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 9:00—22:00

期刊论文网 > 社会科学论文 > 宗教论文 > 宗教外交论文 宗教外交中的中国图像与海丝战略--以福建民间信仰与东南亚国家

宗教外交论文 宗教外交中的中国图像与海丝战略--以福建民间信仰与东南亚国家

2019-01-02 15:59:13来源:组稿人论文网作者:婷婷

  摘要:宗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互相交织的形态沿着“海丝”之路向各国传播。站在国际文化战略高度,宗教领域的民间外交可视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挖掘宗教的人文内涵是十分可行的。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和侨缘优势。其规模和影响远超正统宗教的民间信俗在走向东南亚的历史播衍中,已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性或学术性问题,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担负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形象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东南亚也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一方面,同根同源的民间信仰成为海外华族与祖籍国精神文化互动的源头;另一方面,福建民间信仰也渗入居住国民众生活,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知恩图报、崇德敬贤;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的中国文化图景。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推广格局中,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通过民间信俗渠道“走出去”,将民间信仰纳入对外传播影响力与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框架中,纳入公共外交新生态的良性培育体系内,是极具前瞻意义的。

  关键词:民间信仰;福建;东南亚;海丝战略;文化“走出去”;

  民间宗教虽在世界三大宗教之外,但在全球却有超过4亿的信仰者。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ch Center)2012年发布的全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据分析,亚太地区民间宗教信徒最多,占世界民间宗教信徒的90%,而全球超73%的民间宗教信徒分布在中国。中国大陆的民间宗教信徒在总人口比重中达21.9%,超过2.9亿,如果加上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全球华人民间宗教信仰者占全球比例在80%以上。

  如果仔细考察世界上的民间宗教信仰留存情况,我们会发现,有的民间宗教信仰现今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而作为一种记忆性的存在,如美国印第安人、澳洲毛利人的“原始土著信仰”;有的民间宗教信仰被其他外来宗教所吞噬而几近殆亡,如非洲地区的民间信仰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摧毁性的冲击。而唯有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仍然保留着鲜活的生命力,在几千年的历史颠沛中不曾泯灭,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祭典仪式。在民国时期,受西方宗教观念的影响,民间信仰徘徊于边缘地位;在文革时期,民间信仰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中国民间信仰仿佛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规律:愈是乱世愈受打压,越是盛世越是昌荣。因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宗教政策的宽松便使它迎来了蓬勃的春天。如今民间宗教信仰依然是中国信仰人数最多、最具民众基础的宗教形态,“据部分地方调研估计,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民间信仰,无论在信众人数、庙宇数量上,还是在崇拜活动的频率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五大传统宗教。”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已逐步得到了确认,众多专家学者从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研究,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中国民间信仰成为中国宗教学界涉及面最广、争议也最多的探讨主题。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中,民间信仰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它开始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内涵,在推动“文化走出去”,实现公共外交等方面呈现出极大的潜在力量。而当“海丝”东风吹拂到闽地,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具有面向东南亚的重要区位优势和侨缘优势,其民间信仰又一马当先地在某种意义上悄然担负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图像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

  一、福建的民间信仰根基

  最早使用“民间信仰”这一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它与华人学者杨庆堃的“制度型”宗教(insitutional religion)与“分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观念相契合,成为与正统宗教的分水岭,这一界定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被中国民俗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借鉴使用。虽然间或还有“民间宗教”、“民间崇拜”、“民俗宗教”等称谓,但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多以“民间信仰”(popular beliefs)来指称,2000年后中国民族宗教事务所也开始启用“民间信仰”来指代。

  姊崎正治这位日本民俗学家最早是将此概念用于描述台湾汉人土俗宗教,台湾与福建仅隔浅浅一弯海峡,二者在民间信仰方面有着极为紧密的亲缘关系,此间只有源流之分,几可视为一体。福建在民间宫庙的总体分布态势上,沿海多于山区,由于独特的地缘位置,其民间信仰频频向海外传播,它在意涵上本身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概念特征,亦突出体现了西方人类学界对于“chinese folk/popular religion”(华人民间宗教)的界定。

  早在远古时代,福建便有信仰巫术和崇拜图腾的传统,“信鬼神,重淫祀”的社会习俗一直保留着相当鲜活的生命力。因而,福建的民间信仰习俗在中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古谓“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而今福建在当代中国亦是民间信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到处宫庙林立,几乎是“无庙不成村”。有学者估算“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的宫庙,在数量上是制度化宗教的10倍左右。”当代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的信众,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五大宗教”信徒的总和。在福建,民间化的佛、道信徒远多于纯粹的佛、道信徒,亦即佛、道信仰虽然是我国的主要宗教形式,但众多信徒虽挂以佛教、道教之名,实则却是以民间信仰形式来进行宗教活动。

  如在闽地,不少道教宫庙里往往陪祀着不少民间神灵,道观里的三清神少人拜祭,而陪祀在侧的妈祖、关帝爷、临水夫人、保生大帝等民间神灵却香火鼎盛,成为道观的主要香火来源。并且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闽南地区,虽相当多的民众笃实信仰佛教,但是他们抱着“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朴素理念,佛寺斋日法事场场必去,道馆宫庙游神斋醮庆典也往往一次不落。当被告知要成为佛教徒的首要仪程是“皈依”,而“皈依”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不能再对除佛与菩萨之外的神明顶礼跪拜时,他们顿时面有难色。虽然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佛教徒,他们也知晓佛祖的地位远高于深街小巷窄窄宫庙里供奉的王爷、将军,但是在他们的意识里,“求神拜佛”这种民间信仰固有的思维模式已根植入心,只能拜佛,却不能拜关帝圣君、不能拜妈祖、不能拜土地公,这于他们而言实难接受。因而,“泛宗教化”是闽地民众信仰的一个典型特征。

  并且,由于福建毗邻东南亚,早在唐初便有福建人移居到菲律宾等国。宋元时期,移民到东南亚各国的闽人开始逐渐增多,19世纪后还形成了华侨出国的高潮。因而如今祖籍福建的华侨华人约870多万人,占全国华侨华人的三分之一,而其中90%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地区。宗教的传播以地缘、亲缘和族群为主要路径,东南亚华人的移民历史迁延便与源于祖籍的民间信仰的消长盛衰息息相关。华人移民乘槎浮海、远涉重洋,为了生存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这一切都风险难测,因此,来自闽地故土的神灵护佑成为他们最大的精神寄望。此时的“民间信仰”不同于“民间宗教”,“民间宗教”意涵更接近于有典籍、有组织而不为官方承认的秘密教派,如摩尼教、白莲教、闻香教、黄天教、三一教等,终归是沾染了忤逆政权的政治气息而潜伏下和谐的隐患。而源于闽地并被“分灵”前往异域的民间信仰则较为单纯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身份表征,无论是鬼神崇拜,还是祖先祭祀;无论是地域性的庙祭,还是宗族性的祖祭,彼此交叉相融,以承传千年的祭典仪轨凸显出中华文明映照下的世界观、宇宙观。

  海外对华族的宗教信仰认定一直较为含糊,如新加坡对中国宗教的界定是信奉老子或孔子哲学、施行祖先祭拜或其他中国神祗的膜拜,马来西亚等国也有基本类似的界定。其实海外对中国宗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关于中国式宗教的很多定义偏向于指向“民间信仰”的范畴。在海外人士的眼中,宗教文化,包括民间信仰都被当成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即使儒学也类似于宗教(即所谓的儒教)。无论是道教,还是汉化了的佛教,都是中国哲学体系中的老子与孔子的代表,承载着中华文明因子,而非单纯的宗教性体系。因而,宗教文化在海外政府当局以及海外民众心里都是华人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主要形式,甚至现今海外华裔自身也无法清晰地将儒、道、佛与民间信仰加以区分,它已成为囫囵的一个整体,一个无法分割的文化综合体。

  于是,在“逢庙必拜、遇神烧香”的民间信仰行为范式中,体现的是儒、释、道与民间信仰水乳般的交融。在民间信仰者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里,宗教并非界限分明、凌然不可侵犯。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刺桐港是举世闻名的的东方第一大港。当时各国商贾往来,出现了一片“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在福建泉州的津淮街上,代表民间信仰的关圣帝君庙宇紧挨着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而继续往前走,左手边是儒家的孔庙,左手边便是佛教圣地承天寺。儒、释、道、民间信仰、伊斯兰教等兼存不悖,正因为这种天然的多元兼容的文化特性,福建在接纳外来文化方面,一直显得宽容大度、海纳百川。因为宗教的相容,所以文化可以并存,因为文化可以对语,所以经济便得以繁荣,更因为经济的互通,国家间便更加和谐、互利地友好往来。从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看,政治经济因素和宗教因子的确具有相关性。民间信仰也许仅是极为微小的一个版块,但在历史的风云际会里,恰因其小,却成其大。

  二、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性特质

  东南亚位于大洋洲、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四者之间的“十字路口”,这种独特的区域位置使之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中都显示出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21世纪海丝规划中,东南亚是域外第一站,也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重心之一,关系着中国南方门户的安全,被称为“中国的后院”,不少学者谓言:“如果说周边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重点,那么,东南亚就是重中之重。”

  东南亚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佛教信徒、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亚洲唯一的基督教国家,素来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是当今世界上宗教种类最多、宗教关系最错综复杂的区域板块。东南亚诸国对不同宗教的侧重点不同,但总体上都对宗教信仰十分倚重,政府当局在经济、教育等方面可能施行较严厉的限制政策,在宗教信仰上却显得相当宽松而开明。例如曾强烈禁止华文、对华人实行严酷同化政策的印尼苏哈政府,便将宗教信仰列为建国五项原则的第一条,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信仰一种宗教。印尼在1969年宣布承认六大宗教的存在,除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之外,佛教、孔教和华人民俗信仰都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当时,华人社团的管制严格,很多社团常被当局解散或禁止,但宗教团体的活动却允许存在。因而,妈祖、关帝等华族信仰及祭祀祖先的宗亲会都因“宗教信仰”的身份得以保存。在泰国,注册为宫庙之类的宗教性团体也往往能借此免去繁琐拖沓的政治审查手续。如上世纪70年代曾有华人在泰国组织了一个“万莱互助会”,注册问题拖了十几年仍未获批准,后改为“万莱老君庙”便顺利注册成功。

  虽然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是可以从学理上加以区分的两个范畴,“但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切入到东南亚的华人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则这种区别基本上可以忽略。”9因而,在东南亚国家,民间信仰成为了华人的传统文化承传保留的一种优势途径。民间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被认为是最固守传统文化的精神堡垒,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中深深烙印着中华传统文化因子,无论是典祭仪轨还是观念取向,都包蕴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意味,华人民间信仰中蕴涵有丰富的“中华性”是学界的普遍共识。相对于各国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波三折、步步维艰;相对于现今孔子学院发展的喜忧参半、非议频乃,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因其在东南亚国家的有利法理基础,在延续、承传中华文明上彰显出不可取代的价值与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反对“去中国化”,就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华人总数约2000万人,据统计,至2011年,东南亚华侨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80%。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支撑力量。华族的传统民间信仰包涵着中华伦理道德文化精髓,又有着民本、民俗、民生的坚实性民众基础和生命力,在推广中华文化传播、留存中华习俗、凝聚华人族群、开展华文教育,乃及促进海外回传反哺等传播途径上都具有极大的潜力。

  此外,宗教信仰问题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色,东南亚各国普遍认同宗教因素有利于种族和睦、社会安定,宗教力量也经常会影响到政府决策。有专家曾指出:“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宗教发展史。”从宗教信仰角度入手,将有助于对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亦有助于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加清晰的战略谋划。近10余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成效显著,但是在文化方面却缺乏深度合作。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丝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虽与我国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但是要营造双边合作、互利共赢的睦邻、安邻新格局,还需要走通民心,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信。而宗教信仰便是东南亚民众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某种意义上,民族文化取向与宗教价值取向往往汇聚重叠,以民间信仰为助推力与粘合剂,亦有助于形成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并进而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特殊作用。

  三、海丝战略中的民间信仰价值

  千百年来在熙熙攘攘的丝绸之路上,不乏取经人和传教士的身影,宗教一直都是文化交流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宗教文化也是我国文化“走出去”不可忽略的一个版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大和尚在“21世纪海丝佛教·福建论坛”主旨演讲上便曾提出:“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的确,宗教文化与中华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以互相交织的形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亚、中亚和南亚各国传播。宗教力量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方面具有先天的独特优势。并且在“丝路”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少有帝国把向外传播宗教作为畅通丝绸之路的重要使命,对于各种宗教的来来往往,各政权基本上都显示出一种顺其自然的平和心态。”于是,基于这种平和的天然本性,宗教信仰在丝绸之路上往往以包容的正能量形象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了化解各方面矛盾的“文化挡板”作用,它不仅缓冲了族群内部矛盾,也,起到缓冲区域冲突和文化隔阂的功能。“通过宗教交流寻求心灵沟通是‘民心相通’的核心内容,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交流为我们今天用宗教去通民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而,站在国际文化战略的高度,宗教领域的民间外交可以视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挖掘宗教的人文内涵是十分可行的。

  民间信仰与正统宗教相比,属于无明确经典教义、无严密组织系统的“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但其观念和仪式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种,已经与基层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无法分离,甚至它在社会中的功能要大于“制度性宗教”(insitutional religion)。作为与“体系内宗教”相区别的“自发型”宗教信仰,它是在民族文化嬗变、进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信仰模式,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不曾被淹没,也无法被连根拔除,其顽强的生命力便来源于深厚的民本性特征。并且,作为根植于民间的一种精神形态,“即便它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未必一致或相去甚远,在现实中通常也并不会和地方政府形成尖锐的对抗。”它携裹的和谐因子和非对抗性从某种层面上十分吻合丝绸之路的多元兼容、交流互鉴的个性特征。

  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福建比邻而居,福建地区的宗教文化有一个特色,就是民间信仰力量庞大,民间信俗源远流长,神灵多达千余种,是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南亚的中华移民以闽籍居多,早年移民到东南亚的闽人将携带故士神祗同行,在海外建庙奉祀,成为他们在异域开拓拼搏的精神支柱,并赋予他们比正统宗教还要坚韧无比的力量。岁月流转,族裔更迭,这些宗族性浓厚,以祖先崇拜和圣贤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俗一方面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华文化的标识和象征,另一方面也秉承了“丝路”文明互鉴、交流互通的精神理念,实现了与异域他乡的文化互动、互融的历史使命。

  首先,不少闽地民间信仰在东南亚诸国扎根之后,便不再局囿于地缘性信仰的范畴,而是与各国文化互相融合,有了更宽广的世界性胸襟。如泰国普吉主祀清水祖师的福元宫,到庙祭祷的不只是华人,还有不少当地人;菲律宾马尼拉大千寺举行庆祝广泽尊王大典,当时菲律宾副总统在内的达官贵人均送花篮以示祝贺。菲律宾描东岸市(Bstangas)妈祖庙内的天上圣母的装扮全然是天主教服饰,当地人相信,天上圣母的原型是天主教内一名叫Birgen Kaysasay的女神,而华人亦把这位天主教女神认定为妈祖的化身,建立起中国式的庙宇,进行供奉。151954年,菲律宾天主教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地为妈祖“加冠”;新加坡的天福宫,又称妈祖宫,融历史、地理、民俗、文化、教育、古建筑、雕刻、美术等方面的文化于一体,是巍峨壮观的宗教文化殿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殿堂,200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亚太文化遗产奖,成为国际重点文化遗产,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第一次获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项。

  其次,民间信仰已经不仅仅是华族民俗、习俗的单纯性体现,更不能以迷信、巫术的偏见视之,它与丝路沿线诸国的文化互动已经具有政治经济意涵。如“海丝”的代表人物郑和,他受到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当地人民当做神明加以奉祀。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吉隆坡;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泰国的曼谷、大城;印尼的爪哇岛、答腊岛;柬埔寨、文莱等都建有“三宝公庙”、“三保公庙”,以及三宝塔、三宝禅寺等。郑和信仰已成为成为民间信仰的一种,在东南亚诸国不少宫庙中,郑和的塑像往往与民间神灵妈祖、福德正神等并立。2015年是纪念郑和下西洋610周年,印尼当局为契合政府“全球海洋支点”的战略构想,便精心打造了“郑和旅游路线”,这一路线涉及巴淡、巨港、邦加、雅加达、三宝垄、泗水、巴厘岛等9个保留着郑和船队文化遗迹和中国民俗的地方。

  很显然,中国的民间信仰参与了居住国人文环境的创设,在文化交流的通道上,它不是被改造、被消弭,丧失文化特性,相反,它根据自身适时而变、与时俱进的灵活特性,吸收了居住国人文环境中的优势文化。它不仅完成了华人族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识任务,也完成了华人与居住国社会文化的交融与适应,在宗教礼俗上融合甚至影响了居住国的文化习俗。在它身上,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深层密码,又在政治社会的变迁和驱动下仍能保留住稳定的仪轨范式、道德观念以及文化精神本体,保证了自己的文化个性。这无异于一个奇迹。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海外华人基于原乡的地缘和血缘认同,已经转化为对居住国的认同,宫庙的血缘和地缘属性遭到很大的削弱,宗教性则得到张扬。”16这种现象是令人喜忧参半的。一方面由于宗教性的增强,在东南亚重视信仰的国家,族群敏感身份的政治困扰降低了,其宫庙活动的对外交流自由度更加扩大,近年来海外华人的民间信仰出现了不少跨地区结盟和交往的现象,如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在保生大帝的信仰纽带上频繁往来,形成了跨地区的信仰网络。但是,另一方面地缘和血缘身份的减弱,也是华人华族性丧失的先兆。如何立足于“海丝”战略高度,利用地缘宗教形势,运筹宗教资源优势,促使民间信仰这一极具民众传播力量的文化模式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走进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实现中华文化的“入脑入心”,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四、宗教文化互动中的中国图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去传递;中华文化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华民族血液里融汇的“和”文化需要我们去阐发,只有将一个真实、和谐、发展的中国图像呈现在世界面前,才能够化解矛盾和消除疑虑,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推广格局中,民间信仰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将零散、自发的民间信俗锻造成富有文化内涵和悠久传统的宗教文化,使其成为民间的大使,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通过信俗民众的渠道“走出去”,进而推进中国的民间外交,将形成新时期公共外交新生态的有益助力。

  民间信俗文化本身糅杂了儒、释、道文化,它强调尊祖敬宗、传承祖德,将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相结合,而祭祀祖先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涵,体现出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核心特色。也正因如此,东南亚各国不少华人根据血缘、宗亲、地缘组成宗亲侨团,与祖籍地来往密切,交流热络。因为信俗文化的凝聚作用,他们牢记移民先祖筚路蓝缕,拓荒垦殖的艰辛不易,将中华传统中敦孝悌、睦亲邻、明礼让,尚节俭等文化特质播迁海外。民俗信仰中虽带有宗教色彩,但主要内容多以匡扶正义、赏善罚恶等道德观为主旨,祭祀活动也是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文化中和谐、稳定的美好愿景。而民间信俗弥漫性的信仰传播特征,在东南亚更是笼聚了大量的普通民众,真可谓:“东南亚的每一座华人宫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和露天舞台”。规模和影响远超正统宗教的福建民间信俗在走向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播衍中,正以其根深蒂固、牢不可撼的信仰特质深刻影响着海外民众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并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知恩图报、崇德敬贤;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图景。

  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的中华民族思维图像

  首先,民间信仰的多元兼容特性古已有之,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形成互相融通、长期并存格局的文化特性:如中国佛教本身就是外来宗教和本土文化的互相融合;道教孕育于本土,但吸收了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兼摄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而儒家在崇尚修身立德的同时,又与佛家禅宗的明心见性、道家的养心积善等相契合。

  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信仰本来以《敕封天上圣母宝卷》、《天上圣母经》等道家经典为主,但是在福建莆田湄州湾的妈祖祖庭,便掺杂念诵佛教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白衣大士神咒》、《普门品》等佛门经典。此外,又如福建泉州通淮庙是闽台各地关帝信仰的祖庙,每年进香客达100多万人次。泉州民众年末祭祀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家家户户都要到关帝庙前上香献供。里面现存签诗100签,每签都是一首七绝诗文,这类民间信仰宫庙里的签诗,在劝善戒恶里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虽然是以佛、道观点为表现形式,但是签诗的制造者多为民间儒学之士,渗入了儒家学理的精髓。如第七十六签中“东波解”:“所谋未善,何必祷神,当决于理,改过自新,但能孝悌敬君事亲,和气生福,家道回春。” 这一签诗非常明显地指出只要守孝悌、事君亲、多改过、生和气,便能“家道回春”。因而,万事“当决于理”,而不必“祷神”。这种“理高于神”的现世观念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中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虽然这类民间信仰签诗以民间神灵的旨意为依附,但对于神佛的“天命”却并非以“迷信”的态度来揣度,而是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不着痕迹地糅合在一起,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宽宏博大而微妙精深的价值观。

  可以说,民间信仰虽没有高深的理论体系,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但它从另一层面较为彻底地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合融,如张新摩教授所言:“真正形象地、彻底地表明了儒、道、释三家殊途同归的历史走向,造成了三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合流。”

栏目分类