年的移民诏书: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承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南民有毂击摩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勿得关隘阻挠。伺开垦六年外侯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康熙三十三年岁次甲戌正月日诏

 

  自此以后,一个风起云涌的移民运动就此展开,并对后来四川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后来的大量家谱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奉旨入川”、“奉旨填川”等字样。在安土重迁的意识十分浓厚的文化氛围下,这样的最高政权的命令对大规模的移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一、由于有最高权威发布的移民迁川的特许批文,这就保证了在沿途免受刁难阻碍,得以畅通无阻从而使得大量移民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入四川。二、诏书特别鼓励相关的官员帮助移民,尤其是“招抚有功,另行嘉奖”,这对于提高四川湖南湖北官员执行招民填川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因为有了五年免税的优惠政策,这就极大的提高了农民开垦土地的积极性,这在古代农民长期苦于苛捐杂税的重压下,是一个重大的生产力的解放。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发展农业的巨大积极性,长期荒芜的四川地区农业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富庶的四川又重新成为人们羡慕的“天府”。如果没有这种用最高权利推动的移民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浪潮和广大移民的艰苦努力,明末清初遭受巨大战争破坏的四川经济绝对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就得以恢复。

 

  然而,在道路艰辛和前程难以预料的古代,永远离乡背井的移民所遇到的路途与筚路蓝缕的艰难是我们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至今我们在大量家谱中还能够看到无数移民迁川的艰辛。

 

  我们从一部曾氏家谱中,可以想见当年扶老携幼的移民一路的艰难:不要说担橐携囊、风餐露宿的困苦,也不说随时会遇到的匪徒抢劫与疾病痛苦,我们仅仅从这部家谱记载的从广东到四川的里程,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不易:

 

  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原文)

 

  长乐县至嘉应州一百五十里——平远县一百五十里——金门岭一百五十里(江西界)——会昌县一百五十里水路——赣州府二百四十里——大和县一百六十里——吉安府一百四十里起早——分宜县一百八十里——阮(左三点水)州府八十里——平乡县一百八十里水程——湘潭二百四十里——长沙一百二十里——严江一百八十里——常德府一百八十里起早——慈利县二百八十里——永定县一百八十里——来凤县三百六十里——黔江县一百八十里四川界——玉山镇一百八十里——彭水县三百里水程——羊角嘴三百里——涪川三百里出大江上水——长寿县一百里——重庆府三百里起早——永川县一百五十里——荣昌县一百二十里——隆昌县一百二十里——内江县一百二十里——资州(现资中县)九十里

 

  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误“节”)风沐雨,步履之所径者也。今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

 

  时清之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三年)仲秋月谷旦顺裔公六世孙建章敬述

 

  (摘自资中《曾氏族谱》)

 

  家父过去少年时即在外地求学,几乎整整七年时间都是步行一百多公里从老家资阳乡下走到成都,一路艰辛不说,有时还要遇到土匪抢劫。几十年之后父亲谈到那些往事每每还感慨唏嘘不已。而作者15岁下乡,历经近十年方才返城。其间从县城到乡下的近百里路几乎全是步行,同样深知一路风餐露宿的艰辛。故行文至此笔者尤其能够想见当年客家人从遥远的广东省携家带口步行五千多里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遥想当年那些移民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理由,没有家族的情感与力量,是安全不可能完成这一壮举的。

 

  四、从湖广填四川看家族力量及影响——及个案分析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四川各地家谱来看,90%左右的四川人原籍都是来自“湖广填四川”的湖广(包括江西等地)麻城,其原因就在于:一,麻城距离重庆不远,在古代陆路交通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水路相对更加安全有效—。其二、—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和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移民入川。其三、是张献忠部下就有不少麻城人,在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士兵就留在了四川。据四川大学胡朝曦教授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部家谱的分析研究,清代入川的118户人当中,湖广占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都来自麻城。

 

  在这些外来迁入四川的人口当中,由于交通不便,对迁入地的生疏等各种原因,要应对这些难以预料的种种挑战,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大家一起抱团打天下。所以,在入川的人群中,许多地方都出现姓氏家族聚居现象。这种情况许多地方志都有记载:比如金堂县的大姓张姓由麻城迁入金堂县的关东外,这个大姓许多代都在科举考试中累累中举,至今已经有十五六代。再如南部县有张姓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已经大约传了20代。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当地还形成了120多处因张姓居住而形成的地名。在不少乡村都建有张姓的祠堂。另外有一支张姓也于康熙36年由麻城迁入,至今已有16代人。

 

  在岳池县祖籍麻城的康姓人在康熙23年迁入岳池的三个乡,范姓迁入四个乡,蒋姓迁入地多达六个乡,可见其中人数的众多。根据华东师范大学《荆楚全书》的统计,仅本书作者收集到的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宗谱就多达500多部,其中包括100多个姓氏的2000多个分支。这些姓氏中以邓氏、李氏、屈氏、董氏等居多。这些谱书不仅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还有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华侨后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国林认为:在当时的移民大浪潮中,川渝两地70%以上的移民来自麻城孝感乡。

 

  在四川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之后,外来移民对发展四川的经济和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恢复作用。

 

  在湖广移民迁居四川之前,经历战乱破坏的蜀地四邑荒废,当时移居双流的刘氏家族的刘朝弼从麻城迁到四川,后来这一支第四代刘嘉珍迁入到成都附近的双流,他的孙子刘汝钦曾经写了一篇《示子书》,里面曾经回忆发生在雍正时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因为当时没有财政收入,以至于新知县到任之后,依然“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连县太爷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而只能依靠民间供应柴米,可以想见当时经济之窘迫。刘汝钦还在书中回忆起儿时的亲身经历的这样的见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的荒芜:余幼时,老屋外草坝一望弥莽,中有虎豹,父老禁勿近游。新宅后园内,有鲤鱼长尺余,僵死于中。田广人希,每岁秋获,谷已黄落,犹不及收。不得已,乃刈而积于田内,覆之以草,徐徐移入屋内,大抵须冬初乃毕。

 

  这种“荒烟蔓草,荆棘塞途”的破败荒凉之地,经过大量移民披荆斩棘代代开垦耕种,农村的经济逐渐发展。在许多移民的家谱中,对当时的艰难创业经历进行了大量记载。一部《万氏族谱》详细的记载了这种艰辛:全家人“长者为佣,少者为牧”,年过七旬的万静仁’因刈草侍牛坠于崖,几致绝命,半载力愈,仍欲躬耕“.他的儿子万桂章”七八岁即为人守葱蒜,长又苦作山岗,……后又为人刈麦,常于昏夜中不断镰声,裸体批汗巾,虽汗流巾湿透,不鸡鸣不惶息也。到了壮年,开始烤酒,““独理烧房日居烟火窟中,虽熏得双目欲裂,亦不辞其则,……闲或披蓑带笠,躬耕于三春之中;或负笼担囊,送酒于百里之外。……”

 

  移民四川的大批外乡人就是这样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使原来满目

 

  疮痍四邑蛮荒的土地得到开发,农村的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一百多年间,战乱之后遭到彻底破坏的四川又重新成为誉满天下的“天府之国”。这一切都与大量外地的移民的贡献有直接的关系。“湖广填四川”包括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移民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姓氏宗亲的血缘纽带,“安土重迁”的千里之外移民如何可能获取信息、扶老携幼、举家迁徙、携手相助共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而取得这种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上述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地方志中都缺乏详实资料,而只能凭无数家谱族谱资料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如此清晰的让数百年之前的历史鲜活的展现。

 

  通过数代人的努力,过去荒无人烟的四川逐渐恢复了生机,不仅田地得到开垦,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也越来越多。根据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的统计,从康熙二十年到宣统二年四川人口有了惊人的增长。详见下表

 

  时间户(万)人口(万)年平均增长千分之

 

  康熙二十年-50.0-

 

  康熙六十一年57.9 231.6 38.1

 

  乾隆元年65.3 261.2

 

  乾隆四十一年-779.0 27.9

 

  嘉庆十七年511.3 2071.0 21.0

 

  宣统二年-4414.0 8.7

 

  1953年-6568.5 7.3

 

  在促进四川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原本一无所有的移民也逐渐形成大的家族,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不断上升。据《闽粤客家人在四川一书》的资料记载,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入川的移民已经出现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移民。原书以下列表可见一斑(以下为节选):

 

  姓名籍贯迁川时间发迹时间身份居地置业状况

 

  张登良广东雍正五年佃农绵州田2000余亩

 

  李敏葵广东雍正四年佃农巴县田谷90石

 

  张德彪广东康熙年间佃农璧山田谷500石

 

  陈润周福建康熙51年乾隆六年成都田200余亩

 

  钟亮生广东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佃农成都田100余亩

 

  李文兴广东雍正五年乾隆年间佃农泸州田坝多处

 

  陈清尧广东雍正年间乾隆15年内江田坝多处

 

  黄龙光19年间简阳田地数百亩

 

  洪北光广东雍正清初中江田数百亩

 

  冯汉玉福建田开阡陌

 

  邓杨福建康熙五十四年水田宅245亩

 

  随着“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还产生了“湖广填陕南”的人口迁移浪潮。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些地方的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进步。在这个历史性的人口大迁徙和社会大变动中,姓氏宗亲家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一历史事实不仅有大量家谱、族谱可以证明,现代的最新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新的证据。2010年,被评为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之一的汉阴县风堰万亩古梯田,成为“农耕文明活标本”,而这个伟大的开垦杰作就源于湖广移民的吴氏一族。最初吴氏来陕南的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平站稳脚跟之后,他立刻回到故里招徕其他吴氏的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到三十四年(1769年),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的已经有“丁口见千三百余”。在吴氏迁陕的第三代裔孙吴敦品曾在家谱《先德录》中记载了先祖对当地农业生产的重大贡献:“当是时,堰平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见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坡时蓄泄。……不数年,堰平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为我公绍之。凡吴氏乐利百年焉。”

 

  在艰难困苦的当年,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通过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将南方水田耕种的方式移植在海拔500-600米的山坡上。从乾隆年间开始,经历数代人的经营,历时100多年,终于造就了农业景观的奇迹,至今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通过一代代族人并带领当地人凭借汗水与智慧开垦了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的奇观,也成为湖广移民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五、大迁徙中的家族情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本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文化意识,但一方面有朝廷旨意,另一方面是为了在生存艰难的时代到异乡图谋发展。这种复杂的情结使得远离家乡迁往异邦的人们对自己的家人和族人,甚至对历代先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离别情感,所以当他们在即将远离家人的时候都要在家人和先祖面前表达这种浓浓的思情。在一部《江氏族谱》中就有这种情感的真实记载:“尝闻惟天有地而生万物,所以木有根而枝荣茂,泉水有源而流不息,人有祖宗而妣裔昌。其后未尝不知祖德之深而且厚乎!窃思祖源流之远,……喜见叔侄兄弟一堂济济,莫不各有其志,是以欣然抵蜀,立业裕后。……刊为祖宗咏矣。”

 

  尤其是一户卢氏客家人,他们的后裔在200多年后依然清晰的记得先辈代代相传的祭祀用语,因为这是他们入川的始祖在原乡家里和入蜀之后遵从同样的祭祖仪式使用同样的祭祖词来告慰父母、遥祭先祖。据这部光绪《卢氏族谱》的记载,卢氏原籍广东嘉应州,入川始祖为卢仁彦,他于乾隆23年(1758年)携带三个儿子迁往西蜀,历经三个多月的劳碌奔波,终于抵达成都华阳北门外的龙兴场(今龙潭寺),后创业于凉水井。1946年著名语言学家董同龢在对当地的客家话作记录时,卢氏后裔还能当场清晰的诵出他们200多年前的先祖的祭祀的祝词:

 

  高祖公,高祖妣,

 

  曾祖公,曾祖妣,

 

  祖公,祖妣,一来领受清香蜡烛,

 

  二来领受刀头案上,

 

  三来领受猪头猪尾,

 

  太公国刚老大人,

 

  太婆邱老大人,

 

  父亲老大人,

 

  母亲林老大人,

 

  本宅长生土地,

 

  打开财簿来领受,

 

  ……

 

  黄黄米果,

 

  珍珠鸭蛋,

 

  立在堂前,

 

  含笑欢喜,

 

  大分杠车来领受。

 

  不仅同宗同族的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更加理解和感受到姓氏宗亲的血缘情谊,在那种从为有过的迁徙历程和创业环境下,甚至一些异姓也能结成生死之交的情谊。(四川人的包容宽和的地域性格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形成的)。在这个时代甚至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姓氏继承方式:隔代换姓。

 

  要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姓氏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先看成都客家之乡的一块墓碑:这上镌刻的一行字是“故赣南祠前辈老人七位之墓”,这和通常墓碑上刻墓主姓名的惯例很不一样,令人感到很费解。原来这是江西南部的七位异姓同乡结伴入川老人的合葬墓。这七位老人分别是刘希载、黄茂德、许元奎、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他们相约一同入川,后来又定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都没有结婚。他们为感念这份情谊,相约死后把遗产全部了刘家。刘氏家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将几位老人“捡金”合葬,在碑上刻上七位老人的名字,称为“七老爷碑”,并在碑的两旁写了一副对联:“一堆净土埋白骨,七位真魂乐黄泉”。正是这种异姓同乡的生死情谊,结下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情同一体”的特殊友谊,他们不是一家却胜似一家。于是在移民群体中就出现了结伴而行、患难与共的异性同乡人当中,如果其中某一个姓的后嗣中断无人继承香火的情况下,另一个姓氏的家人便义不容辞的把自己的后裔过继给对方,形成“一族二姓”的情况,或者采取“隔代同姓”的方法。据《四川省志民俗志》的记载,四川大邑县舒家场郭桥楼子附近,有一个家族在此聚居300年,其族人一代姓郭,一代姓李。《乐山市志》也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吴万一与妻子张秀英、妻弟张某某从湖北麻城一同入蜀。途中妻弟不幸病故。夫妻二人决定子孙一代姓吴,一代姓张,为张家接上香火。至今,犍为县罗城、定文、寿保等乡镇,仍有个别吴家后人保持了这一习俗:父姓吴,子姓张。”据《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的作者陈世松先生证实,在他自己的单位四川省社科院李,就还有一位同事,家里就是李王隔代姓:他的爷爷姓李,父亲姓王,他姓李,按照祖上的规矩,他的儿子又该姓王。这种案例正是保留了上述移民时代一来所形成的姓氏文化的特例。

 

  正是由于有浓厚的宗亲情结,来到四川的异乡人对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时时怀着难舍难分的感情。尤其是在清明祭祖等时刻,这种情绪更是浓烈,有人哪怕相隔千里他们也要回乡去“省墓”。有位叫陈儒玉的入川青年在璧山县卜居有年,“辟荆棘,垦园田,构祠堂,营宇舍”,有一天他突然触景生情,极度悲伤,以至大哭起来。家人问他是何缘故,他说我们已经全家迁到蜀地,但先祖父母之墓在遥远的故乡,但我们却不能前去祭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死不瞑目啊!说完,他立即准备行李走向了返乡的归途。后来他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故乡。扫墓祭祖之后,他还将祖父母和父母的骸骨带回璧山改葬。此后他不仅按时祭祀祖父母和父母坟茔,还每天早晚在祠堂洒扫焚香。他的感人事迹被收入璧山县志,并由县臣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传记。他的后人在为他树碑的时候将这篇传记刻在他的墓碑之上,为今人留下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六、历史上的望族及其历史文化创建

 

  在历史上,孔、孟、颜、曽为代表的家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特殊的影响。堰平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而在先秦时代经过数百年经营统一了中国的赢秦王族在历史上的影响也超越了时代,对于汉、唐、宋、明等王朝的刘、李、赵、朱几个著名姓氏而言,这种跨越时空的影响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经由其后世的不断繁衍,他们的正史记载和家谱史料都有大量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这些姓氏的国内外庞大家族后裔在今天仍然在产生巨大影响。

 

  基于上述特殊的原因,由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优势使得某些姓氏如李、王、赵氏人口的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至今数千万人的大姓。而当代的某些大姓在历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比如,朱姓在明代以前并非大姓,但朱明王朝诞生之后,几个综合的因素使得朱姓人口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中国的大姓。

 

  第八章姓氏与基因遗传学

 

  第一节基因、姓氏与中华民族种族繁衍

 

  一、对中华姓氏文化的新认识

 

  莫妮卡﹒麦戈德里克等所著的《家谱图:评估与干预》一书曾说到:“借助先进的基因技术,我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研究人们的生物遗传史。这开启了我们家族和文化传承的全新方式--从成吉思汗或绝代艳后与我们的联系。”而在从前,对于西方人来说,如果能够借助文献记载的方式寻找到曾祖父以上几代人的历史就足够幸运了。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三五代人的清晰家谱世系是较为平常的事情,数百年的家族谱系也不罕见,而最长的有上千年的(圣人后裔两千多年)。这些世系家谱记载的资料为我们从古至今的家族发展提供了全人类罕见的丰富宝藏。而今天运用遗传学的工具与方法,我们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到每个姓氏家族的历史发展都可以寻找到清晰的脉络。所以对于这种将微观与宏观结合的中华姓氏树的建构——也就是真正的民族寻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有5000千年以上的姓氏家谱的记载也真正成为一种伟大的战略资源。对于这个伟大的宝库,我们的探寻才刚刚开始。

 

  目前,我们还仅仅是以利用国内大陆的家谱资料为主,对于港台和海外华人的相关资料还很少有所使用(尚无完整的资料统计),更不用说国外的大量资料了。据目前所知,仅仅在美国的盐湖城的家谱图书馆就收集了大量的中华姓氏谱系资料,更不论其它世界上的所有图书馆以及私人收集的相关资料(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和外国人的家谱)。现在我们的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在组织学术力量收集整理全世界各大图书馆(包括各国的国家图书馆、城市图书馆以及私人的收藏的)中文资料。但对于海量的家谱还没有机构在准备做同样的工作,这是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过去由于长时间的破坏,我们已经永远的失去了大量宝贵的包括家谱在内的姓氏文化学资料,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引起重视并实实在在的推动这个重要的工作,让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继续流失,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千古罪人。我们呼吁有识之士赶快行动起来,将这个关乎民族未来的重任尽快承担起来,我们责无旁贷。

 

  二、现代遗传学与中华姓氏研究的新成果

 

  中国自古以来的家谱都是以男性为主作为家庭世系的线索,而遗传学的理论正是以男性y染色体作为遗传性别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样的每个染色体遗传点位也就正好等于每个姓氏点位的等位基因。换句话说,源远流长的中华姓氏由于记录了5000年男性遗传y染色体的进化史,因此姓氏也就成为探讨同源y染色体人群分布状况的理想研究模型。目前姓氏基因研究已经获得大量异常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蕴含着不凡的价值与前景。当代的遗传病理学已经证明,一些特殊的遗传疾病与姓氏家族有固定的对应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未来治疗这些疾病找到了重要的途径。由于我们的特殊优势,姓氏文化学与基因遗传学的结合将使我们国家在相关科学研究领域占领重要的制高点。而这是我们能够在世界学术领域占领的少有领先地位。

 

  中国学者袁义达从1985年开始,通过与斯坦福大学的卡瓦利﹒斯福扎教授的合作,在收集了上百万份不同姓氏人群的血型、蛋白质等基因数据后,经过计算机分析发现,不同的人群遗传基因的区域分布与中国人姓氏的区域分布存在高度的一致。特别是宋代以来至今中国人姓氏分布与基因遗传曲线高度重叠。他们的研究还展示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巨大前景:姓氏遗传研究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根据袁义达先生研究成果,他对百家姓的变化作了新的排序和解读

 

  袁义达先生根据国家发布的相关数据将中国姓氏依据人口多少做了以下重新排名,下面这个表格就是他发布的研究成果:

 

  同时袁义达还根据自己对宋代以来的人口与遗传的对应关系做出了并做了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姓(分布)彩色图谱,这里我们选取几个典型的大姓让读者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基因遗传学的研究还在客家人的族群源流的问题上取得了两个突破性的成果:一是客家人的主体是中原汉族、畲族还是百越人?二是被称为“客家祖地”的石壁有何重要地位?2015年7月19日,客家网发布了这两个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第一个问题,相关课题组在福建宁化县这个客家祖地得到105个姓氏的395份基因样品,由于其中一些姓氏有不同的血缘分支,最后获得279个姓氏家族的样本,结果显示在这些家族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父系血缘来自北方中原的汉族,其余三分之一多来自百越族群和畲族。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更是惊人:“客家人基因族谱”项目的结论是:石壁的姓氏的父系血缘中,中原汉人的比例远远高于宁化县的其它地区。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宁化县的伊姓祖先是白人!客家基因研究族谱结果表明:伊姓的y染色体属于一种特殊的基因类型(国际遗传学界称为R1b1a2单倍群),而这种类型是白种人特有的,这个基因类型的人主要分布在西欧国家。学者推测伊姓的先祖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也有可能中古北方战乱时具有白色人种的塞外胡人迁入内地的,北魏有一支鲜卑贵族伊娄氏后来改姓了伊,所以也很有可能宁化的伊姓出自鲜卑的这一支,他们在唐末战乱的时候从河南迁到了宁化。还有对宁化巫姓人的研究也同样令人震惊:宁化巫姓的男性Y染色体属于国际学术界称为的C3单倍体,属于这个类型最著名的家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族。“五胡乱华”的时候,他们也和伊姓差不多同时有北方来到中原,后来融入了汉族。这和当地族谱记载的巫罗梭祖上由山西迁到山东,后来又因为战乱来到南平宁化。这个历史记载与基因研究的成果正好相互印证。

 

  三、中国人健康的福音

 

  基因姓氏遗传学的研究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找到了医药学上的一大难题的解决方法:“对姓下药”的革命性突破。而这个成果的产生正是基于姓氏文化学与基因遗传学二者的结合。

 

  早在1999年,中科院生理所的科学家就提出研究开发不同姓氏人群服用的基因型药品的设想。中科院生理所“神经和精神遗传疾病基因研究组”成立之后,对封闭地区的典型个案进行取证分析,并取得初步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前沿的生物遗传诊疗学甚至有“对姓下药”的观点。近年来,利用基因研究成果开发新药成为国际制药业的新热点,得到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和各大制药厂的慷慨投资。

 

  2000年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环境基因组学和药物遗传学国际研讨会”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提出中科院将启动药物创新体系。据悉,这是一项利用基因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医疗革命,该体系将首先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试点。研究者指出,以往在新化学药物的研究中,有90%以上的药物因在临床前的实验中对大多数动物或部分人群效果不够理想或有毒性而遭淘汰,最终未能进入临床应用,而这些药对另一些人群很可能非常有效但却被忽略。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也发现,同样的药物只对部分病人有疗效,对其他人不但不灵,还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造成药物疗效差异的重要原因是药物遗传的多态性和隔离缺陷的存在。每个人遗传背景的差异,使药物进入人体后,代谢转化作用不同。我国疾病基因组研究责任专家陈竺教授在会上说,在这个领域不但存在着个体差异,还存在种族差异,很多致病基因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表达,表明种族间遗传特点不完全一样,因而一些洋药不一定适合中国人。开发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药不但是中国知识产权突破的需要,更是中国人解决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需要。研究者认为,同样的病在不同患者身上反映的症状可能有极大差异,并且相同的药物对他们所起的功效也不完全一致。患同样疾病的人有不同的症状和对相同药物的反应不同,是因为各自遗传特性不一样。而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遗传体系,每个姓氏都有雷同的基因特性。如果研究他们独特的姓氏基因,并“对姓下药”,才可能药到病除。如果在这一理论得以实现,每个人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基因型药品”将变成现实。有关专家预测,将来什么基因型的人可以用什么药,都将能够反映在一张“个人医疗基因卡”上,卡上记录有患者详细的个人基因信息,届时医生根据临床表现结合“基因图”可做出正确诊断,选用有效的药物;还可以预知疾病的发生,提醒病人如何预防疾病。当然,通过姓氏基因研发特效新药不可能一蹴而就,了解几十万种基因中每一个基因的功能,查明其与疾病的关联,确立新的诊断以及治疗方法,至少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以药物遗传学、药物基因组学合作开发新药的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节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与应有的紧迫感

 

  早在1985年,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就来到中国,并与大陆学术界展开姓氏基因的学术研究。此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袁义达等人参与共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之外(如:制作100个大姓的彩色遗传图谱;通过数百万遗传基因数据与姓氏对比,得出遗传基因区域分布和姓氏分布高度一致的结论;并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编订《中华姓氏大辞典》等),后续的研究似乎不再有什么重大成果,其社会影响也大大减少。从遗传学角度来研究姓氏文化已经证明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如何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推动这一领域学科的发展,这是从事姓氏文化研究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九章从姓氏文化看东西方文化差异

 

  第一节欧洲王室世系与中国王室世系的不同历史影响

 

  一、罗马与英法王室世系及其影响

 

  在中国,从黄帝开始的历代王室姓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在西方,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没有王权世袭的传统,而后来的罗马帝国的养子继承制更是与中国古代的世袭帝制大相径庭。能够延续至今的少数欧洲王室——最悠久的欧洲王室姓氏的历史也不过上千年。此外,由于欧洲的长期宗教影响,所以欧洲既不可能出现中国式的“天子”,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巨大。要比较中西方姓氏文化的差异,我们就要对的罗马以来的皇帝继承制来一个简要的回顾。对于后来欧洲王室,我们仅仅以最具有代表性的英法两国为例。为了与我们前面序列的中国不同姓氏王朝对比,在此我们同样用罗马帝国以来的王朝世系与历史大事年表的形式来加以比较。

 

  罗马王政时代(前753—509年)元老院与库里亚(后来的“人民大会”最高权力机构)选举产生

 

  共和时期(前509—前21年)从习惯法到成文法

 

  克拉苏—庞培—凯撒三巨头

 

  东西罗马时期(养子继承制)

 

  屋大维—罗马帝国建立

 

  罗马征服马其顿(公元前171-168

 

  提比略—希腊成为罗马行省前146

 

  卡里古拉—

 

  克劳狄—

 

  尼禄(克劳狄养子)--

 

  加尔巴(西班牙将军68年-69年)--

 

  奥托(又译奥索69年)—

 

  维泰利乌斯(69年—

 

  韦伯乡(69-79年)—

 

  提拉斯(79-81)—

 

  图密善(81-96年—

 

  五贤帝时期:

 

  涅尔瓦(96-98年)—

 

  图拉真(涅尔瓦养子98-117年)--

 

  哈德良(图拉真养子117-138年)--

 

  安敦尼(哈德良养子138-161年)--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年-180年哈德良养子?——哲学皇帝;斯多葛主义者;著名历史哲学著作《哲学的沉思》作者)—

 

  后帝国时代:

 

  康茂德(180-192年)—

 

  帕蒂纳克斯(193年)—166年大秦王派使者到中国

 

  朱利安鲁斯(近卫军皇帝拍卖所得者193年)—

 

  奈哲尔(叙利亚总督自立为帝)—1-2世纪《圣经新约》陆续完成

 

  塞维劳王朝—------

 

  塞维劳(193-211年)

 

  共治皇帝与3世纪军官皇帝危机

 

  阿拉伯的菲利普(244-249年)—

 

  伊利里亚王朝(克劳狄二世268-270年以后——

 

  提

 

  西乌斯—313年《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

 

  高卢斯—

 

  瓦勒良—(波斯的杜穆斯;自立为王)—

 

  克劳狄二世

 

  戴克里先----塞维努二世(四帝共治:东西罗马各有二帝)—

 

  君士但丁王朝:

 

  (君士但丁一世——约维安306-364年

 

  瓦伦提尼王朝(瓦伦提尼一世——尤金尼乌斯394年)

 

  迪奥多西王朝(378-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前的最后一位皇帝,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

 

  西罗马帝国

 

  荷诺里(395-423年)——罗慕洛奥古斯都476年西罗马灭亡

 

  (东罗马帝国————调整顺序与左右帝王世系和历史大事对比的格式)

 

  (阿卡迪乌斯395年——君士但丁十一世-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

 

  狄奥多西王朝—----法兰西加洛林王朝:查理曼(被称为罗马人皇帝)

 

  751年建立教皇国

 

  800年法兰克国王教皇加冕成为“罗马人皇帝”(“奥古斯都”)

 

  919年建立萨克森(德意志)王朝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与天主教

 

  1095年十字军东征

 

  1167年牛津大学建立

 

  1209年剑桥大学建立

 

  1275年马可波罗到中国

 

  1283年莫斯科公国建立

 

  1299奥斯曼帝国创建

 

  1347年爆发“黑死病”

 

  十三世纪欧洲普遍建立手工业者行会

 

  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

 

  1453年东罗马灭亡

 

  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

 

  1509年开始“圈地运动”

 

  同年加尔文开始“宗教改革”

 

  1564年莎士比亚诞生

 

  1609年伽利略发明望远镜

 

  1689年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1772年第一部《百科全书》完成

 

  法国大革命建立第一共和国(1792年

 

  1793年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拿破仑第一帝国(1806年)

 

  普法战争法国战败(1870年)

 

  巴黎公社成立(1871年)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

 

  戴高乐任临时政府首脑(1944年)

 

  二、中西王室社会影响的区别

 

  对比中国与西方的王族姓氏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宗教影响的巨大差异,二是西方缺乏中国式的王位继承制。由于没有很好的王位继承者,哪怕是奥勒留那样盛名的皇帝,但他的继承者仍然难以避免悲剧的下场:尽管他极力培养自己的儿子康茂德,而且最终让他继承了王位,但他却被称为“罗马第一个既不求知又无品味的皇帝”。更加令人反感的是他还是一个暴虐任性的帝王,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谋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康茂德乃是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第一人,他的倒施逆行使他父亲之前的“五贤帝”缔造的太平盛世元气大伤,帝国从此陷入混乱与倒退,不断走向衰亡的道路。

 

  在中国,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臣们就会从皇帝的子孙或家族成员中另选一位贤能者来继承王位,就像昌邑王刘贺被废之后大臣们拥立汉宣帝那样。但由于罗马帝国从来没有世袭制的概念,所以也就不能从奥勒留家族中选出贤能者继位。因此这种制度的缺陷就造成了在中国几乎只是一个朝代的时间可以出现59位皇帝的怪现象(奥古斯都到君士但丁的364年间之内)。正如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避免了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度带来的混乱一样,中国的姓氏王朝制度显示了历史证明的优越性。

 

  此外,西方的宗教力量对西方王室与社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与中国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政治历史有根本的区别

 

  英法王室世系与历史大事

 

  罗马占领(公元前55年开始

 

  法国墨洛温王朝(481-751)

 

  盎格鲁撒克逊与丹麦统治英国

 

  罗马占领(公元前55年开始)

 

  法国在克洛维带领下战胜-----罗马帝国西格里乌斯(468年)

 

  圣奥古斯丁到不列颠(597年)

 

  第一个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建立(681年)

 

  法国查理二世时代《凡尔登条约》法国分裂为西、东、中三国(847年)

 

  北海帝国丹麦克鲁特大帝兼任英格兰国王(1014年)

 

  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1054年)

 

  十字军东征(11世纪末-12世纪初)

 

  宗教裁判所建立(1129年)

 

  英王约翰被迫签订《大宪章》(1215年)

 

  13世纪初牛津、剑桥大学创立

 

  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

 

  发现新大陆(1492年)

 

  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1517年)

 

  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1536年)

 

  莎士比亚诞生(1564年)

 

  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

 

  “五月花号”登陆美国(1620年)

 

  “光荣革命”(1688年)

 

  法国大革命(1789年)

 

  《人权和公民宪章》诞生(1791年)

 

  拿破仑进攻俄国

 

  18-19世纪工业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

 

  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

 

  对比欧洲王室与中国姓氏王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区别:

 

  首先,由于悠久的宗教文化的影响,政教的二元对立使欧洲的王室不可能具有中国历代王朝那样的无上权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王室的权威性也需要教皇的认可)。再加上欧洲国家版图和人口的限制,国王的权威往往也被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同时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由于没有稳定的王位继承制度,所以罗马以来的欧洲帝王在位都非常短暂,因此很难造就中国那样的长期繁荣盛世,反而是带来长期的政治混乱,王室姓氏的影响既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时间,也不可能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地域(包括东南亚邻国)产生如此巨大范围的影响,更不可能产生由王室的优势繁衍出来庞大的姓氏族群(如明代的朱姓膨胀)。

 

  其次,历史学家们公认教会和国家的冲突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早期罗马帝国严厉镇压基督徒,君士但丁皇帝在四世纪初接受基督教之后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当然也有互相利用),反而造成两者更加深刻的矛盾:查士丁尼一世用高压手段对付教会造成冲突的根源,并埋下教会(教皇国)与帝国的纠纷的伏笔。和中国的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一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欧洲尤其是西欧教会和国王并存的两大势力排斥了政治集权的绝对权威,成为近代个人主义的深远渊源。

 

  其三,欧洲的王室与下层的百姓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他们也不能像中国的帝王那样可以通过“赐姓”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姓氏人口,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造就一个数量庞大的王室繁衍下来的血缘家族。尤其是像法王(包括俄国的沙皇)被处死之后,他们的姓氏血脉也就彻底从历史上消失(而中国的偏僻乡村通过家谱的记载现在都还可以发现皇室的后裔)。

 

  其四、欧洲没有王室与圣人那种文化关联,即像汉代以后帝王所封的与帝王平起平坐的孔圣人地位:“宣尼公”(汉平帝封)、“文宣王”(唐玄宗封),而由圣裔繁衍下来的两千多年产生的庞大族群,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皇室,而且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上大大盖过了帝王的风头。在当代,虽然还有英国王室之类的国家象征性权威,但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来说,作为传统道德的象征,中国圣人对社会的普遍影响更是要大于欧洲王室。哪怕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打压和破坏,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悠久传统文化就会迅速的生长。这种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是欧洲根本无法具备的(当代欧洲王室根本无法具备这种力量)。

 

  第二节中西姓氏称谓与文化差异

 

  一、在中国姓氏文化由于有上述的独特优势,将会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欧洲著名王室对于美国的统治集团“暴发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然而在中国5000年悠久姓氏面前,他们只能望洋兴叹。不同民族的姓氏鲜明的反映了各自文化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通过姓名的先后次序以及相关的语言、民俗、宗教、心理等诸多方面对其历史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西姓名排列顺序反映出的文化差异

 

  中华汉民族的姓氏名字与西方姓氏最突出的一个差别首先反映在姓和名的排列先后顺序上:中国人是姓在前而名在后,如张某某、李某某,即首先突出姓氏的群体特征(先群体后个体),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是个人的名字在前而家族的姓氏在后,即突出个人而非群体:比如温斯顿∙丘吉尔,乔治∙布什。但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却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称“丘吉尔首相”、“布什总统”。

 

  其次,中国人由于讲究礼仪注重尊卑有序,所以姓名称谓名目繁多,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诸多规定的:比如《礼记∙曲礼》就记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之妻曰夫人,大夫曰儒,士曰妇人,庶人曰妻”。所以中国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足以让西方人晕头转向。这种尊卑礼仪的讲究在称谓上甚至连带要称官职尊长:比如王部长、赵大爷,但如果这样称呼外国人(尤其是每个人)他就会觉得很不自在。西方人的平等意识导致他们大多喜欢“直呼其名”,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就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文艺复兴时代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的结果,这与我们悠久的“官本位”的传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所以在姓氏方面也就形成这样的传统。长期以来西方翻译中国人的姓名也都是名在前,而将姓放在后面,这就是中西文化非常突出的区别。

 

  其三,中国人讲究“子讳父名”,而西方人没有这种礼仪辈分的讲究,子孙可以和父祖同名:比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儿子也叫同样的名字,只是加一个“小”以示区别。

 

  今天仍然存在的通常可见的一个事实就是:西方人晚辈可以对长辈直呼其名,而在中国就会被视为不礼貌。因为西方有浓厚的宗教传统,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耶稣开始就是对母亲直呼其名,因为这反映了家庭成员的平等关系。通过对中外姓氏文化种种现象与特征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各自文化特征的深入了解,并在文化交往中更好的进行人际交流。同时对于悠久姓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方面影响,在比较文化的角度上我们也会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宗族姓氏文化的域外影响(个案分析)

 

  中国姓氏文化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特征在域外早就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姓氏文化(尤其是家族宗族对地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及其对社会的独特影响更是令到外国人的特别关注和新的思考。这里我们仅以抗战时期一个美国著名杂志对中国的报道略加分析。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刊登了被誉为“世界性事件新闻摄影家”卡尔∙迈当斯拍摄的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组照片(题为“龙泉驿专题”),标题是《中国式小镇:小场镇使中国不可战胜》(仅仅这个题目我们就能看到作者的独特眼光)。这个小镇就是中国内地成都附近著名的龙泉驿。迈当斯认为,龙泉驿是中国力量的一个重要观察窗口和代表:从这个小镇可以看到中国为什么能够在当时艰难的抗战环境下生存下来,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而深厚的宗族制度。作者通过深入的调查认为:由于所有官方统计与地方政府都建立在宗族制度上,这也是政府能够在旧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键(作者还把中国与法国的命运作了令人深思的对比:二战中号称现代化、工业化的法国在德国的入侵中,仅仅6周就沦陷了,而落后的中国面对强大日本的进攻历经4年都没有被打垮。原因就在于军队之外的广大乡村能够自立。)。

 

  基于这种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认识,迈当斯在他的摄影专辑中特地为龙泉驿的六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拍照并作出了卓有见地的说明:“中国家族的基本情况或多或少都有些类似,家里的老人通常象古罗马的凯撒一样有权威。乡绅是受过良好教育或最受尊敬的老人,……在灾难发生时,他们可能会凭借自身的名望,接管原来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区长的权力。”事实上当时龙泉驿的镇长田宪臣就是当地最有影响的田氏家族成员,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小镇:因为田氏家族还有势力更大的人物:田宪臣的长辈田颂尧。他作为四川防区“四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其影响众所周知。因此他的下一辈中的田宪臣甚至还有田亮熙等都出任过龙泉驿的镇长。

 

  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姓氏家族自古及今在历史文化中的影响是超越世界上一切其它民族的,相对于它的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现有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姓氏文化学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出现而突显它的价值。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从未中断的民族,无数智慧先民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不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对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部分的姓氏文化——当代学术界最忽视的领域——我们应该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进行重大的突破。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需要,更是社会大众迫切的需求。然而,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上,与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和独特眼光的外国人相比,我们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于一些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比如对待抗战中的李庄乡绅我们是有历史欠债的),这是我们不能不深刻思考的问题。

 

  下编姓氏社会学

 

  引言:姓氏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社会学是系统研究人类群体与社会行为的学科,包括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社会阶级与社会阶层,人口流动,人际互动以及应用社会学的方方面面。而上述各个方面都与姓氏文化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姓氏文化学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解析姓氏的起源、发展变化及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包括与姓氏家族有关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姓氏社会学则立足于当代主要从姓氏宗亲(及其组织)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它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长期影响,其目的不仅是通过相关研究在学理上提出系统的理论,更是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突显的时代,姓氏宗亲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可以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所忽视的薄弱环节。教育部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郑杭生一级教授生前曾经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贡献,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而且还招收了两名《姓氏社会学》的博士后。可以明显看出,这位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是要在这个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研究。可惜的是他壮志未酬就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今天我们编写这部“姓氏文化学与姓氏社会学”的目的,就是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将这个重要的工作向前推进,并希望我们抛砖引玉的工作能引起学术界更多同仁的关注。我们的这部著作也是对此前中国人民大学这所著名高校的开创性工作相呼应:201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西赣州市南康和谐城等有关单位,依据郑杭生教授身前的遗愿(提出思路并构建了基本框架),与相关方面合作承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首期《姓氏文化研修班》,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我们衷心的希望这个重要的开拓性重要工程也能持续的进行下去,并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学术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一章姓氏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

 

  第一节被忽视的宗亲家族社会群体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姓氏宗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曾经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当代,这个特殊群体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的时代,也就是在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这个群体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任何因素所不能替代的。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姓氏宗亲群体任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种特别的意义,目前能够清楚看到的人虽然并不多,但随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人们对姓氏宗亲文化和宗亲群体的关注也不断增加。

 

  然而,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由于政治思想的原因,主流文化对姓氏宗亲文化一直持负面的评价,姓氏宗亲组织也处于被排斥与打压的境地。一个具有强烈反讽的实事是:我们以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人物、组织恰恰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我们所排斥的一些社会群体却正是有益于社会的。君不见我们在大力呼吁解决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缺乏以及人际感情疏离(甚至不少家庭亲情淡薄)等等。然而,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可以推动这些问题解决的力量却受到排斥:我们的姓氏宗亲组织就是这样的社会群团:从历史上看家庭和家族的力量对于维护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它依然可以发挥这种正能量的影响。如果不是对包括宗亲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打压,我们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不会象今天这样突出,因为许多家庭矛盾与社会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这个特殊群体得到很大的缓解。而实际上尽管政府部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结果却不尽人意,甚至问题越来越多。现在党和政府已经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要重新建立好家规、好家风,要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传统道德。随着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个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忽视的群体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原因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的出现,宗亲群体在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二是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过去被毁坏的宗祠、大院也不断恢复,姓氏宗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

 

  随着时代的进步,从理论上对姓氏宗亲文化进行研究的论著已经在不断增加,但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人却并不多见,成果也依然缺乏。在这种背景下,姓氏社会学的创建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对此,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开山作用,他与聂振强教授开创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姓氏文化研修班”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不能不承认,这种努力还没有产生普遍的社会效应——不仅是学术界更是在社会大众方面。所以我们的许多工作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开拓。由于我们过去对所谓“封建宗法势力”的非理性批判(将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今天我们还必须从理论上重新进行理性的探讨,在实践上作区别的对待。马克思曾经深刻剖析过德国哲学家的精辟理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姓氏社会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二节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作为一个国内外具有影响的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随着对中国问题思考的深入,在晚年他开始了对姓氏文化学的关注(还招收了两名社会姓氏学的博士),并且与聂教授开始进行实践的尝试(开办人大姓氏文化研修班)。虽然因为他的早逝而未能在这个方面取得更加卓有成效的成果,但他的开创的社会学方面的前沿理论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社会学“四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学科本土论。这四个方面的理论对于我们的姓氏社会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运行论是对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认识深化。作者根据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来分析和总结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发展: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这个理论给予我们姓氏文化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的姓氏宗亲不仅在古代发挥了促进和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仍然在继续发挥这种正面的影响,即促进社会由中性社会向良性社会发展(现实已经显示了许多正能量)。而“文革”中社会恶性运行时期对于所谓“封建宗法势力”的摧毁以及“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更从反面证明了姓氏宗亲文化的价值。

 

  社会转型论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社会现象还是社会人员都具有转型的特点。在这个总的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某些风俗如婚嫁等),也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呈现出复杂交叉的过程。这一理论启发我们:传统的文化并不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就必然走向衰亡,那些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文化(包括物质形态遗存)仍然具有它的现代价值。像姓氏文化这样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厚重遗产已经度过了对它最严峻的考验,并且还被年轻一代的接受。尽管在转型时期出现了某些姓氏的新特点,但它对主流的冲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还远远比不上非传统婚姻对传统婚姻的冲击)。由现代中国已经经历的快速而激烈的转型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判断:在未来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社会互构论,按照郑杭生自己的阐述主要有三个理论基点:一是旧式现代化(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的衰落和新型现代化的兴起,社会互构论的奠基是建立在新型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二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间既有深刻裂痕和剧烈冲突,同时也高度依存、互相“型塑”。三是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即要研究社会行动主体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根据这个理论,姓氏文化正是这样:作为一种古老传统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现代社会“剧烈冲突”,同时又“高度依存”,“剧烈冲突”的部分是“三纲五常”等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封建宗法时代文化糟粕,“高度依存”的则是它所体现的超越时空的民族优秀文化道德的部分。这正如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诸多影响一样。正因为如此,“两办”传承发展优秀文化“工程”意见“18条”才强调要“推陈出新”,要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不断“创新”。用这种态度来认识和对待古老的姓氏文化,我们才能够避免极“左”和极“右”的两种偏向:前者是“文革”式的否定一切,后者是不加批判和鉴别的全面复古继承(当代的一些“国学”宣传者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古老的姓氏文化中的传统文化精华与当代中国的“新型现代化”最为适应的,在经济急剧发展而带来的人际关系隔阂日剧的当代,姓氏文化在人与社会两种关系中也会保持一种稳定器的作用。总而言之,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检验之后,在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回归的今天,姓氏文化在“互构共变”的代际关系和“陌生社会”人际关系中将会保持一种特殊的作用。

 

  学科本土论是“从新的视角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历程”,即“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郑先生通过研究社会学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提出了“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道路。“建构本土特色”是要创建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话语体系,在学术创新方面走出中国学派的本土特色(比如费孝通的社会学就是具有世界地位的创新)。。“超越本土特色”则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成果——犹如近代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研究方法创立中国式的美学方法和体系一样。在上述个方面姓氏文化学同样是大有可为的,因为中国的五千年姓氏本身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而我们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没有的。同时借助现代基因遗传学的成果,中国的姓氏文化学完全可以取得一系列的创新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学术领域占据世界的前沿。这是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方面,郑杭生教授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注意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正是这个特点使得这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的理论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而到了他的晚年,郑老也开始注意到了姓氏文化的社会意义,进而在姓氏社会学的探讨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这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当中显得非常突出。在他最后招收的社会学博士中就有两名都是姓氏社会学专业。遗憾的是,由于郑老的突然去世,使得中国这位著名社会学家的努力突然中断,他的一些重要的思考和成果也还来不及问世。但曾经和郑老在这方面有过密切合作的聂振强教授对此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目前还正在继续着郑老的这种重要的理论探索。

 

  在回忆与郑教授合作的时候,聂振强教授曾经深情的说到:我和郑先生相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人大新闻系张隆栋教授、政经系宋涛教授介绍和郑杭生教授相识。一段时间常聚会交流新闻、政经、社会学等方面的教育和学术方面的研究。郑教授为人谦和,儒雅,倍受人尊重,良师益友,故话语也投机。近两年和郑校长接触较多,常以社会学、姓氏文化、郑文化为题,并多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参加姓氏民间组织座谈讨论会,进行“顶层设计”。在他帯领下,使我们逐步认识到面对姓氏文化、姓氏宗亲民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从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学派去分析,将会在姓氏文化学的研究上面取得突破。郑校长提出的“姓氏社会学”是一门前沿科学,应加以研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他为我们举起了一面“中华姓氏文化”的旗帜,开创“姓氏社会学”学科研究领域,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第三节从“姓氏文化研修班”看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力量

 

  一、“姓氏文化研修班”的开办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上层政治结构到下层民间百姓,姓氏宗亲群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今天这种长期被压抑的力量正在不断发挥它越来越大的影响。姓氏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要通过系统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对姓氏宗亲群体的当代作用进行深入的发掘,从而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进步,同时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共同的繁荣进步方面也取得同步的发展。

 

  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时期,姓氏文化的重要性不断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重视。除了国家权威部门的政策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外(国家档案局1984年编修家谱的文件以及文化部2000年的相关文件等),过去对这个领域一直是排斥的高校也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动作,在这方面2016年5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姓氏文化研修班”的开班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这一天,由中国的著名高校首次举办的“姓氏文化研修班”在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举行了开班典礼,至此在全国首次拉开了姓氏文化教育研究进入高等院校的序幕。研修班从教学、研究、传播以及创新文化产业等方面为中华姓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学术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基础。在这方面已故的社会学新领域开创者的名字——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先生也将同他的社会学创新理论一样名垂青史。在生前郑先生不仅已经把姓氏文化纳入了自己社会学研究的视野,而且还招收了两位社会姓氏学的博士。“姓氏文化研修班”正是依据他生前的遗愿举办的。

 

  当时,他和人大培训学院的副院长卜健军、中国农工民主党姓氏研究专家聂振强等共同规划设计“加强姓氏文化研究,传承中华姓氏文化”的课题,并策划了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研修班。在开班仪式上,来自高等院校、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以及农工民主党的有关领导出席,来自北京、江西、绵阳、东莞、诸暨等地的学员共百余人出席参加开班典礼活动。在首次课程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研究员作了“图腾与姓氏”的开课讲解,聂振强教授则对《中华姓氏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作了深入的阐述。

 

  本次培训班我们主办方和从众多承办单位也可以看出它不同凡响的影响:主办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中国南康百家姓和谐城姓氏文化研究会主办,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委姓氏宗亲文化调研组承办、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文中国》栏目协办。开幕式上,培训学院郝中建副书记主持开班典礼,中国南康和谐城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江西省南康市原副市长赵美询,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主任、全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国学教育家黄泰康教授,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文中国》栏目总制片人孙跃,农工党中央联络委姓氏宗亲文化调研组组长聂振强出席并讲话。已故著名社会学教授郑杭生“姓氏社会学”博士后刘振杰(民政部政研中心处长)出席了开学典礼。

 

  本次研修班授课的题目除了王震中的《图腾与姓氏》外,还有其它丰富的内容,分别为:《中华姓氏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聂振强主讲),《传播中国好家风建设中国好家庭》,《中国南康百家姓和谐城(宗祠群落)的创建与发展》等(赵美洵主讲)。

 

  本次姓氏文化研修班开办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不少地方的许多姓氏宗亲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正在策划举办第二次姓氏文化研修班。经过充分的准备并借鉴首次办班的经验,第二次研修班将整合更多的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教授,同时还将编写专门的姓氏文化学与姓氏社会学的专著作为教材。我们相信这个符合时代需要和民众需求的尝试将不断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个开创性的“姓氏文化研修班”的成功举办不仅因为恰逢其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大趋势合拍),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杭生教授的理论依据作为学术支撑,这个理论依据就是他提出的具有社会学研究开创造性的“社会姓氏学”的相关理论。同时他还通过招收相关专业的博士以及与其它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合作,从而才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这样大的反映。

 

  聂振强教授高度评价了郑杭生教授在姓氏社会学方面的贡献:在姓氏社会学方面这位已故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不仅有已经形成论著的理论,而且通过多种实践活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从而在建设姓氏社会学方面有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在他帯领下,使我们逐步认识到面对姓氏文化、姓氏宗亲民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从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学派去分析,郑校长提出的“姓氏社会学”是一门前沿科学,应加以研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他为我们举起了一面“中华姓氏文化”的旗帜,开创“姓氏社会学”学科研究领域,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为此,总结郑杭生教授的相关理论并加以发扬光大是非常必要的。

 

  二、郑杭生先生的实际贡献

 

  一个社会学家除了他的理论贡献之外,他对于参与实际社会问题的行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郑航生教授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而且积极的进行实际社会问题的调研,比如:对深圳的社会问题的调查,对社区经验的总结等等。而他参与策划的中国人大“姓氏文化研修班”更是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启示。

 

  对于郑教授理论引导并亲自参与下举办的姓氏文化研修班的重要意义,聂振强教授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引领姓氏文化研究,开创“姓氏社会学”学科研究领域

 

  郑杭生教授生前十分关心中华姓氏文化的研究和培训工作,他提出了开设“姓氏社会学”、“郑文化”的研究方向,发挥“郑杭生基金会”的作用,做出了“顶层设计”方案。我们多次聆听了他的教诲,感悟到老一辈教育家为党为人民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他过早的离世,使我们深深怀念他。

 

  他曾多次说过:“姓氏宗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己逐步显现出一种社会现象,姓氏文化的社会现象和我研究的社会学有着一定的关系。民主党派开了个好头,对姓氏对姓氏宗亲进行了全国的调研,还上了全国“两会”提案”。要把“姓氏社会学”建立起来,招1、2个博士生(郑教授的这两个博士一个在国家民政部工作,另一个在某高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把聂老师的论文收集一下,参照他的论文去编写教材。由他带头做好这个课题研究,做好姓氏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由我来抓”。

 

  2014年8月2日,郑校长手机短信致函给聂教授:“振强教授好!《社会建设》学术期刊己经国家新闻总局正式批准,由我主编。现阶段以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为主,今年先出两期(双月刊),明年六期。期待尽快进入C刊。你是中华姓氏文化方面的专家和组织者,请你为《社会建设》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文章,题目如《中华姓氏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要赶上创刊号需在八月十五日前交稿,第二期则可以在九月底交稿。另外,明年第一期或第二期请你组一组文章四万字左右,五篇文章,着重可围绕中华姓氏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展示你们的研究成果。另外编委会也请你担任编委。请你大力支持!郑杭生”。

 

  郑教授将中华姓氏文化及姓氏宗亲民间组织发展状况定位于“姓氏社会学”学科领域研究,是十分准确的。中国农工党中央课题组研究曾认为,以“姓氏文化学”为引领设定研究方向,郑教授说,“如称姓氏文化学,要形成学科还要涉及好几个领域,……。当下姓氏宗亲民间组织活很多,机构产生、经费来源及使用、活动内容、社会属性等,都需要结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分析”。

 

  2014年2月22日,河南省郑文化研究院郑朝增、郑城、郑宇才,农工党中央姓氏文化调研组组长聂振强一行4人拜会了郑校长,就中华姓氏文化的发展研究进行规划设计,郑校长提出“中华姓氏文化研究先以郑文化为例,再以聂文化为例”的研究课题计划,对河南省郑文化研究院的发展定位,他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顶层设计”。

 

  2014年11月14日,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大学等举办“2014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上,聂振强在闭幕式代表小组发表“关注姓氏社会组织的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者郑杭生、聂振强)的演讲论文,率先在学术界提出姓氏宗亲组织是社会的“新阶层”,执政部门对姓氏社会组织应不断完善管理和加强服务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正能量的作用。与会专家认为,对“姓氏社会组织”与“治国理政”关系的研究是个好选题,开阔了政党理论学术研究的新视角,是民主党派的调研优势,多位学者表示认同和参与。

 

  第二、通过姓氏文化的研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4年10月22日(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三周内),郑杭生副校长在人大培训学院与农工党中央合办的民主党派培训班结束后,晚上由聂教授和人大培训学院卜健军副院长安排召集了农工党中央、北京市委、全国政协《中国政协》杂志、侨联、北京大学等有关领导、学者的座谈交流,郑校长应邀出席。郑校长对农工党中央“破题”开展姓氏宗文化的研究,并上全国“两全”提案建议,取得开创性的成果,表示赞扬并提出值得总结和推广。

 

  席间,郑校长提出:“要发挥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的作用,由培训学院牵头办个“姓氏文化研修班”,面向姓氏文化爱好者,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和有关专家讲讲中华姓氏文化。我也正在招收姓氏文化专业博士生,形成一个“姓氏社会学”研究、教学、培训的体系,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美德。我们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培训,再让姓氏文化开展好的单位、个人也讲案例,还可以编辑出系列丛书,这是件好事,一定要做好”。

 

  郑校长表示,同意担任总指导,教学部由卜健军、聂振强牵头组成。并让聂教授执笔撰写关于姓氏文化研修班的方案报告。10月28日聂振强教授将方案报告发给郑校长审阅之后,即报给培训学院卜健军副院长。不幸的是,在姓氏社会学创建的关键时刻,2014年的11月9日郑航生教授却突然离开了人世……

 

  郑杭生先生过早的离世成为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姓氏社会学的重大损失!他提出的很多工作还设有完成,计划还没有成为现实。他的生前好友和一些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要传承郑杭生先生开创“姓氏社会学”研究学科、在人大召开“姓氏文化研修班”、办好基金会的遗愿。表示出人出力,编教材,组织师资,招收学员,配合人民大学做好这项工作。事后“姓氏文化研修班”如愿举办,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证明了郑航生教授的远见卓识。

 

  第三、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认识姓氏文化、姓氏宗亲组织的作用:

 

  在郑校长的亲自指导下,他和聂振强教授完成了“关注姓氏社会组织的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文,2014年11月14日,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大学等举办“2014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上,由聂振强宣读了论文,率先在学术界提出姓氏宗亲组织成为“社会新阶层”,“是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执政部门应完善“管理和服务”,阐释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正能量的作用。与会专家认为,对“姓氏社会组织”与“治国理政”关系的研究是个好选题,开阔了政党理论学术研究的新视角,是民主党派的调研优势,多位学者表示认同和参与。

 

  郑教授在姓氏社会学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引起了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这些理论不仅有重要的突破性贡献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就业困难、经济转型(阵痛依旧)、环境破坏、社会和谐等等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有的还有加剧之势,而所有这些问题姓氏宗亲群体(尤其是其中的“新阶层”)都可以在其中起到正能量的作用,其中某些作用是任何别的因素不能解决——或者说至少是不能有那样好的效果。这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了(我们在其它章节中——比如“范家大院”的分析案例中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同时,国家民政部对中国农工民主党关于《姓氏宗亲组织作用提案》的回复也肯定了这一点)。

 

  但我们在象牙之塔里专事学问的许多专家学者却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的还对此抱有各种成见,好像觉得这不是正经八百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人则担心会不会触犯某些禁区而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影响。行文至此突然想到哥德尔在美国签证的经历:当哥德尔说到当时纳粹德国的疯狂等社会问题的时候,签证官说:我们美国绝对不会发生纳粹那样的独裁专制的社会问题,但哥德尔马上回答说:那可不一定,我同样可以证明,在美国一样的可以发生同样的事情。说完他拿起笔就有开始论证。签证官顿时吓坏了,立马给他签证过关。其实签证官不用那么紧张,即使哥德尔在理论上“证明”了“美国同样会发生德国那样的事情”,但事实上实践却更加证明了哥德尔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如果一种理论本身是符合真理的,那么无论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它的发生和发展,即使它在某些时期被压抑,但最终还是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认可。更何况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姓氏宗亲文化在历史上的确与“封建宗法势力”一起发生过负面影响(正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糟粕一样——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更多正面价值),但它今天依然在发挥着正面的作用,这一实事更是雄辩的证明了它的合理因素。正如我们权威部门提出的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总体原则那样,只要我们善于取舍就不会产生许多人担忧的那些问题。否则,如果我们倒掉脏水的时候竟然连婴儿也一起倒掉,那我们不仅愧对先祖,而且是愚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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